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应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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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一个一千七百多口人的中等村子。我家住在村子西北角的一条南北胡同里。胡同里一共住着四户人家，中间的两户正对着大门，里边的两户斜对着，我家是中间的一户，另一户是建强家。
建强是我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伙伴。建强的性格属于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那种，不论啥事，只要别人问他，他总是“哪......哪......”的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小伙伴们便给他起了一个 “小哪子”的外号。
建强的家里可谓是战争不断。他的父母没有一天不打架，建强的母亲五大三粗的，嗓门特别大，村北说话村南都能听得见。建强的父亲一脸的横肉，整天不见个笑模样，好像谁都欠他十万块钱似的，特别懒，人活不干，只知道抽烟，从早到晚一支接一支，是村里有名的一根火柴到天黑的主儿。每天都要纠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到他家里打扑克下象棋。农忙的时候，人凑得少，两个人，便下棋，四个人，便打升级。冬天人多的时候，就打够级，六人一桌，一桌摆不开就摆两桌，吆五喝六的，声震天外。建强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掀翻了桌子，人们便一哄而散了。可是过不了几天，就又凑齐了。因此，每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天还未亮的时候，便会经常的听到歇斯底里的吵架声，或是哭喊声，仿佛把天吵破似的。母亲有时过去劝架，但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了，不当回事了。
建强的父亲对孩子的规矩特别大，饭做好了，他得先吃第一筷子。放学回家了，得先到村外去打猪草，稍不顺心，便抄棍子揍人。因此，建强和他的三个妹妹便成天的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的说话，回家走路也像顺着墙根的样子。只有他的最小的四妹遗传了母亲的血气，他父亲瞪眼的时候，她便敢和他歪头对视，逼急了，便离家出走，三天两夜的不回家，逼得他父亲急三火四地找回来。
正因如此，建强也乐得放学回家提上篮子去打猪草，每次也都要叫上我一起去。我也愿意，省的在家推那永远也推不完的石磨子，转的人头晕，累得腿发酸，推完了磨子还得帮母亲填火烧鏊子摊煎饼，所以放学后打猪草便成了我和建强最快乐的事了。当然，对我来说打猪草是假，最主要的还是下河逮鱼摸虾。老家的村东头蜿蜒着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从南往北流去，当地人叫它乌河，清澈见底，四季常流，两岸是粗壮茂密的芦苇，风一吹，像是有千军万马。芦苇荡里不时的传出清脆的鸟叫声，钻进去，偶尔的还会找上一窝鹌鹑蛋。口渴了，在河的斜坡上顺手挖个坑，一股泉水便汩汩的冒出来了。
建强当然先是要把猪草打满篮子才能玩，而我到了河边就把鞋子往旁边一甩，挽起裤腿提着篮子便进了河里的水草边，斜按着篮子摁到水里，慢慢的向岸边推进，待触到岸边的泥草了，再用力地晃晃篮子，快速地提起来，里面便会蹦跳着十几个、二十几个透明的小虾，或者几条翻滚的细鳞鱼，或者一两只惊慌的螃蟹，收获大的时候，还会抓到几条巴掌大的鲫鱼。
建强以最快的速度打满草，便跑到河边一起抓鱼。有时他还会恶作剧的扔个石块，溅起一个大大的水花，吓我一跳。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这时，他才会露出难得的放松的笑容来。
天黑的时候，玩够了，我们便一起回家。先是把逮的鱼虾分成两份，他的那份便成了他父亲的下酒菜了。
当然也有贪玩忘记打草的时候，每当这时，我们便胡乱的先把建强的篮子填满，再随便的采几把放到我的篮子里，回到家装模作样的到猪栏里一扔了事，反正母亲也不会太在意。
到了我俩上初一的时候，建强的母亲实在受不了家里三天五吵的状况，上吊自杀了。家里便只剩下了建强和他的四个妹妹，还有那个整天的黑着脸、懒得浑身生蛆的烟父亲一起生活了。建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他要撑起这个家，所以便提出退学回家挣钱。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不答应，便一直供他上学，直到初中毕业。在我眼里，这是他这个当父亲的这辈子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了。而建强的几个妹妹只读到小学毕业，便都一个个回家种地去了。
建强是那种学习比较刻苦的学生，这可能与他想早早的考学出去、远远的离开这个让他有点害怕的凌乱的碎家有关。在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就成了干部，有了城市户口，国家是要分配工作的。所以，稍微有点希望的家庭和学生，都要削尖了脑袋去考学。那时候，早上要早早地到学校上两节自习课，主要是朗读背诵课文。早课一结束，学校里便像炸了锅，回家吃饭的一路小跑，在校吃饭的也是一路小跑，争抢着去食堂拿那从家里带来的馏在锅里的窝头，半凉不热的，就着咸菜吃下去。家庭好点的能吃个馒头，可是跑慢了，就有可能被哪个嘴馋的家伙顺手提走了。每天早上天还很黑的时候，建强总是第一个起来去敲我家的门，然后睡眼惺忪的一起去上学。那时的冬天特别的冷，我们穿的衣服也都仅仅是一个棉裤、一个棉袄，还是用穿过的单衣翻做的，没有后来的秋衣秋裤，更没有现在的里三层外三层的。风顺着裤腿往上钻，我们便把粗硬的棉袄左右一拽，紧紧地夹贴着光溜溜的肚皮，揣紧了袖口，颠着碎步上学去。三里多的路程，一直颠到学校，身上也就微微地出汗了，也就暖和了。上课的时候，建强听得特别认真，从不交头接耳，老师也都喜欢他。即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也会不停地去想，那道几何题怎么做、那个英语单词怎么写，因此他总是沉默寡言地跟着我们走。尽管建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但可能是悟性的问题，也可能是方法的问题，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提不起来，在班里算是中间偏上的样子，从来没进过前十名。所以初中毕业后他又连续复读了两年也没考上，便无奈的放弃了，回家找了一个建筑队当了学徒工。
初中毕业后，我便不想上学了，本来的想法是回家种地，可是家里说啥也不同意。哥哥是学校的老师，便把我生拉硬拽地回去复读，天天像看小偷似的盯着我。母亲也说，孩子，你得争口气，考出去，这是咱农村唯一的出路。这一年，是我上学以来最用心的一年，成绩突飞猛进，这也是后来多少年自己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第二年中考的时候，我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学校，成了一个吃上公家粮的未来的老师了。
由于学校离家太远，我便很少回家了，与建强见面的次数也很少了。偶尔的星期天回家，建强见到我，仍然话不多，但我感觉得到他是很在意我的。他急匆匆地忙完家里的活，便约着我一起到村外的小河边坐坐，有时也会“哪哪”地问，在外边好吗？那言语中充满了向往。我问他以后想干啥，他说正在学习建筑规划方面的书，想考一个规划设计的资格证，从事建筑行业了。如他所愿，他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灵透的，待我师范毕业的时候，有次回家，坐在我家的院子里，他悄悄地告诉我，他考出来了。那声音里透着窃喜，透着一种压抑的自豪和满足。那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他一直望着天上的星星，好像特别能说了一样，他的眼睛也像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的了。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家二十多公里的一个乡镇中学当了语文老师。那时候来回全靠骑自行车，我也偷懒很少回家，建强也跟着本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到了黄岛，常年在外，我们也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每次见面，话虽不多，但彼此还是那种少小的感觉，互相问问对方的情况，约上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兄弟，一醉方休。
几年后，我便结婚了，在城里安了家。建强由于家庭的原因，迟迟没有找上媳妇，他的妹妹们便早早的嫁到了外村，一年回不了几趟没娘的娘家。直到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外村的一个媳妇由于一直没有给婆家添人口，便离婚嫁给了他。正当他不再奢望的想安静的过日子的时候，老天开眼，他的媳妇接连的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了儿女双全的父亲了。他高兴的眯缝着单眼皮的小眼睛，拉着我到他家喝了个昏天黑地。他的父亲也破天荒地陪我们喝了一壶热酒。他还是那么能抽烟，不停地咳嗽，佝偻着身子，一步一颤的，没有了往日那种不言而怒的威风了。
第二年的一个星期天，回家听母亲说，建强的父亲喝农药自杀了。我很震惊，过去那么暴烈刚强的人怎么会自杀呢？是儿媳妇待她不好吗？母亲说不是，可能是找建强的娘还债去了。我去了建强家，他没说话，站起身让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我不抽，他便自己点上了。我很惊讶，从没见过建强抽烟，便说，怎么抽上烟了？他有点尴尬的笑了笑，把烟扔到了一边。彼此都不说话，我一杯一杯的喝水，他便一杯一杯的倒。坐了很长时间，他站起来，故作轻松地说，没事，放心吧，早点回去歇着吧。我也站起来，摸了摸他儿子的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一直看着我出门，眼睛红红的，没有泪。
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四十岁那年，母亲也走了，我便不再回家了。偶尔地路过村子，有时会去看看老房子。推开紧锁的大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小鸟跳来跳去。许久，默默地叹口气走出门，看到对面建强家的大门也紧锁着，心里更是空落落的，荒凉一片。我问路上的邻居，建强去哪儿了，说是两口子都到黄岛干活去了，孩子上学，在她妹妹家住。我问建强过得咋样，邻居说挺好的，比原来好多了，我便悄悄地舒了一口气。
后来，老家旧村改造，村里人都搬到新楼上去了，老房子成了平地。有一天，一个本家的兄弟来城里办事，到我这里吃了顿饭。我问起建强的情况，忽然知道他被本村的一个同学小山子坑了十二万块钱，当时说是临时急用，几天就还，建强穷其所有的给了他，结果填了窟窿，还不了了。建强老实，又不好意思催要。这事被我这个本家的兄弟听说了，他知道我和建强的关系，很气不过，便拎着棍子去找了小山子，要回了十万块钱，还有两万没要回来。我听他这么一说，很是为本家兄弟的仗义行为感动不已，好好地敬了他一杯酒，并嘱托他一定要帮建强要回那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五、六年过去了，我没再见着建强，但每次遇到熟悉的人，总要问一问他的情况。虽然也捎信让他来玩儿，但始终没有成行。在我的骨子里，对于建强的牵挂，胜过了对亲兄弟的关心。不过，建强也始终是我的亲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