手机上显示一陌生来电。哪位?我按键接听。
“大哥,我是万全。”
“万全?”我迅速调动大脑记忆库,想起认识的人中共有3个叫“万全”的,到底是哪一个呢?
手机那边感觉到我的迟疑,立刻补充说,“大哥,我是锁住啊,你忘了?”
“啊,是锁住啊,怎会忘呢?”
锁住是我们村一户人家的儿子,比我小几岁。按年龄说他并不是我的玩伴儿,我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这个独特而有来历的名字:“锁住”。
当年村里一对夫妇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干脆起名“开锁”,其后就叫“小二”、“小三”……这样一来,十年间接二连三一直生到“小六”,六个孩子竟都是带把儿的,盼闺女的愿望一再落空。
令人叫绝的是,另一户人家头胎也叫“开锁”,生到第三胎一看还是儿子,急中生智起了名字叫“锁住”,果然其后一连生了三个闺女,“锁住”这个名字没白起,立了大功,家人皆大欢喜。“锁住”一时也成了村里的“名人”。大人孩子都知道这个名字。
锁住找到我,是念我是村里小有名气的文化人,让我给他刚出生的外孙起名字。
我为难了,现在给孩子起名字可不是闹着玩的。如今孩子的名字不仅要响亮、大气、有文采,更主要的是要符合数理关系、昭示好运和前程。据说,成龙前前后后改了十几次名字,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有的许多岁数了,还要改名字,若不是改起来有许多程序上和生活中的矛盾和麻烦,很多人都会毅然决然地去改名字了。
现在,起名字几乎成了一种职业,择时辰、看阴阳宅的先生也多了份业务内容:给人或企业或门店起名字,甚至出现了起名专家,看起来业务着实不错。
为了完成锁住的托付,我冥思苦想,使出了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反复琢磨,仍觉得不理想。但在这过程中,让我想起了一些有关“名字”的趣事来,不由忍俊不禁或是嗟叹不已。
远房的小表弟出生后还没来得及起名,独自在炕上玩耍时碰到了放在炕头的煤油灯,整张脸和头皮都烧坏了,耳朵也烧掉了半边,好歹保住了一条命,父母顺势起了个名字“灯燎儿”,听起来与看到整张严重毁容的脸一样让人恐怖和心酸。
村头亲哥俩的儿子几乎同时降生,一个起名“包子”,一个起名“果子”。这两个名字在忍饥挨饿的年代,大概寄托了家人们太多的念头。只是年龄尚小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两个名字不太好。在那个年代,见了“包子”、“果子”谁不馋呀?还能留得住吗?真可悲的是两个孩子刚满周岁就一起得病毒性脑炎双双夭折了。
“灯撩儿”、“包子”、“果子”,类似这些在今天听起来啼笑皆非的名字,在从前却极为常见。毕竟,人是时代的产物,名字自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建国初期,提倡多生孩子。这本是好事,但从来物以稀为贵,孩子多了,自然不金贵,连起名字这样的大事都是马马虎虎。大多数孩子只能到上学的年龄才会由有点文化的人或是老师起上一个大名,一出生时多由长辈胡乱起个乳名,许多的孩子图个好养活就干脆叫“狗剩”、“猫蛋”、“铁蛋”、“大头”、“二头”……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六斤”、“七斤”如出一辙,邻村也有一个孩子叫“十斤”,只不过并不是出生时的分量,而因为他是父母用十斤全国通用粮票从人家抱养过来的。后来还有的孩子叫“六千”、“八千”,甚至“一万”的,大概是为了纪念计划生育罚款的数字吧。
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兴起,许多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为“援朝”、“跃进”、“卫国”等等。到了文革时期,“向东”、“向彪”、“向红”、“大庆”……等名字则风靡一时。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发展经济的热情高涨,开始崇尚简约和快节奏,一些单名因此流行开来,“伟”、“丽”、“勇”、“萍”等字眼前被加之以各种姓氏,造成了很多重复。一个学校里曾经有5个叫“李丽”的,加上其它姓氏的“丽”,不下十几个。还曾经出现过一个班里就有两个“李丽”的事,老师和学生只好称她们“大李丽”、“小李丽”以示区分。
到近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家长的文化素质自然提升了很多,加之实行计划生育,家家户户都只有一两个孩子。有的家长为独出心裁,也为了避免重名,选择一些生僻字来给孩子起名,有的竟闹出笑话来。朱姓一家为孩子起名“朱喆”,字面双吉,通“哲”,取意智慧,名字应该很好。偏偏上小学时老师第一次点名,念成了朱吉吉,从此,“吉吉”、“吉吉”地叫成了外号,让人与“小鸡鸡”联系起来,在家长不得已给其改了名字后,很长时间内仍被同伴们依此取笑,弄得孩子非常苦恼。
3
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家兄妹三人,哥俩都喜欢吃稠粥,但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有限啊。哥哥盛饭时拼命从锅底捞玉米渣,家里斥责他,别“捞渣”了,一来二去,每顿饭都说,“捞渣”竟然成了哥哥的名字。
轮到弟弟了,抱怨哥哥捞过的粥太稀了,一边喝一边抱怨,“这精稀的,咋喝呀!”遂得名“精稀”。
小妹因为年龄小,也不怎么干重体力活,吃饭便不挑,哥俩稀的稠的盛过了,恰好剩下不稀不稠的,留给妹妹吃。妹妹一句也不抱怨,还时常高兴地说,我就喜欢吃这样的“匀溜粥”。时间一长,妹妹便得了外号“匀溜”。
岁月流转,兄妹三人如今一晃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论人生成就,本来“捞渣”混得最好,熬到副镇长,前年却因贪污粮食直补款挨了处分。“精稀”人老实,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部维持生计,原来还有点赚头,自从村里盛行网购后,生意便日落西山,离关门差不多了,又没别的来钱的地方,日子过得还真是有点“拉稀”。唯有那个“匀溜”小妹,嫁了个中医,中医看心脑血管病有两下子,四面八方前来问诊的病人络绎不绝,小妹的日子因此殷实得很。
我由此愈发困惑,这貌似随意平常的名字之中,莫非真的藏有玄机?真能在冥冥之中昭示人的性格命运?
仅是当年的一锅稀饭,“捞渣”不顾他人,太贪婪;“精稀”太窝囊,一点也不懂得争取;只有笑盈盈的“匀溜”小妹才不偏不倚,容易满足,心态好,反而得到的更多……
小时候的同伴中,有两个人让我记忆深刻。一个叫“虎仔”,一个是“仙儿”,说起他们俩来至今让人唏嘘不已。
虎仔人如其名,虎头虎脑,壮实得很,长得比我们要大上一圈,一双大手小蒲扇一般,摔跤打架独占上风。一次,我们几个伙伴上山拾柴,我与另外几个孩子闹了矛盾,三、四个孩子结起伙来要打我。虎仔护住我,让我站进他的柴篓里,并用耙竿在柴篓周围划了一个大大的圈,对他人吼道:“谁敢进这个圈,碰了我的柴篓我绝不轻饶”。俨然孙猴子保护师傅一般,吓得那几个孩子立马蔫了下来。
“仙儿”这个名字起得更让人回味。在我们的伙伴群里,“仙儿”最小,但最有范儿,好事、坏事都是他的主意,我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跑。一次,他拿来个小电动汽车玩具在我们面前显摆,小汽车虽然是旧的,但装上电池打开开关,呜呜地跑,让整天玩惯了泥巴的我们羡慕得不得了。当我们问他从哪里弄来的时候,他一脸的神秘,说是他爸从关外带来的,有飞机、火车、大炮……整整一麻袋呢,都藏在他家的厢房里。我们信了他的话,因为他爸是生产队里赶大车的车把式,经常赶着大车外出,或许真到过关外弄来了宝贝。为了能玩到更多的玩具,我们追他追得更紧了,有时甚至把仅有的一点好吃的送给他。只是他家的厢房总上着锁,除了小汽车外我们再没看到别的玩具。
有一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粉碎“四人帮”后,一天,仙儿神神秘秘地问我们,你们看过刘伯温的《推背图》吗?我看了,我知道下一个大人物姓什么。(其实他说的《推背图》是唐朝袁天罡、李淳风写的,与刘伯温无关)说这话时,我们不以为意,直到过了几年,真有一位大人物的姓氏和此对应了,我才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只不过,再找“仙儿”求证却没了办法。八二年他去了东北下煤窑,一次事故中永远埋在了地下,家人也只是拿回了几件破衣服和少得可怜的一点补偿金。
那年,县商贸城西侧土地房产开发,开发商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年轻老板,小区命名为“千玺广场”。广告铺天盖地,风靡整个县城。
许多人都说,小区名大气、上档次,又和迁西谐音,非常难得。而一朋友却持相反意见,问及,他说:“第一,若论谐音,千玺不好。千玺,勉强谐音了“迁西”县名,实际上却更谐“迁徒”,迁也动,徒也动,动荡不安!第二,千玺字面意义更不妥,天下一玺而一统安定,千玺怎会安宁?纷争不断!”
听了他的话,我深以为有一定道理。而最初朋友让人将观点传给开发商老板时,老板却轻蔑地笑了。只是后来,千玺广场在建设过程中一直矛盾重重、纷争不断,建成开业后,也是打打闹闹、官司缠身,广场内店铺生意也不太好……老板才断然将千玺广场改成了宝升昌广场。
名字好坏,真的关乎事业和人生?
我想起历史上的有些皇族和达官显贵们。古代是皇权社会,天子权力至高无上,衣食住行都和普通人不一样,唯独起名这件事或许是例外。很多皇帝给孩子起乳名,有的还是“贱名”。
“贱名”就是我开头提到的“狗剩”、“猫蛋”、“铁蛋”、“大头”、“二头”、等。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年代,医疗卫生水平差,孩子夭折的事时常发生,为使孩子好养,就想出了给孩子起贱名的办法,认为孩子起了贱名,妖魔鬼怪因而厌弃远离这个孩子,孩子自然就远离灾祸而好养活。
赤手空拳、无奈无助的普通百姓这样做无可厚非,但贵为皇帝皇子却也盛行这样起名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比如春秋时,鲁文公的儿子就叫“恶”,齐田氏儿子“乞”,晋惠公的女儿叫“妾”,魏晋公底下有个大臣儿子叫司空狗,辽代皇族中还有皇子起名叫“驴粪”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居然叫“寄奴”(辛弃疾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人道寄奴曾住”),也的确令人玩味。
只是,我想他们无论叫一个听起来怎样卑贱甚至荒唐的名字,也改变不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天子身份。而普通百姓呢,起个贵名就可以从此大富大贵吗?我真的不敢轻言如是。
在我心目中,“贱名”也好,“贵名”也好,其实就是个称呼,只是个区别张三李四的人名代号,决定人生命运肯定有点牵强,命运是靠奋斗改变的,因此起名无需太刻意,顺其自然,读起来不生僻拗口最好。
但话说回来,“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教子一技不如赐子好名”,初为人父母者,都希望能给孩子起一个意味深长,卓尔不群的好名字,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祝福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我是非常理解的。
名字伴人一生。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人们越来越重视名字这本无可厚非。历史上因名得福或遭祸的不胜枚举。乾隆五十年科举,乾隆点了名次靠后的胡长龄为状元,只因乾隆是“胡儿”,长命百岁又是他的愿望,故此,胡长龄得到恩宠,是年,乾隆79岁。
我最终推托了锁住交给我的为他外孙起名字的重任。这样的重任还是交给他的父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