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伙食

父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听父亲说六十年代初他在乡里读“高小”，学校里没有学生宿舍，也没有学生伙房，只有一个教师食堂，但学生是不准“上伙”也是上不起的。所以，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总是 “跑伙”，即不在学校吃住，每天步行几公里去上学。

每天一大早，父亲就早早起来。这时候，祖母已经为一家人做好了一锅“红薯糊涂”，其实就是玉米粥里煮些红薯块儿。在当时，红薯堪称人们的第一粮食，曾有一种红薯养活全国人民的说法。除了家人吃，祖母总要多做一些“红薯糊涂”，然后把剩下的灌到一个暖壶里。暖壶壶胆与现在的暖水瓶一样，但外壳是用竹篾编制而成的，盖子则是父亲刻的一块红萝卜头。就是这样一壶“红薯糊涂”，父亲每天把它提到学校去，当成在学校的午餐乃至一天的口粮。天热的时候还好一些，冬天天冷，每当中午食用的时候，“红薯糊涂”已经变得冰凉。一次，天气特别冷，一位教师食堂的师傅专门为父亲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汤，热心地让父亲一定喝完。父亲非常感动，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位师傅的名字和他说的话。

后来，为了照顾学生，也让他们吃得“热乎点”， 学校建起了学生宿舍，也开起了学生伙房。但毕竟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伙食水平非常低。父亲说每到春天，伙上就没有什么菜可吃了，学校时常组织学生到地里挖野菜。尽管学生伙房方便了生活，但学生吃饭是要掏钱的，也一下子增加了生活开支，父亲上学还是不忘带些窝窝头、咸菜之类的干粮。那时候是大集体，学校搞的也很灵活，没有钱拿东西也能抵伙食费。家里房子的顶棚上正好有闲置的木板，祖父总是让父亲扛一块去，经学校丈量一下折成饭费。在上学的路上，父亲总是下边挎着书包，上边肩扛着木板。就这样几个学期下来，房子顶棚上的板子几乎让父亲抽光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父亲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读初中，学校已经由当初的“高小”变成了乡里的重点中学。虽然改革开放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作为拥有几百名学生的学校，条件似乎还一时还难以跟上去。在我的印象里，学校早晚只有饭汤和馒头，却是从来不做菜卖菜的。学生吃菜大都是自个从家里带，或者赶上蔬菜上市季节，到外面买些黄瓜、青椒之类的，在学校里用盐凉拌着吃。我记得每周回家，母亲总要把家里淹的咸菜填到一个大口瓶子里，让我捎带到学校。一瓶咸菜正好吃一星期，但往往没等吃完，菜已经变了味。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学校一到晚上自来水就断水，下了晚自习，同学们往往渴得到处找水喝。记得一天晚上下雨，我和几个同学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平生第一次也恐怕是最后一次竟然喝起了雨水。雨水那种又苦又涩的味道，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没有菜也就罢了，晚上学生喝不上水不能不说是学校当时管理的一大欠缺。

不过跟父亲那个年代比起来，我们学生的伙食条件还是大为改观。学校中午除了偶尔也做过“糊涂”（玉米粥），更多的还是人们的家常饭——面条。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伙上做的蒸面条特别好吃。那时候我们学生实行的是报饭制，明天谁吃不吃、吃多少，今天报上去，以让伙房有个准备。听说明天是蒸面条，头一天同学们就开始兴奋，中午的蒸面条每个人要报上好几碗，一顿吃不完，专门留到下一顿吃。二十多年过去了，蒸面条的那种味道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一次，我碰巧遇见当初给我们做饭的一位师傅，我向他讨教做蒸面条的“秘方”。他并不保守地告诉我：面条里的肉必须先炖烂了，越烂越好。我想之所以当时觉得那面条非常好吃，还有生活条件有限，稀少难得的缘故吧！

现在我的儿子已经长大，在县里一所比较知名的私立中学读书。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孩子吃住全在学校，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学生的生活费是固定的，不用为饭票操心，吃多吃少一个样，吃饱为止。学校还专门安排有照顾学生饮食起居的生活老师，当学生们放学准备就餐的时候，生活老师已经为学生们打好了饭菜。此外学校每个教室都配备了学生饮水机，还为每个孩子订制了学生奶，聘请了饮食营养师，根据不同季节和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饮食方案，变换学生的饮食花样。当然，蒸面条对儿子来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几次去学校，发现孩子们正在吃的是饺子……

且不说学校的教学如何，在照顾学生生活上是绝对到位的，比一般家庭生活还好，用父亲的话说：好的不能再好了。可尽管如此，儿子还时不时要钱买零食吃。据儿子说，他的同学有时候还打手机订购学校外面的外卖，如汉堡包之类的，通过学校大门口伸缩门的空隙偷偷传递过来……

哎！现在的孩子，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