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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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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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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的岁月——父亲的童年时代之一

 

父亲出生于解放前的1944年,那时候中国人民还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中。虽然在短短的一年后,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但黎明之前最黑暗,中国人民仍在敌人铁蹄的蹂躏下苦苦挣扎。

我的家乡处于长江下游,古镇桥林西南边的柏子山,看似偏僻,但距离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不远,天子脚下应有的无限荣耀在隆隆的炮声中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厚厚的尘埃和无尽的苦难。

父亲的童年伴随着无限的恐慌、饥饿、贫困,日本鬼子跑了,日子并不怎么好过,苛捐杂税接踵而来,使得本已贫困交加的我家更加雪上加霜。爷爷打小就体弱多病,需要常年吃药,根本不能下田干活,偶尔发起病来,还要家人服侍。就这样,沉重的家庭负担无情地落在瘦弱的奶奶的肩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家中长子的父亲,从小见证了家庭的艰辛,自然格外孝顺懂事,他默默地打理家务,还要照顾我的当时尚还年幼的叔叔、姑姑。孝敬与责任,爱与相互关心,使得贫苦的小家庭增添了那么一丝的温馨,短暂的快乐和对明天的渴望维系着家庭的生存。多年以后,父亲每每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总是感慨万千,说到伤心之处,竟有时泪水涟涟。

千盼万盼,战争与恐慌终于收藏于历史博物馆了。但我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多少,外有被历史证明不算是很妥当的合作社,甚至是极其错误的大跃进。内有我家原本就贫困、羸弱的现状,有过那时经历的朋友想必能够充分地理解当时的状况。

爷爷的病加重了,长年缺少营养,生病久了,心里自然烦躁,很多时候,莫名地生气、发怒,而爷爷的病是最不能见气的,日积月累,每况愈下。正在童年的父亲、叔叔、姑姑,最需要成长的材质,尽管奶奶对爷爷的通情达理,对孩子的百般爱护,对家庭的任劳任怨,让她的儿女们充分感受到精神的钙质。可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妇女又怎么能承受如此沉重的家的天空呢?孩子们生活的物质上的钙质在哪里呢?奶奶痛苦不堪。

就那么短短的几年,白发无情地爬上了奶奶的苍老的额头,再也清洗不掉。奶奶必须不辍劳作,必须忍辱负重,必须责无旁贷,因为,责任与爱是她全部的希望。尽管如此,寥寥无几的粮食和屈指可数的收入连家庭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而这上顿几乎是清水和就的稀粥,澄清得有时连碗底的米粒都可以粒粒数清。孩子们依旧面黄肌瘦,依旧食不果腹,依旧衣不裹体,我的尚在年幼的姑姑常常饿得直哭。然而,除了惆怅,除了无尽的北风,又有什么可以慰藉困顿的孩子呢?

在艰难的岁月里,奶奶独立支撑,节衣缩食,孩子们也渐渐地长大了,父亲也有十多岁了,也有了生产队发的口粮,虽说只有那么一点儿,对于物质要求并不过多奢求的家庭来说,已经是足以令人欣喜的了。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简直是为多年以后的中国大地上的早年的贫困的我家而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像瘟疫一样侵袭着年轻的新中国,笼罩在共和国原本晴朗的上空,笼罩在柏子山旁的我家的屋顶上。干旱肆虐,如魔鬼般,大地不再滋润,树木不再娇艳,小河不再流淌,旱魃一呆就是三年,无情地带走了无数苦苦煎熬的乡亲们的生命。我的可怜的爷爷,长期得不到医治,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扔下奶奶和三个无助的孩子。可以想象,孤儿寡母,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人人难以自保的情况下又是怎样的一路煎熬。

为了让孩子不至于饿死,奶奶白天上工,埋头苦干,晚上披星戴月,到处挖野菜。不久,野菜挖光了,奶奶再也无计可使了。而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勤劳而无助的妈妈回来,指望着有那么一点儿吃的,当时的生产队办大食堂,根本不够一家人所需。奶奶穷极无奈,告诉孩子每天不必都去食堂,由她把稀粥带回来。而我的伟大的奶奶,路上只舔了舔碗边,就把食堂所给的全部给了孩子。三个孩子很懂事,总是要我的奶奶和他们一道吃,奶奶却强笑着说自己在食堂已经吃了,边说边拍拍肚子,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这时候,父亲等兄妹才放心的吃着。可就那么一小碗,平均分成三份,三个人相互让着,小心翼翼地吸着,谁也不敢狼吞虎咽。实际上,连狼吞虎咽的机会也没有,尽管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但很快就见到碗底了。这种情形,父亲对我们姐弟三人说过多次。九十年代初,我执教小学语文,有一篇文章《金色的鱼钩》,那个无私的老班长的形象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父亲童年时代的我的奶奶,我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的学生,可是处在幸福之中的孩子们听后,天真地笑了,笑得我一阵颤栗。哎,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祖国的未来啊!你们永远不懂。

就这样,父亲的童年在无限的饥饿与贫困中艰难地度过。留在他的记忆的深处的,是苦难,是煎熬,仅有的美好,是母子、是兄妹之间的博大自然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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