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正义的书写

悲欢离合、隐忍仇视、包容挑衅……多重纠葛交织在一起的图兰镇，因煤而兴，因煤而衰。生活在那里的移民正如作者笔下的描述：“市里的人说图兰镇人满肚子煤灰，撑死也只能算半个城里人，累死也追不上市里人的生活水准。”（第41节）。

如此图兰镇，一件扑朔迷离的积案至卓奇志退休仍然没有破获。求证的渴望和众人起初的看法，都集中在劣迹斑斑的邻居曲怀波身上，苦于没有证据，谁也不敢贸然动他。但卓奇志冷静而智慧地应对他“二进宫”后，从其不断有针对性的寻衅滋事中，逐渐剥离出积案的蛛丝马迹，最终解密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并以其人格魅力建构出人生另一种非同寻常的态度——用人性中的光亮照耀小说内外每一个艰难前行的人，那些纠葛交织的棘手“问题”都将在正义的明镜中看到得以解决的希望。故而，图兰镇成为作者现实主义的写作例证，也是塑造传奇人物的地理坐标。

一

《积案迷踪》的作者吴全礼，是一位在职公安作家——秉承谦虚做人低调处事的作风，完成了一部难得好看有品味的长篇，似乎在情理之中又觉太出人意料。然而写作的冲动源于什么力量促使他激情澎湃笔耕不止？

如果西海固作家李义用十年时间，把心血倾注在《景绿叶》上，使人们深陷乡村教育五味杂陈中而不能自拔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身材瘦弱的作家大吼一声：“成了！”；如果马尔克斯用十八个月的时间与《百年孤独》日夜相伴，使人们沉浸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中而激动不已时，我们看到了一位穷困潦倒的作家因无资费寄出全部作品而自责的叹息：“再等等”。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吴全礼用断断续续的十二个月的时间与《积案迷踪》共进退，不是心血来潮随意为之，而是某种使命使他的小说有了“等待和希望”的主题。

把写作视同使命，如同作者的职业常态——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依然初心不改昂然前行。尽管在《积案迷踪》中看不到这些悲壮或宏大的场面描述，但在流血流泪的职业生涯面前，无须鲜花与掌声就能唤醒这个群体的共鸣：开弓没有回头箭！群体中涌现出的英雄气节在卓奇志这个典型人物身上，人格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涉及亲人的案子却不能不遗余力，好似家人和他人同时落入水中，只能先救他人，哪怕亲人就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第10节）。

之所以说这是一篇不多见而又表达独特且令人久久不能释手的长篇小说，是因为它与当下的时代的节奏和现实生活融合为一体，并在艺术的叙述中以干净、清晰、新颖的笔法，赋予人物形象鲜活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包括卓奇志的徒弟大陶在内的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时常迎来不得不面对的突发问题。不仅表现在追踪调查、斗智斗勇、儿女情长、纷争叠加等等与警察和关联人群的生活工作中，而且作为平常人面对平常事的应对策略上，对与现实相同、相似的细节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给警营增添的色彩是绚烂夺目的。他们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被艺术化了，但哪一件是脱离现实的呢？

从阅读体验来看，纵观吴全礼长篇小说的味道，绵延悠长回味无穷。八十节内容节节照应紧凑，对话干净利落，场景转化凸显技巧，众多人物个性鲜明，让人读前想后，而且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言行的叙述方式上，比起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更适合于不同的群体阅读，填补了普法没有优秀文学文本的空白，同时对人们深入探究警察职业鲜为人知的一面，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宣传功效。

二

随着阅读的深入，《积案迷踪》里一条叙述的脉络在人和事的出场上、点和面的相连里、纵和横的交错中逐渐浮现出创作立体美的画面。图兰镇和友进胡同，卓奇志和曲怀波，卓宽卓广和卓夏，杀人案和盗窃案，等等，在图兰镇这个经纬度上渐次鲜明地从过去愀然而来，直面艰辛和不易都因匍匐在布满煤尘的生活中而演绎出人间繁杂事物的缠绕。作者从中构建的警察故事，不仅有极大的现实考量，而且又有想象的展翅回望。在艺术的叙述中令读者酣畅淋漓地从阅读引向思考，仿佛置身其间，细究他的创作思路该是怎样一种曲径通幽呢？

力避平铺直叙，使倒叙在场景转化紧要处发挥作用，突出叙述迭荡起伏，有利于进一步阅读，提振读者“追剧”的热情。这不仅是技巧，更是作者探索小说叙述耐读性的一种尝试。这或许是大仲马的叙述手法：总要先找最后的一句台词，然后再倒回去结构全剧。例如，第48节开头“曲怀波（劣迹斑斑，但这是他最闪光的一次行为）从山洪中救出了大宋的孙子跳跳。”至此一句，先说结果，紧接着用大幅片段叙述如何救人的过程，读来有跳跃感，更具吸引力。第26节“老卓家院门被烧了！”也是如此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成就了整部小说。起初阅读因情节跨越较大而深感陌生，但深究其理因果逻辑关系嵌入细节之中，凸显结果适于在类似于城市的图兰镇人的表达方式——熟人社会喜欢对发生的事（结果）一惊一乍，单凭印象猜测评判，使简单的事传播的面目全非，但在有定力的人那里可能从近因效应中发现“不一样”。这是批判的叙述，也是接地气的叙述。

环境或事情对人物本应起烘托作用的叙述，在广泛使用的对话中简洁地表达出来，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效果。一方面，看似隐去了对话主题，实则能分辨出言语者的身份，有的是双方，有的是多方；另一方面，节省了繁冗的笔墨，使出场人物的言语紧贴人物的性格特质、行为习惯和身份认同。第33节怒气冲天的曲怀波和满脸尴尬的柱子如下的对话便是例证：“给老子滚，听不懂人话，还是咋地？”“老板，我真的不是想翻您的东西，床底下太脏了。”“让你住进来，当时老子怎么给你说的？还嫌老子脏！”“我真没想翻您的箱子，也不是嫌您脏。只是挪出来扫扫床底下的灰尘么。要知道您生气，我也不会动的。”又如第5节邻居们对曲怀波的看法有一段对话，至于是谁说的并不重要：“碰到这样的邻居真是倒血霉，能找到房子说啥不在这住了。”“可不是，老卓怎么就不收拾这个龟孙呢？你看曲家那个老婆子，还是人民教师呢，老头作害人，她跟没事人似的。”“真不该放出来，这样的人就该蹲一辈子监狱，天生吃牢饭的货色！我们这个胡同多好，贼不敢来，住着安全放心，偏偏就出了这么个蛆虫。”

曾有人讲小说或散文尽量避免用成语，于是这种说教成为禁忌，似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作者在笔法上另有妙用，敢于在最合适的地方大胆地用成语，而且使成语与具体的物象完全融合起来，有了更加生动的外表和丰富的内涵。如第3节“靠近镇中心的那些空地种植的草坪泛出了绿意，早栽的树木抽出了嫩芽，没有了火车似的运煤车奔忙，漂浮的煤尘也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这里的“嚣张气焰”是形容煤尘的，赋予拟人化，一方面暗含了昔日图兰镇因煤尘而污浊，另一方面表现了生活在图兰镇的人渴望环境“绿意”盎然“嫩芽”丛生。同样在本节另一段文字描述中，用“望而生畏”形容老刑警卓奇志，让读者油然而生对警察职业和警察群体的神秘感。“卓奇志对女婿提出要离婚丝毫不觉得惊讶，他知道女婿一直在等他退休。他一天不退休，女婿就得对他这块高地望而生畏。能在他退休几年后再提出离婚，也算是有忍耐性的。”（第3节）。作者提炼出这一段文字的意义，不仅为下文作铺垫，而且从侧面交待卓奇志不可撼动的职业威望以及女婿郑海振为什么非要等他退休几年后才提出离婚的原因，调动读者阅读的可预期心理。类似这样经典的片段俯拾皆是。至于小说中巧用的动词所达到的传神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三

一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如果对诸如婚姻家庭等普遍出现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那么我们说这部小说至少是有缺陷的，尤其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对作者来说如何进行构思和叙述婚姻家庭，不仅是故事发展所需要的，而且是支撑主人公在卓宽、卓广双子案及卓夏被害案水落石出的基石。卓春、卓冬的婚姻在小说的开头就被叙述成了有问题。作为普通人的父亲与作为退休警察的父亲如何看待，都将是一个挑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或许有共同性，都希望儿女们幸福生活，但生活的面目给儿女以不同的色彩，这时的卓奇志深感儿女婚姻远比侦查破案还要千奇百怪，好在职业生涯养成的沉稳和灵活使他在新的“事件”面前，勇敢承认既成事实尊重当事者自决的权利。就女婿郑海振而言，其母当家的背景，“成就”了他本人不硬气、有媚气、不依习俗料事等“不理想”状态，尽管后来做了卓奇志十年的女婿，但躲着不见丈人，说了不到百句话，并碍于丈人的职业身份，个性得不到释放，所以就变成“女婿的模样如同出轨的名词解释，注定的命运”。儿媳“常友惠肯进卓家门，是看到卓奇志可以帮她家处理一些难解（常友惠弟弟吸毒）的事”，卓奇志纵有忧虑和不愿，儿子已被常友惠“套牢”。她在事业单位上班，上进心大过一般女人，并逼着卓冬往银行高层走，不料，卓冬难以跟上媳妇的步伐，所以“冷战”了多少年后，卓冬提出离婚。对于这些发生在家里未曾遇到过的难题，均在卓奇志退休后接踵而来，心里的烦闷似波澜起伏，无法回避但又不像破案那么纯粹。

卓奇志在后来被塑造的过程中，见证了儿女卓春与郑海振、卓冬与常友惠以及邻居子女曲天成与祁钰、曲妙英与王壮壮四对婚姻的曲折走向，虽无奈，但更显一个职业警察退休后的包容心胸，丰富了卓奇志的形象。他对自己和邻里子女的态度和认知给读者留下的思考可能是这样的：缔结婚姻时爱情像诗一样美好，听不见任何劝解和提醒，仿佛真是我的世界我做主，但维系这种美好的情感链条还没有打牢就面临着噩梦般的奇葩事情一茬接着一茬袭来。郑海振行为放荡，单位减员下沉煤窑一线遭矿难而被截肢，精神从此失常，卓春没有放弃。常友惠误认为染上了艾滋病而失态、失踪，最后在外地自杀被救，卓冬没有放弃。祁钰扩大经营规模借银行巨款被合伙人所骗，曲天成没有放弃。曲妙英在王壮壮自杀前后的行为表现，依然没有放弃。

小说和现实相互映照的叙述中，一定程度上，让读者对婚姻更倾向于认为不再是一个结果，而是责任。那些看似无法存续的婚姻，最后都保持了原有的外貌，只是缺少了诸多幸福感、舒心感。无论曲怀波与耿晓琴，还是上述提到的四对子女，几乎都处于婚姻解体的边缘，但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离婚。究其原因，即便爱情已死亡（卓奇志夫妇除外），但基于爱情建立起来的婚姻家庭，在纷繁复杂沉淀的“纠纷”面前，都蹚过黑暗的河流，最终都在一个开阔的人性的滩地“软着陆”了。这大概是变化了的岁月凝固成了除责任之外别无他法，却无奈地遵循着“超我”的原则。于当下离婚率居高不下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形而言，为强调“自我”现实原则关闭了一扇窗户，同时，又浮现出一条“斗而不破”的走廊，至于放任“本我”像曲怀波那样，嗜酒如命且酒后不断滋事，以“为害”卓奇志及友进胡同的邻居们为快乐原则，到头来只能害人害己。小说中主要人物都经得起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分析和研判，足见作者的知识性写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探索保持家庭稳定性的思考，哪怕是分居抑或是其他避开对方的方式消解矛盾，也没有使小说中人物走向分崩离析的彼岸，就在此岸相忍以安——责任的背后是当初的选择，选择了就要保持初心，哪怕是极端的不被常人理解的事把生活搅成了一地鸡毛，也没有把婚姻送入坟墓，因为每个人的善恶之心自有相应的归宿，这正应了曾仕强先生所讲：中华文化三个字——尽责任。在作者那里还是读者这里，引起双方对于婚姻家庭问题的共鸣，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这就是好作品的意义。

四

资源型地方的衰败有多种原因，核心问题在于过度攫取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小说中的图兰镇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图兰镇人的未来就是离开图兰镇，但生活在友进胡同的邻里邻居们没有选择马上下山，各有各的难肠，而卓奇志拖延下山是因为“心病”未解。

当过公安分局副局长，曾侦办过许多惩恶扬善的案子而在老百姓眼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因在职时“只管别人家的事，不管自己家的事”，而备受老伴匡玉兰的埋怨和不满，他躲过了暗杀、避开了报复，退休后又面临两次被他送进监狱且后墙相连的曲怀波的仇视，不断地挑衅和生非使卓奇志老伴，包括邻居们生活在恐惧中，真是冤家路窄！

为了使积案尘埃落定，卓奇志顾不了那么多，任凭“骚扰”不断，丝毫没有动摇他求解的信心和希望。自从图兰镇拆迁时发现了第一现场并使案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来，在“家事比案子难搞”的慨叹中，卓奇志牢牢地抓住“找到长命锁”这个破案关键和作案人的范围被缩小到心理有问题的某个人不放，几经周折，一时无法确定深陷其中的两具尸体和脚印、抓痕清晰可见的菜窖原主人是谁，但双子被害于菜窖中窒息而亡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一双邪恶歹毒的黑手实施了这起二十年前的案件。卓夏在双子案发生后又突然失态近而变为精神病患者，更使卓奇志夫妇揪心重重了多少年。所以他坚定地认为：“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这个案子肯定会破。犯罪嫌疑人隐藏了这么多年，也快到该出现的时候了。”“胜负较量的是耐心，我有信心等得到！”（第7节）。纵观小说故事情节，各种疑点在卓奇志的脑海中跌宕起伏：老油条的话中有话，大宋的躲躲闪闪，卓夏看见耿晓琴时的惊恐，丈夫死亡后妻子拒绝料理丧事，以及长命锁的意外出现等，一系列逻辑分析和证据指向，都集中在耿晓琴身上，既顺理成章又出人意料——曾为人师，爱面子喜助人，后因其丈夫曲怀波被判刑，人也变了样，无法招架舆论压力提前三年退休，于是怀恨在心，实施了案件，最终死于超市。

然而，案件最终趋向于明朗化时，卓奇志却不露声色按兵不动，这让他的徒弟大陶有些疑惑：“他确信师父早就知道结果，但对师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些不解，可想想又在情理之中。”（第80节）。小说在这样的疑问中看似结束又没有结束，其背后深层的主旨，可能是卓奇志包括众人苦苦等待的结果水落石出后，正义之剑无法追究已经死亡了的邪恶之人时，在人性和良知的高地，把希望留给爱憎分明勇于担当的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创作的《积案迷踪》是成功的。

五

生活中总有无奈的事情使子女无法照顾老人，既是老人失能或患病雇请保姆照看，也是一种孝敬，但小说中的另一种景象，现实中不乏其人。已失去老伴十年的老人留下的“藏钱图”令读者印象深刻。他的儿子及儿媳费劲找钱的举动是这样的：“其子翻遍家里的所有箱柜，没有发现父亲留下的钱有多少。”“从一个不大的箱子里的旧书中发现了这张纸片，夫妻两个研究了半个晚上，就认定这是老头留下来的藏钱图。”“天快黑了，老头的儿子还蹲在垃圾坑里，一块一块地对着瓦片，考古似的复原着那几个坛罐，好像复原了坛罐，钱就会从里面出现。”“儿媳妇进去踢了几脚坛罐，还埋怨老头该扔的不扔，该留的不留。”（第19节）

至此，山下市里工作的儿子，早在老人突发脑出血意识模糊后，不仅没有接到身边照料，撇给保姆。在老人死后就所谓的“藏钱图”不辞辛苦并与多事的曲怀波较上了劲，进而让警方调查“钱”的下落，未果，三番五次为难民警工作。这一些列表述使急于找“钱”的儿子，无不暴露出一个被扭曲的执念：钱比老子重要。当下这样的事还少吗？

或许“老头几近僵硬的手臂指向窗外......老头的手臂还是没有完全贴在身边”所表达的意愿，与“平时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有关。但那个僵硬的指向，有可能是让保姆赶快联系儿子告诉临终遗言，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意思，总之凄惨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好在保姆在场。另一个老人咽气时身边根本没有一个人影，那是王壮壮的母亲，等邻居发现已是两天以后，神经病院住院的儿子怕受刺激没有被同意参加葬礼。曲怀波和耿晓琴夫妇与这两个老人相比，尽管是人们鄙视的对象，但却有一个忍辱负重的儿子曲天成料理一切后事。所以“守在图兰镇的那些父母，有不少是被孩子像扔包袱一样扔下了，带着自己的孩子下山去过更好的生活，无视年迈父母无依靠、艰难度日。”（第10节）。

图兰镇的老人可能是个例，但不包括图兰镇以外广阔的土地上都是这样。作者关注老人赡养问题，让读者想起早年流行的那首歌：常回家看看。

六

一部好的小说要把人物塑造得有模有样，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其言行的描述实现的。不同人物的言行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像其他文学作品那样在外貌、服饰及微表情等方面耗费笔墨，对长篇来说这可能是一点遗憾，也可能与作者的喜好有关，但从反映人格特质的言行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来看，作者的描述是精彩的。追溯心理疾患者给本人造成影响和对家人的伤害，考验作者的写作能力不是流于概念和分析，而是集中在具象的丰富呈现中，让有兴趣的读者思考在知、情、意三类心理现象至于卓奇志，是如何完整统一的；在曲怀波这个诡秘的人身上，其言语的偏执粗俗、其行为的病态（嗜酒如命）无常，虽都以过程的形式存在，但经历了哪些发生、发展和结束的阶段。这些都值得玩味和不断续读。

纵观《积案迷踪》，充满了人物心理活动的经典描述，这也是作者关照现实赋予人物独特的的心理面貌，便于读者在识别中检视当下的自己，从中汲取教训，以便体验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心理疾病如同头疼感冒一样伴随人终身。人们习惯了头疼感冒也不忌讳向别人说，但对心理疾病的认知一般以回避的态度隐藏起来，待到了心理健康程度越过正常的红线趋近到异常范围时，治疗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匡玉兰、耿晓琴、卓夏、王壮壮等人，几乎可以说都在重大事件中留下了心理疾患，有的甚至进了神经病院。具有典型特征的卓夏，从最初因失忆呆痴生活不能自理、遇特殊情境惊恐害怕颤抖等情绪变化和行为症状，到后来逐渐恢复部分记忆能准确叫出爸妈哥姐，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温暖有爱心的家中，而王壮壮因心理疾患无法正常上班，起初交由曲天成工地善良耐心的民工柱子负责照料还能勉强生活，但柱子走后，本身有心理问题的岳父曲怀波接管，不是打骂就是捆绑，致使王壮壮病情加重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回来后在自家浴室上吊自杀。追溯王壮壮的生活史和病史，健康温暖的家至关重要。这也是作者探索保持婚姻家庭稳定性的意义所在。

七

承接上文提到小说“填补了普法没有优秀文学文本的空白”并非无根无据。除双子被害案之外，放羊老汉羊只被盗案、大宋家鸡被盗案、季木匠店铺纵火案、卓奇志被诬告陷害案、曲天成交通事故案以及友进胡同损毁公私财物案、杏沟煤矿雷管重大盗窃案等等，一些列案件在小说中丰富多彩地被叙述成普法的案例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些案件常发易发，有可防和不可防之分，让读者了解案件发生的事实真相和走向，其查处和破获的难易程度虽各不相同，但考验执法者的水平和能力就在这里；另一方面，案件在道德的层面衡量都有结果，但从法律的视角看，不一定都有结果，这是需要思考的社会问题。

时下，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不失为一种举措，但偏离小说叙述合理合法性之外，不去寻找按现在要求对待过去事情的历史原因是可怕的！

所以，从必然要发生什么的角度分析作者的忠告，那是怎样一种认知突破：“深埋心底的恨，好似被烟火四溢的日子隐去了生长的模样，抱着巨大的仇恨活着，毁掉的只能是自己眼前的生活。”（第5节）。而对于小说主人公卓奇志那样的人，纵使“解甲归田，那些不曾入眼的小事变成了没有答案的问题，已有定论的疑问再次沉渣泛起，变成了面目一新的疑问，不是问题的问题摆在眼面前。”（第21节）人生概莫如此。

故而，警察写警察，警察评警察，万般思绪心头萦绕。在解读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从警生涯中历经的许多往事，如同书中一些情节的描写，再次展现于眼前，个中滋味涌上心头。

(《捍卫正义的书写》，首发于《葫芦河》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