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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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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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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春节的前几天,猛然间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那一头传来的声音说:“我是二姐……”当我听完这一句,我惊住了,那个依稀能记起的声音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是激动、是羞愧、是自责,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这是我的亲二姐,在我的记忆中,我自从离家上学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也不曾通过音讯,转眼就是三十多年了。

二姐的电话,把我的记忆牵回到了我的家乡、我的过去。好几天我一直活在回忆中,回忆着儿时的点点滴滴,我很佩服我的记忆力,几十年过去了,儿时的伤痛、快乐、游戏一幕幕好像就在昨天,而且是痛且快乐着。 

我小时候正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农村都实行大集体劳动,我能见到父亲母亲的时候只有在晚上。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二姐让我第一次受伤,大约接近两岁,她把我领着在火坑边烤火,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呢,我就掉到地上了,额头就磕在了火坑边的石条上,血就顺着我的额头刷地流了出来,顿时我满脸都是血,她也吓得不轻,赶忙拿衣服捂住了我的额头,止住了血。再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痛晕过去了,大约过了半个来月,才把我头上的布条解开,我的额头就留下了两公分多的一个印痕,它一直刻在我的额头到如今,虽然不是那么清晰。

二姐实际上也就是个小孩子,她比我大十二三岁,父亲母亲要在队里挣工分养活我们姊妹五六个,哪有时间管我呢?那时候的农村都是这个样子,大的带小的,一带一大串。我们家那时候大的几个姐姐都在上学,只有二姐打死都不去学校,因此,领我的责任自然就落在了她的头上。二姐自从把我摔了第一次开始,灾难好像就没有离开过我,至于我记得的这次,是不是第一次摔我,我是不知道的,之前肯定也摔过我,我还太小估计是记不得的,也只有这次我记得很清楚,这时的我已经会说很多话了,也长了记性了,就记了下来,好像也是我这一生记得的第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二姐影响很大,我母亲把她打了个半死,这以后她就经常挨打,是不是不敢惹母亲,就开始报复我呢?我在想。这纯粹是开玩笑的话,事实上她是尽心尽力的照看我的,只不过她也太小了,玩性大,忘性大,有时间只顾自己玩,把我就遗忘了,遗忘的结果就是又出事了,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狠,还是那个火坑,还是在火坑边,她竟然玩着忘了怀里抱着的是我,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大概是想吃烤乳猪了吧,她就把我当成乳猪了,直接把我细嫩的心口放到一个烧红的木头上了,于是我就成了烤乳猪了,心口立马就冒出了浓香的青烟,我也痛得哇哇大哭起来,她这才想起了她抱着的是我而不是乳猪。旧伤刚好又添新伤,这一次我母亲把她打得更厉害,我记得似乎几天都起不了床。我实际上是非常心痛二姐的,又要领我又要挨打,可以说难隔三天不挨打,太委屈了。我自己怎么就不能好好的不摔不磕的呢?我想,但就是办不到呀,我记得那时候我走路摇摇晃晃的不怎么稳。 
   
这次事件过后,我母亲就不敢再让二姐领我了,害怕下一次把我摔死了,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于是就找了个裹腿布,早上上工就把我背到地里干活,我困了,就把我放到地边上睡觉,晚上收工了再把我背回来。我在想母亲怎么就不怕把我放在地边睡觉的时候被蛇咬了呢?怎么就那么怕二姐领我呢?大概是二姐猛如蛇吧!!!就这样一直到我四岁多的光景,估计是背不动我了,而且,我自己能走稳路了,就叫我最小的姐带我去学校混日子,就这样,灾难就转嫁到四姐的头上,四姐就开始挨打了。 
   
那时候的学校也不上课,整天让学生们搬石抬土修大寨田、捡白色的鹅卵石运到山坡上摆成标语,砍柴烧炭,种地收粮,一年到头从这个生产队种到那个生产队,再从那个生产队收到这个生产队,总之什么都干,唯独不干的就是上课读书。那时间的学生十五六岁还是一年级,我不到五岁也是一年级,而且我比他们学得好,因为他们大了就该干活,我太小干不了活,老师没事干就教我一个人认字,教我学算术,我记得我那时候的老师姓孙,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九七七年学校正式开课了。我也七八岁了,老师叫我上二年级,我就上二年级,上了一年多,老师说:这半学期不算,现在改成秋季开学,都往下留一级。于是又都留一级,那时间的上学就跟开玩笑似的,一会让你跳一级,一会让你留一级,全凭老师的一句话。我也想跟着留一级,留一级多好哇,一个班的一块升级人都熟悉,而且啥都会,又不用学习,多好玩呀,孙老师就是不给我这个待遇。于是就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上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最大的至少比我大个十来岁,我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他们也不跟我这个小不点玩,因此,也认识不了几个同学,到现在有往来的,能记得住的不超过五人。

接下来的两件事就不管我二姐了,一件事是我三姐干的,一件事是我父亲干的。不过这两件事比二姐磕我一下,拿火烧我一下要危险得多,关乎我的小命。敬畏起见还是先说说我三姐吧!三姐大我十岁,那年我六岁,生产队里组织有打猎队,打了一头狗熊,打猎队把狗熊抬到我大姑家的院子里,准备在那儿剥皮后,把肉分给社员。我三姐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就说到大姑家分熊肉吃,我自然要跟着去,她就大着胆子领我去,那时我虽然小,但我跑得很快,她们在后面追着。大姑家离我们家有两里多路,中间要过一座很长的木桥。河道很宽,河中间有个一间房子大的石头,这个石头就成了木桥中间的支点,两座木桥就搭建在这个石头上,就把这个宽阔的河面连通了。我第一个跑上木桥,木桥的缝隙太大,我块头太小,于是我就从木棒中间的缝隙掉了下去,幸亏我身手敏捷,在掉下去的一瞬间,我抱住了一根架桥的木头,于是我就在这半空里荡秋千,桥有十四五米高,桥下全是嶙峋的石头,我真的掉下去了,肯定小命不保。我不知道三姐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她竟然一边喊着让我抱紧桥棒,一边轻轻地走到桥上,来到我身边,趴下身子,双手拽着我的两个胳膊,噌的一下子把我从桥下拽了上来。然后她就吓哭了。我当时还在想:一路七八个人呢,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了,我吊在半空中性命攸关,他们为啥就不急呢?为啥就不都跑过来救我呢?一个个站在桥头看风景,三姐还慢慢悠悠的,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我有些恨她和他们了。不过现在明白了,他们真要一窝蜂地涌上桥去救我,估计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白话了,我的小命也早就让他们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这次事件自然给三姐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在我的记忆中,三姐好像吓得很久没有回家。因为我受到了惊吓,一睡觉就乱蹬乱踹乱叫,母亲不停的每天傍晚给我叫魂,这样持续了半个来月。

灾难总是和我有不解之缘。二姐、三姐领我老出事故,母亲自然就不让她们带我玩了,我也就闲而无事了。一天下午,我实在是闲着无聊,父亲说到山里砍柴火,于是我就心血来潮,非要跟着父亲去砍柴火。从家里出发,到我家后面的山沟里去砍柴,刚一进沟,就顺着一个坡往上走,坡很陡,全是之字拐路,我紧紧地跟在父亲的身后。这条路大概很久没有人走了,荆条和树枝阻挡着羊肠小道。父亲一路走,一路砍着挡路的荆条和树枝,谁知道我跟得太紧,父亲一刀砍断荆条后收手不及,直接就砍到了我的头上,幸亏我是金刚不坏脑袋,再加上砍的荆条很粗,替我挡了一灾,否则我的脑袋肯定开瓢。柴是肯定砍不成了,赶紧背着我去找我表哥为我包扎残破的头颅。我表哥是我大姑家的儿子,是个赤脚医生,医术好坏就不知道了,反正给我看的三处伤都留下了疤痕:额头、胸部、脑袋。说实在的也幸亏有这么个表哥,要不然他们就会用草木灰给我治伤了,这在农村是常见的事情,我们隔壁几家子的孩子们刀砍了,摔破了都是用草木灰往伤口上一摁包一下就行了,伤口好了,草木灰就长在伤口里,就会留下明显的一个疤痕,我左手的食指上就是明显的例证,到现在近五十年了,灰青的草木灰颜色依然在彰显着伤口的形状。 

我幼小的时候发生的事很多很多:钓鱼、用石头砸鱼、打雪仗、抓石子,打弹弓。总之,大孩子玩什么,我就学着做什么,所以,我的伤很多,我的姐姐们挨打也就很多。父亲母亲总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海天黑地的出去玩的,总会让她们中的一个跟我一块去玩,留在家里的姐姐们就干家务活:打猪草、磨豆腐、喂猪、养鸡、养羊。按理说玩是非常美好的事,又不用出力气,又不用干粗重的家务活,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她们宁肯在家干活也不愿意陪我出去玩了。因为,我衣服弄湿了要挨打、衣服弄破了要挨打、掉到水里了要挨打,摔跤了要挨打、手弄破了要挨打,碗摔碎了也要挨打,总之是:打!打!打!所以,为了少挨打,她们都尽量地离我远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开心、很得意、很幸福的。可是这样的幸福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她们带给我的是危险和伤痛,但我带给他们的却是灾难,给家里带来的都是不和谐,我想他们是会原谅我的,其实他们早就原谅我了。 

父母在,家就在,父母很早就不在了,家自然也就没有了。故乡也就与我越来越远,越来越生疏了。离开家乡四十余载,那里的一草一木只有在梦里重现,童年的故乡岁月永远不会再现,留下的只有乡愁别绪。 

我很佩服我的记忆力,虽然记得最牢靠的都是受苦受难的事,但却是最幸福的事。 

岁月就是这个样子,记住了苦难,才能品尝到幸福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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