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家

     母 亲 是 家

    路应范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在外地工作，母亲在家没日没夜的拉扯着我们兄妹八个。在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母亲便独自撑起了这个家。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永远是忙碌的样子，连停下脚喘口气的功夫也没有。两头不见太阳的忙完地里的活，回到家放下锄头便去烧火做饭。那时的冬天特别的冷，屋檐下的冰凌子一直挂到地上，大半个冬天都化不了。母亲每天都是早早的起来，用她那瘦的鸡爪似的双手泡在冰冷的水里洗那好像永远也洗不完的红皮的、黄皮的地瓜，蒸着吃、煮着吃、磨成面蒸窝头、擀面条、摊煎饼，竟也能不停地做出七八样。尽管这样，还是吃的我天天咯酸水，直到现在，虽然孩子们争着抢着把地瓜当宝贝，而我看见它就觉得胃里不舒服。可那时母亲是没有办法的，一大家子人，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母亲一生平和，从没和邻居红过脸。谁家有个缺盐少醋的，自己虽然穷，可也掏心掏肺地去帮。尽管日子苦，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很少打骂，看到孩子们回家凑到一起，吵吵闹闹的，母亲脸上总会露出虽然疲惫但却舒心的笑。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发了一次很大的火，原因是我和邻居家的阿建打架，把他打伤了，阿建哭得很厉害。母亲知道后，气得嘴唇哆嗦着，顺手抄起大门后边的顶门杠，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屁股上。我没防备，也没想到母亲会生这么大的气，一个趔趄扑倒在地上。阿建的母亲看见了，慌不迭的跑过来，一把夺过棍子，扔出很远，说:“嫂子，孩子打架，你这是干啥。”阿建一看，吓得一溜烟的跑没影了。到了晚上，我趴在床上，屁股火辣辣的疼。母亲坐过来，轻轻地揉着我的屁股，叹口气说; “孩子，阿建比你小，又穷，咱不能欺负他。”从那时，我好像忽然长大了似的，明白了很多。从那时，我与阿建便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小伙伴，有人欺负他，我便把他拉到身后，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现在。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大哥是老三届高中生，公社里便让他到中学当了民办老师，后来转了正。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二哥考上了技校，后来分到国有企业当了工人。我是一九八三年初中毕业，那时父亲刚刚去世，我想干脆不上学了，回家种地算了。可是母亲坚决不同意，非得让我回校复读。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只好跟着大哥回了学校。苦读一年，我也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学校。兄弟三个都吃上了公家粮，这在邻里八村是了不起的事情，村里人都说我们家是托了母亲的福。五个姐姐也先后出嫁了，母亲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师范学校离家有五十多公里路，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来回的车票要花五、六块钱，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照当时的物价能买好几斤猪肉，学校食堂的菜最贵的也就是两毛钱一个。所以虽然很想家，但也坚持着很长时间不回去。在校读书的日子过得特别的慢，而回家的时间却过得特别的快。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给我包饺子吃。下锅了，先是让我给奶奶送一碗，这是多年的习惯。奶奶住在村东头，来回要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便用盖干粮的包袱兜着碗，一路小跑地给奶奶送去，又一溜烟地跑回家，赶紧吃那凉热正好的饺子。现在想来，没有谁包的饺子比母亲的香。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乡镇中学当了一年的语文老师，正好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便调到了乡镇政府工作。结婚的时候，我把母亲接到单位分的房子。要拜堂了，母亲坐在正面的椅子上直擦眼泪。妻子单位的领导笑着对母亲说;“老嫂子，孩子结婚是大喜事，得高兴才是。”母亲忙不迭地说：“是啊是啊，得笑得笑”，可还是止不住的去擦眼角的泪。我知道，母亲是高兴的。

母亲快七十岁的时候，二哥生了一个小子。本来有些老态的她一下子又有劲了起来，先是抱着，而后又是领着小孙子在乡下到处闲逛。小孙子也是乐得不回二哥在城里的家，天天的玩泥巴，滚得跟个小泥猴似的。

小孙子该上学了，母亲便闲了下来。我和妻子好说歹说的接她到城里来住。我每天忙，又有应酬，大部分时间回家晚。母亲便独自坐在自己房间的床头，等我回家。妻子让她先睡，她总是说：“没事，我又不困”，直到看到我，她才安心的躺下。为此，母亲在家的这段日子，我便很少加班或在外应酬了。后来，母亲嫌住楼闷得慌，邻居也都不认识，出来也没人说话，非要回老家住。于是，每到星期天，我和哥哥便尽量的回老家陪着母亲。母亲明显的老了，走路也吃力了。等到我有了孩子，母亲便抱不动了，只是坐在旁边，乐呵呵地看，这应该是她最高兴的事了。

母亲一生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等到走不动的时候，也总是喜欢吃那用开水泡的十几块钱一包的大糖酥，看到我们买的鱼呀肉的，直嫌浪费钱。隔三差五的，姐夫们也总是要和姐一起回家，做上一桌子的菜，喝上一壶酒，热热闹闹的，村里人都很羡慕。

母亲走的时候八十二岁，她走得很安静。她怕吓着孩子们。

母亲在的时候，我一直是个孩子，母亲走了，我便成了一个没家的大人了。

我想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