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一起群殴事件要在我手里有个明确的结论。
华平建筑公司的员工和当地的民工为邮政大楼的工程施工发生了群殴,几十人搅和在一起,伤了不少人。初步查验和征询接诊医生意见:伤都不重,大体在轻微伤范围内。
但这起案件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行署公安处很重视,连专员都过问。奇怪的是,有人竟敢把这样的案件搡给我,实在捉拿不住!
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农家子弟,从小没有和人打过架,长大一直在念书,法学专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公安机关工作。正式的身份和工作,在人们眼里是有分量的,可一脚踏进派出所,质疑的表情就没有离开过我。不久难题来了,零办案经验的我,心里有些不解,却不敢表现出来。
拿到案子的那一刻,我有些闷,不知从何挖抓。好在有个姓赵的同事与我搭档,使我紧张的神经有了些许安慰。
关键时候,相逢在同一案件的查办中,我们互帮互共忙了一个月,但还不能说案子已眉清目秀。在整理调查材料时,发现好多人的“口供”集中在一个点上有无数逃离的路径。他们在路径的尽头用一种得意的嘲笑目光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他们有勇气较劲,是因为偶遇了初出茅庐还摸不清水深水浅的人,这是他们的运气,但我必须要迈过这个坎儿,粉碎他们的运气。
他们从最有利于自己的立场出发,侥幸地坚守在避重就轻和“洗白”自己的狂妄中,为交流“串供”经验而幸灾乐祸于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嘻嘻哈哈的笑声,叫停了我的脚步,我想这是怎样的一些人呢?
询问是从“人人过关”开始的。可几个来回下来,案情还是一锅糨子。讨厌抽烟的我生平第一次被烟呛得的直咳嗽,心想,这个行当抽烟人比较多,大概遇案子久攻不破时,用抽烟来缓解压力吧,要不先我两年就参加工作的赵同事为什么烟瘾很重?
方法,是逼出来了。试着改变,还真有效。可能强悍的对手,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软肋”——在担心的事情上愈加防范,意味着缺口就露陷了,突破口一旦被撕开,剩下事情就迎刃而解。
果如我们所料,一个壮实的汉子在他导演的一些列对付我们的把戏露出破绽之前,他说话的声音总是比别人高,头也高高扬起,其他的同伙唯他是从。当意识到案件真相被揭穿,要承担过重的后果时,他低头不语,沉默良久,起初捏捏踹踹,后来竹筒倒豆子——一吐为快。
他,一个祸事头子,姓薛名存贵,而在民工中显得有些霸气。降不住他,案情就不会有转机,因此,智取是从深挖薛存贵的“光荣历史”开始的。
他——父母眼里的顶梁柱,至犯事时尚未结婚。说起这事他似有余悸,可又好像在试探我们的同情心到底有多少。
前不久回家,在父亲的操持下相中了一个姑娘,十分惬意。姑娘家长得好看,但家境属于盖不起房子的那种,因为这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农民。而他呢,没识几个字,可有些出息。说起出息,他自嘲说,还不是下苦的。
我们并没有正面询问案情,而是从侧面谈他的身世。很显然,他说起对象,面有悦色,但很快又阴沉下来,我知道他担心案子会搅黄了这门亲事。
乡下人都讲究个老实本分,如果准丈人家知道他是个不安分的混球,那可就糟透了。所以始终不提案子,看他把我们引向哪里?由他随心所欲地讲,我们有的是耐心和时间。他深吸了一口烟,烟雾慢慢地呼出来,情绪似乎有些稳定,开始责怪起他的父亲来。
薛有贵膝下两女一子,薛存贵排行老二,又是独子,所以薛有贵对这个独子从小疼的放不下,张口一个蛋蛋,闭口一个狗狗,娇惯出了霸道,滋生出了威风。等到上学没几年,打架次次少不了,勉强读到小学快毕业,还没跨进初中的大门,就作为问题少年,被推进了社会这个大课堂。
薛有贵一看这小子不是念书的料,便硬着头皮使狠劲让他学干农活,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摧毁了他渴望无拘无束的梦想,脾气增长的惊人,薛有贵拿他毫无办法,至十五六岁,无奈地同意薛存贵跟随村子里一个叫表哥的远房亲戚外出打工。在下苦人的群体氛围中,或许是同病相怜吧,加上亲戚的管束,总算没有惹出乱子,有人问起他的情况,薛有贵不再皱眉头,说:长大了,还凑合,由他去吧。
薛存贵意识到干活虽然苦些,一月下来总能有几个不错的收入,比跟着父亲在黄土地里下黑苦,一年到头没有个零花钱要好得多。眼里见了钱,人倒是顺溜了许多,想法接着诞生了: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带一批人马,揽活挣钱,免得像表哥那样理直气壮地把他当娃娃看待,干的是大人的活儿,领的娃娃的工钱,实在不划算。寄人篱下的七八年光景他是在交学费。
但出头的日子,是以“深挖基础打圈梁,吊线砌砖水泥墙。焊接钢筋喷火焰,木梢旋转正疯狂。”为基础的。
事实上,这个念书犯浑的小子,却在建筑有关的活计上,经过摸爬滚打,没有他不会的。翅膀硬了就要飞翔,他的表哥看着一把好手逐渐成形,想给增加工钱,他却一言不发。
一个雨天没法出工。民工们在饭馆喝酒,大家为即将完工的工程而高兴,于是多喝了些,猜拳行令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表哥端着酒杯给大家敬酒试探说:这一段时间,都很辛苦,秋后工程验收了,咱们就算账,尤其我表弟,大家都很清楚,干的比谁都多,应多分些工钱,没意见吧?
民工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
接着民工的话茬,薛存贵说他有意见:大家多少他多少。
表哥张着口凉在那儿,没有了下文。
三年后,薛存贵就拉起了一竿子“队伍”,向一百公里范围外延伸,其中表哥的许多“部下”找了各种理由,悄悄跟着他来到固原。表哥没有生气,听说在固原揽上了活,专门从外地忙碌的工地赶过来还向他指点迷津,感动的薛存贵不知说什么好。昔日的“部下”听到熟悉的声音与薛存贵有说有笑,吐着舌头羞愧地悄悄离开,生怕老板埋怨,不过薛存贵事后告诉他们:老板过来,想给你们说个话,道个别,你们这些贼搭鬼,一个都不闪面,看以后怎么见人?
还不是你把我们日鬼来,说罢一阵哄笑。
人的威信是在为人和能力两方面树立起来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威信的背后奔跑着一群跛脚的鸭子,只会叫唤而无担当。工地上出了乱子,他大包大揽,没少在细节上兜圈子,致使案件查证一度陷入了困境。薛存贵大着胆子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把这帮弟兄们笼络住。
伤害案子,可不像小时候的小打小闹,一旦他出事,对象那里打退堂鼓怎么办?父亲的高血压病犯了,谁去照应?莫非要让上学的妹妹辍学不成?出嫁的姐姐在家里能安然吗?一连串的问题拷问着他的良心和底线。
懂事了,人也就变得仁义多了。看来把案件搅和的劲大了,他家里的一切有效的秩序将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吐露真相才有弥补的可能。
冒着热气的汗珠子从薛存贵脑门渗出来滚到鼻尖上,不停地滴落。担心的事情由他自己揭示出来以后,长出了一口气,似乎轻松了许多。
突然,模糊的眼里投来渴求的光线,说:我们从华平公司承揽的一部分工程,合同工期快到了。案子是急着赶进度发生的,他们嫌我们进度太快要不上追加款,先动了手,才......
我心里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