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作逐臣君更远

君问归期未有期，何日归家洗客袍，春衫著破谁针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时代，游子的忧伤情思屡屡见诸诗文。在一个普遍认同“学而优则仕”之理念的国度，被贬谪远地的逐臣堪称最忧伤的游子，于是有了专属于中国古人的逐臣文化。

划着时光之舟一路漫溯，最早开启逐臣文化的大概是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吧。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是《楚辞·渔父》中的文字，形象而准确地写出了屈原被贬之时的落魄情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楚怀王时期被流放到汉北，楚顷襄王时期又被流放到沅湘流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屈原对理想追求的铮铮宣言，决不与污浊世俗同流，决不与奸佞小人合污。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被秦军攻破，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遭贬的唐人白居易把“同病相怜”的感触化作文字写在了《琵琶行》里。

公元815年，大唐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要求严查此事，却被以越职言事之名贬为江州司马。公元816年，一个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冷清月夜，白居易到浔阳江头送客，一段有着京都调子的琵琶声从水上舟中传来，引动同样由京城远谪至此的诗人的情怀。当年风光无限“曲罢曾教善才服”的京城女子如今流落异乡独守空船，同样的坎坷给了他们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感受给了他们同一首歌。就这样，一篇《琵琶行》送给了琵琶女，送给了白居易自己，也送给了天下所有的失意者。

更契合“同病相怜”主题的应是唐人刘长卿的一首七绝《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刘长卿和裴郎中曾经有幸一起被皇帝召入京城，但又同时被贬，而且被贬同地——吉州。这让本来就友情深厚的二人更加生出惺惺相惜、荣辱与共的情感。“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猿声哀怨，江头日暮，长水空流，离别在即，这是“伤心太平洋”的节奏。“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自此一别，不知相见之期是何期！

虽然同样的感伤满怀，宋人欧阳修被贬之后试图凭借内心几许的达观来排遣愁绪。

公元1037年，欧阳修被贬夷陵之时途经黄溪写下了一首七律《黄溪夜泊》。这首诗歌的前三联中虽有登临怀恨，愁肠九回，但终是行至尾联而趋于旷达之情——“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感谢这次遭贬的经历，让我得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虽然话语之中仍有几分无奈，但已属难得，这就是欧阳修式的贬谪情怀。后来再次被贬滁州、吟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那是更见旷达了。

真正将心中旷达之意放大化和常态化的是与欧阳修同一朝代的苏轼和范仲淹。

宋朝之时岭南一代属于蛮荒之地，有罪之臣多被流放到这里。“迁客骚人”触景生情多是哀怨不已，但他苏轼不同。公元1096年，苏轼被贬惠州期间，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名句。好一个乐观豁达的苏东坡！苏轼一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处于遭贬的状态，然而他从来都不气馁，而是随缘随喜，不必说其旷世奇才，仅是这份超然就足以让后世钦佩。晚年的苏轼更是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这样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遭贬之地竟被视作功业之处，非思想进入超级达观者不能出此语也。

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同苏轼一样，心系天下百姓，超越个人悲喜。

公元1046年，被贬河南邓州的范仲淹铺展开一幅《洞庭晚秋图》，为遭贬巴陵郡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一事作记，于是散文名篇《岳阳楼记》横空出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传诵千古的名句早已沉淀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当中。正如被贬杭州的苏轼不忘兴修水利为民造福一样，被贬邓州的范仲淹也不忘修建花洲书院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公元1841年民族英雄林则徐被贬谪新疆伊犁充军启程时吟出的诗句。在新疆的三年里，林则徐以“戴罪之身” 行程三万里，勘荒南疆，开辟屯田，修建“林公渠”，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关注国计，发展民生。虽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忧国，虽遭不公待遇而不忘忧民，林则徐与范仲淹等人一样在天地间、在史册上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遂成为让后人无限景仰的品行高标。

同作逐臣君更远，再远也不偏离美德的轨道，再远也不放倒生活的希望，再远也不丢掉为国为民的一颗初心！                 （文/张云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