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祖父母

祖父的精武忠烈

湖南书法名家李铁青老为我的祖父题匾“精武忠烈”，让我想起了诸多尘封的往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年我都要梦见几次祖父。他的面目就跟在世时一样，走到跟前也不说话，仿佛陌生人似的，互相打量一眼，旋即擦肩而过，根本不知道阴阳两界天人永隔。

大约是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衡阳市体育馆采访邓广顺、刘建华，他俩是湖南新老两代拳王。正聊着，一位年过花甲、相貌英武的汉子，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了过来。听说我姓甘，又是衡南县茅洞桥人，便问我是否知道甘玉林。我说那是我爷爷，他立刻上前拉住我的手，亲热地说：“我叫陈剑秋，在衡阳市建设银行工作，最初就是跟你爷爷在雁峰寺习武的。”旁边的人介绍说：“陈老师是我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还是中国武术协会裁判员呢！”那一夜，陈老武师与我们聊了许久祖父的故事。

祖父谱名继崑，字玉林，以字行，生于清末光绪廿六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1901年1月12日），前半生是一个木匠，暮年却下放成了一介农夫。他长得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头上常年缠着一方青色的毛巾，腰间扎着一条白色的澡帕，个头比一般南方人略高，肩膀平而宽，蜂腰瘦臀，脊背挺直，虽然不太爱讲话，走路却像一阵风。

祖父幼时进过全氏宗祠办的私塾，所以识字能文，出口成章，还能吟诗作对。我儿时所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和《声律启蒙》就是他教的，还有那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可惜我太愚鲁，没有学会写旧体诗词。他不像其他老人跷着二郎腿，而是端坐在长条凳中间，手执一根竹条鞭，教我一字一句地念湘军名宦刘长佑的家训：“立身其正其言，待人以厚以宽；教子唯忠唯孝，治家克勤克俭；存心能忍能耐，做事不偏不倚；接物勿欺勿怠，处事曰谨曰廉；尊长必恭必敬，交友与德与贤。”

祖父从来不叫我的乳名，开口就是极为亲昵的“孙崽仉（孙子）”。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七八十岁老者，身材颀长单薄，穿着一袭青色油腻的长袍，戴着一副石头眼镜，下颔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头顶着一个瓜皮帽子，脑后晃动着一根小鞭子，口角有些歪斜，稀稀拉拉地流着涎水，满口“之乎者也”。我感觉很害怕，躲在祖父的身后，祖父说：“孙崽仉，莫怕莫怕，仉郞家（茅洞桥乡音念jīnāngā，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前清秀才。”搜遍记忆，那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前清秀才。

曾祖嘉桁公是衡州府有名的木匠，家境比一般人富有。祖父本来可以读书挣一个出身，但架不住甘氏宗亲都喜欢学木匠，因为木匠挣的钱比其他手艺人多。生性聪明伶俐的祖父，果真以雕花工艺名满衡州，许多大的建筑如衡阳雁峰寺、耒阳敖山庙、常宁李家大屋、渔溪王家祠堂，都要请他出面做师傅掌墨斗线；许多讨亲嫁女的人家订做一堂喜庆木器，都要事前给他封一个大红包，因此被尊为“小木王”和“活鲁班”。祖父不喝酒，不耍钱，不逛青楼，唯独嗜烟如命，远远地走过来，就能闻到一股呛人的旱烟味。他不关心时政，也不知道享受，手头稍有积存就买田买地，对土地爱得特别深沉。待解放大军的炮声响过，他的手头已有百十亩水田，还有两三座树木蓊郁的青山，接下来的事情还用得着说吗？

祖父曾经参加过秋收起义，亲眼见过毛委员，可惜革命意志不坚决当了逃兵。说是那年一个舒姓朋友寄信来，浏阳那边做工可以挣大钱，他带着木匠家什兴冲冲地赶去，结果被当地农军劝上大围山七星岭，之后编入苏先骏红三团大刀队当队长。因为廿岁失怙，寡母倚门悬望，家中有美貌的娇妻，仓中有余粮剩米，所以部队攻打长沙失败，向江西莲花县转移时，遇到甘氏宗亲一位老表，于是潜入其家中躲避，之后辗转回到衡阳，抵家时恰是1928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夜。解放后读报方知剩存的战友，不但出了中将少将，有人还当了省长市长，因而连肠子都悔青了。在茅洞桥街上的蔚蓝月色中，他让我骑在脖子上，边走边哼唱着：“民国那个十六年，跟着毛委员上井冈山……”声音凄清而忧伤，连小小年纪的我都不忍再听下去。祖父一生都未改变对毛主席的敬仰，曾牵着我的手边走边说：“你要好好读《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样气势雄壮的话语，不是随便谁都能说得出来的。”

我曾问过祖父，浏阳那个朋友为何会劝他当兵，他说还不是因为自己功夫在身。旧时茅洞桥有习武之风，祖父的弟弟继崙夭折得早，曾祖父担心独子受人欺侮，早早地将祖父送进王水（水，茅洞桥乡音念xū）坳陈氏武馆。孰料十几年后，他的南拳勇冠群雄，长枪、短刀、三节鞭无人能敌，一脚能踢起两百多斤重的棉花包，反过来成了陈家人的教头。相传当年街上有人打架，只要说“甘大爹（爹，茅洞桥乡音念dī）来了”，双方立马住手，或者溜之大吉。我确曾见过这样一幕：大约是1971年或1972年，一拱桥头耍龙舞狮闹元宵，垒起高高的八仙桌台子竞技，却不知怎么搞的，陈家和谢（谢，茅洞桥乡音念jiǎ）家两支队伍打了起来。有人赶紧去请祖父出面制止，祖父将陈家领头人叫过来，只说了一句“算哒”，纠纷遂息。乡间有人因为宅基或物产分摊不均，来找祖父评断是非讨个公道，结果大都是祖父抢着付了茶钱。祖父从各家店铺前走过，人们争相招呼进屋落座呷酒吃饭，他因此很少中晚餐时分出门，说是懒得回话答理，害怕别人说他傲慢无礼惹口舌。

解放前夕，祖父曾在衡州府城回雁峰前开过精武馆，又在茅洞桥老街中间开木器作坊，还在六公岭开了一家五金作坊，后者1954年公私合营时，成了衡南县五金工具厂，祖父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头理事长。作为当地名望颇高的开明乡绅，祖父有幸躲过了历史上的屡次劫难。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中，茅洞桥街头或枪毙或活埋了好些地主豪绅，许多亲友因此担心祖父在劫难逃，可他除了屡遭批斗，倒也庶几无事落得善终。20世纪90年代末，曾在茅市区当过廿多年区长、区委书记的段前孝老先生，在衡阳湘江河边石鼓嘴与我对饮时，逐一分析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祖父为人拙诚，处事低调，交游广泛，平生没有做过恶行坏事，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民愤，各处架桥铺路都有他捐赀，遇人急难处帮衬人家讨亲、做寿、买长生（棺材），尤其是穷人家的孩子念书，前前后后支助过不少学费。二是抗战时期衡阳沦陷后，祖父参加王紫剑领导的衡阳县南乡游击指挥部，担任副指挥兼三大队长，先后十余次与日寇作战，激战柞树坳那夜刀劈6名鬼子，省市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抗战胜利后，别人都兴冲冲地居功参政，他对庙堂之事不感兴趣，依然做老本行，所以没有遭到清算。三是随他习武的徒弟比较多，而且都是茅洞桥有名的好汉，像陈诗美、陈诗元、甘继嵛这些武林英雄，倘若风闻师父有难，他们绝对不会善罢干休，所以一般人惹不起。四是祖父的三个儿子读书报国，都在外面单位有正式公职，当地人对吃居民粮的人家，尤其是这家有人在外头工作的都很敬畏，工作地方越远越敬畏。茅洞桥那条石板老街，中间略高，两头倾斜，俗称“滑蛇地”，许多人眼浅肚皮薄，热衷欺红踩黑。奇怪的是，街上那些与我年龄差不多的泼皮无赖，从来没有谁欺负过我们兄弟姊妹，当然我们更不敢招惹别人。直到几十年后的如今，八九十岁乃至近百龄的乡间翁妪，只要我一提起祖父的大名，对方就会发出一连串惊叹：“哎呀嘞叽哒！原来你郞家就是某某某的孙崽仉啊？”

祖父现在幸存的弟子，茅洞桥可能还有一两个，最远的一个在台湾。今年元旦节后，我在编撰文化地理选本《茅洞桥记》时，寻找从那里走出去的文武名流，辗转找到全裕富老先生，才知道他早年在家乡时，曾随我的祖父习武，时间大概半年左右。他是斗山村三碗盐人，生于1928年阴历五月十七日。家中兄弟七人，还有两个妹妹，他是老大，生活相当困难。祖父收留他在木工坊做事，不仅没要学徒钱，还管饭食，让他念叨了一辈子。算起来，他已是91岁高龄，听力却蛮好，反应也很快，依然是一口巴硬的茅洞桥乡音。说是1949年春天，国民党抓壮丁，他也被裹挟到了台湾，孰知七搞八弄，居然进了蒋经国“总统府”侍卫室，官终执行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获授少将军衔。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大儿子全宏志也官拜少将，退役后现任中原大学电机资讯学院教授。1988年两岸开禁之后，父子俩曾数度回乡省亲祭祖，支助新建全氏宗祠，可惜我们都缘悭一面。

祖母的柏子清香

诗人洛夫曾对我说，他与雪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亲缘。“我在台北庄敬路的书房名‘望雪楼’，其实台湾的冬天，除了嘉义阿里山、南投合欢山，平地从未降过雪，当然也就无雪可望。我所谓的‘望雪’，只是怀念与期盼之意，说穿了，无非是表达对童年在大陆故乡落雪时的记忆和向往。”

洛夫先生所说的大陆故乡，其实就是相公堡燕子山，与我的故乡茅洞桥相距不到一百公里，分别位于衡南县的东乡和西乡。2017年10月22日，客居台北的诗翁应我之请，挥毫书赠“茅洞桥记”四个行书大字，这是他离世前留在人间最后的墨迹，也为吾乡风雅增添了一段佳话。

洛夫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知道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曾经多次对他念叨过“钓雪好有意思啊”。这大约是旧时女性的教养吧！我的祖母谢宜秀也是如此。她经过家门塾师的指教，记忆力特别好，而且能雅能俗，能够背诵卓文君、谢道韫、李清照、朱淑真的诗词，能够讲述整本《西厢记》《杨家将》《隋唐演义》。一部《薛平贵与王宝钏》，她能够从头讲到尾，几乎不落一个字，而眼光似乎总是盯着看不见的远方。她反复给我讲过《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梨山老母是她最崇拜的神仙，樊梨花、刘金定、佘赛花、穆桂英是她最钦佩的女英雄。她还爱听悲情故事，街边新屋坪打渔鼓的瞎子谢昭美，拿手好戏是《三姑记》，祖母百听不厌，泪水涟涟，之后将自己衣兜中的钱，一个不剩地掏给他。

祖父19岁与祖母成婚，15岁的祖母坐着大红花轿来到甘家，四乡八村的人闻讯赶来喝喜酒，竞相争看新娘子，都夸她是“茅洞桥一枝花”。祖母年轻时的确是个大美人，有从上海回来的人说，她就像画片中的名媛一样好看。她从小裹了脚，说话柔和温顺，从不与人起高腔，别家的女人都喜欢来甘家串门，听她讲故事、读古诗。祖母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舍得将家中好吃的“换茶”（花生、瓜子、糖果、饼干之类的零食），拿出来供大家品尝，因此许多女子认她为干娘。直到古稀之年，祖母依然站有站相，坐有坐姿，头上包着一方黑色芸纱巾，身穿一套浆洗过的青色衣裳，低眉敛目，对人一笑，牙齿雪白，颇有民国大家闺秀的范儿。

祖母的娭毑（母亲）去世得早，爹爹在湘江大河中往来贩运，慢慢地自己有了几条船。1934年秋冬，中央红军过湘江征用民船，我老外公的船也在其列。船被国民党的枪炮打烂了，他也参加红军，随部队走到贵州安顺场，突围时冲在最前头摆渡，一颗子弹飞来，他应声倒下，顺着河水漂走了，连尸首都没有找到。祖母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是十几年后的春天，她坐在屋后的吊脚楼上，不吃不喝，望着栗江水呆怔了一天一夜。

大约廿岁左右，祖母生下一个女儿，小名银伢子，这是男孩的名字，意在带弟弟来家里。可惜她自小孱弱多病，六七岁上夭折了，而祖母也有十多年没有生育。祖父的叱骂，婆婆的白眼，外边的流言蜚语，自身的不幸命运，让她将眼泪都快哭干了。她经常奔忙于各个尼庵道观，求神问卦，求子舍财，甚至远赴岐山庵子，跑到南岳拜菩萨。万般无奈之际，她甚至劝祖父纳妾，却又不为男人所许。天可怜见，她终于在31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接着又是两个儿子。自此以后，祖父再未与她争吵，什么事情都让着她，因为她是甘家的有功之臣。

抗战胜利前，祖父和甘氏族人商量四修宗谱。茅洞桥街上那时还有一家姓甘的，就是会修钟表、钢笔、布伞的甘宗儒，儿子“区区眼睛”（茅洞桥乡音念qūqūānjū，近视眼的意思）甘云奇子承父业，两爷崽肚子里都有些墨水。祖父忙于生意，情愿出钱助力，委托宗儒父子带人缮写续编。每当文字遇到疑难处，祖父回家询问祖母，祖母就会告诉他，别家是怎么做的，自家应该怎么做。这通宗谱快要修成时，茅洞桥也解放了，吓得祖父赶紧将它挑回荞麦皁，孰料被无知乡民当烟纸卷着烧掉了。

祖母虽然是一个女书生，但也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妇人，家务活做得干净利落。哪怕后来住在茅草房，她都会收拾得清清爽爽，没有别人家的肮脏和腥臭。那时候生活拮据，经常捉襟见肘，尤其是到了每年四五六月（俗称“上滩月份”），吃了上顿没下顿，饥饿常常弄得我们的眼睛眍下去。尽管旧衣裳业已漂汰得发白，鞋子的颜色有时也不太一样，但祖母总是替我们洗刷得干干净净，让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多年后的一天，读到梁文道《中国人的清贫与尊严》，其中一段话让我凝神默想许久，几至潸然泪下。他说：“清贫，也就是贫而不贱，且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这种人穷则穷矣，然尊严所在，绝不容人轻视贬抑半分，不食嗟来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任何人见他，都还得敬他三分。”我觉得这个香港文化人，也是能够理解大陆曾经蛰居在社会底层者。

祖母会做柏子香，从柏树上采摘柏子，都是些带青色未破未开者，然后烧一大鼎锅开水，放在瓦钵中冲烫，激发柏实中香气分子的挥发，清苦的乡居生活因而有了几分香气。她甚至会给我们吟诵古诗：“秋冷啼蛩入讲堂，夜深饥鼠搅眠床。山厨食尽松花饼，瓦鼎烟消柏子香。”所以，如今待在晴好居看书写作时，我必定会燃起一炉三支檀香，让心神凝定，让烦扰在香气涤荡下消散于无形。

祖母还会做各种酢菜，我家的豆角酢、茄子酢、刀豆酢，打开坛子盖就能闻到一股香喷喷的气味，比别人家的酢菜都要香辣得多。她还炒得一手好菜，甚至做得出炸鱼螃蛋砣子肉十个碗的酒席。在没有油吃的乡下，她煮的红锅子菜，譬如煨辣椒，我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记忆中这几道菜最有名：一是籽南瓜煮螺丝，一是糟和藠禾煮小鱼虾，一是红薯粉丝炒白菜苔，一是荸蒂子炖墨鱼，一是海带炖猪肺，一是小葱煎水豆腐，一是地皮菇炒酸辣椒，一是新鲜酸豆角炒腊猪小肠，一是香醋蒜蓉捣蒸熟的茄子，一是青红椒炒苦瓜，一是胡萝卜白萝卜豆芽菜炒三丝。她做的青辣椒煮鲢鱼，或者是调羹白脑子煮鳙鱼草鱼，只放一点点生姜丝和米醋，与别人家的味道硬是不一样，格外格外地香辣。最忘不了的是白菜煮鸡，现在也是我的拿手好菜。先把鸡块放在锅里炒干水汽，之后用油煎炒，放入八角、生姜、蒜子、胡之酒、米醋和精盐，炒好后舀到碗里。将冬天经霜后的白菜，随意用手撕成一条条一片片，稍稍一炒，再将鸡肉倒进去。起锅时放点大蒜叶，撒点辣椒灰，浇一点芝麻油，瞬间香飘半条街，连鸡和狗闻到了也会欢蹦乱跳。下放时自然无法吃到这样的珍馐美味，只能在没有外人的时候，祖孙口里打个牙祭。待我们重新吃上居民粮，有条件再来做这道菜时，祖母已经垂垂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由母亲来满足她的口福了。

荞麦皁甘家有长寿基因，活个八九十岁或百龄都属稀松平常。如果不是当时农村日月太过清苦，相信祖父母还会活得更长一些。1974年农历六月初八上午，正在放牛的祖父突然将牛绹递给我，来回抚摸着我的头，哀声说道：“孙崽仉，爷爷可能要走了，你要好好读书啊！”随即头一仰，重重地摔倒在茅草丛中……

又过了7年，1981年农历八月廿九日下午，祖母在茅洞桥老街病殁，享寿77岁，如愿安葬于荞麦皁螺形嘴山头，我的祖父的身边。

（原载《衡阳晚报》2019年6月4日讲述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