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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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朵山茶花怒放枝头的那天，是三九的第四天。
尽管山茶耐寒，但北方的冬天却罕见此花的绰约身姿。为了一睹茶花芳容，刚入冬不久，我便徘徊于街头巷尾、徜徉在渭水岸边，期待今年冬季反常的暖流能留住山茶花的凌波微步。寻寻觅觅，却连山茶的零星残瓣都遍寻不着，无奈之下，我只好跑到花卉市场，从温暖如春的暖房里抱回一盆山茶花。看着她困在逼仄的花盆里，委实有些于心不忍，而我所能尽心给予她的，除了阳台一角尚算富足的阳光外，再无更宽敞的天地供她舒展挥霍。心中既愧疚又忐忑，不知这个冬天能不能等到她绽放明媚鲜丽的笑靥。
冬至前后，我疲于奔波在医院和家之间。病毒细菌反复交叉感染，十几天发烧不退，手边泛滥成灾的一堆药物除了稍缓些身体不适外，对付疾病，全靠自己扛。身体的病痛让人难免不胡思乱想，越是想快些好，越是把病想得特别重。——如果说现代生活忙得让人连痛哭流泪的时间都没有的话，也只有疾病才能把生命打回原形，看到忙碌的可笑和无奈。就在我和疾病艰难对峙的紧要关头，心弦绷紧到极限时，山茶那一晚上竟开出了两朵粉艳娇嫩的花，开在冬日的暖阳里，温柔而坚强。
这让人怜爱但绝不自怜的山茶花啊！
山茶花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花”或“十大名花”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名气似乎总不如水仙或菊花那样声势滔滔，不绝于耳。我这一代人对山茶花的熟知恐怕离不开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曼陀山庄的女主人因爱而不得，故因爱生恨，又恨极所爱的满腔愤懑与怒郁，都倾注在山茶花的身上。她一边砍断人的手脚给花施肥，一边精心呵护一株株美丽的山茶，爱与恨同样强烈，同样不可理喻。有意思的是，所谓因遍种山茶花而命名的曼陀山庄，其实却是个大大的误解。清人所著的《花镜》中，说“山茶，一名‘曼陀罗’”，这大概是因袭了明代《二如亭群芳谱》中“山茶，一名曼陀罗树”的称谓，然而却去掉了“树”字。一字之差，天地之别。曼陀罗花的老家在印度，妥妥的外来物种；山茶花则是中国本土名贵花木，盛产于云南、四川一带，属于南方常见的名花。从种属上划分，曼陀罗花属于茄科草本植物，毒性颇大，如今极少入药；山茶花则是山茶科木本植物，无毒，常作药用。花型上两者也区别巨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曼陀山庄的王夫人倾尽一生呵护的“曼陀罗”，如同她本人一样，妄图鸠占鹊巢，成为情人的正宫娘娘，却不知名头错了，只会一路错下去，哪怕用手脚施肥浇灌，也不会换来盛开的山茶花。所以，曼陀山庄的茶花越被呵护，反而越是枯萎不振。
山茶“以叶类茶，故得茶名”。然而山茶最早的名字与茶毫无半点关系，倒是有个更古怪的名字。山茶，古代亦称之为“海石榴”或“海榴”。这个古怪的名字让人感到很费解。概石榴是域外物种，自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到中土，而后一路翻山渡江，似一条长蛇般的细长丝带，载着自己的火红魅影，硬是从中东漂泊到中国长江以南的吴越一带。“山茶”之名从何时叫开无从知晓，但从传播角度来看，这个名字的历史似乎要比“海石榴”出现得晚。以“海榴”称呼此花，唐人偶或有之，宋以后渐至绝迹，以至于明清时代哪怕以错误的“曼陀罗”指称山茶花，也绝口不提“海石榴”。每每翻阅到典籍里的“海石榴”或“海榴”，心上泛起来的却总是“瘤”这个字惊心触目的模样，继而脑海里涌现出拳头大的可怖瘤子的画面。挥手赶紧抹去这幅望而生畏的画面，仿佛赶走的不仅是一个凭空的胡乱臆想，驱除的更是所有与疾病相关的人生的艰难与磨折。所谓生老病死，人间常态，但这四个字背后的人生百态，唯有“病”伴随着漫长而痛苦的生活，是挥之不去的心头阴霾。山茶是如此娇艳而坚强的花朵，不知第一次见到此花并为它命名的人何以会想到“榴”这个字。实际上，我国最早的字典《尔雅》里并没有收录“榴”，只有“留”和“瘤”。三国时，魏国张揖的《广雅》中解释为“若留，石榴也。丹实垂垂若赘瘤也。”难怪见到海榴的名称，我的大脑会不受控制地歪想出一个赘瘤的样子来。石榴得名因其果实似瘤，但若说山茶的果实仿若赘瘤，我却不以为意。——它的果实看起来比榴莲更不像瘤子。而这个名字前还冠以“海”字，就更令人觉得山茶的身世神秘莫测。众所周知，古代以“海”冠名的事物大多来自域外，而且是远涉重洋的域外之地。它们经历了千折万难，一代又一代地轮回于寒暑往来中，在四季更替的缓慢岁月里，才逐渐生根中国，辛苦地完成了本土化过程。而山茶出自中国西南地区，作为本土名贵花木的代表，实至名归，以“海榴”称之，颇让人觉得意外。
据考证，“海石榴”一名最初见于北魏正始四年至北魏永熙三年间（507年-534年）的《魏王花木志》。“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南北朝时期，北魏一统中原，而《魏王花木志》成书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梁一朝。从书中所记的这一笔来看，山茶与海石榴似乎是对同一品种出自南北两地的不同称呼。在南朝呼为山茶，而在北朝，大概是有海外引进的新山茶品种，所以呼之“海石榴”。以中国彼时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山茶花若要飘洋过海，并且首先落地中原地区，只可能从东边的朝鲜或日本而来。只有作如此解释，才能讲得通“海石榴”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来源。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文化中，除了我们熟知的樱花独占鳌头外，山茶花对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日本《诗经》”美誉的《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和歌集，收录了公元4世纪至8世纪4500余首长短诗歌。在相当于中国南北朝至唐的四百多年里，日本源源不绝地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卷帙浩繁的《万叶集》便是日本在诗歌文学领域学习借鉴中土文化后的集大成者。这部诗集里有多首吟咏山茶花的和歌，对山茶的称谓除了“海石榴”外，还有“椿”“都婆吉”和“都婆伎”。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海石榴”是海外舶来的山茶品种在中古时期中原地区对山茶花的称呼，之前也提到过，大概是从日本或朝鲜半岛跨海而来。日本的《古事纪》和《日本书纪》中都有山茶花的记载。不仅如此，实际考古也证实早在绳文时代（公元前12000年-公元前300年），山茶就是日本历史悠久且被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优质木材之一。如此说来，日本的山茶花亦是本土名花，不必冠以“海”之名，可能是基于对中华文化较为全面的借鉴与吸收，一并连山茶花也叫成“海石榴”了。这是两类殊异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互相的吸引与成就。山茶花就在这不经意的文化互视中，不自知地成了互通有无的桥梁。
它是历史沉默无言的见证者。
虽然是中国本土的名木娇花，但山茶花最早进入古典诗歌的阵列已经是南北朝时期了。这大概与本土山茶主要生长在西南地区有关。——我尚未翻阅到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习俗或典籍中有关山茶花的记载或诗文。能读到的最早也是被人提及最多的一首诗，是南朝诗人江总（519年-594年）的《山庭春日》。
洗沐惟五日。栖迟在一丘。
古楂横近涧。危石耸前洲。
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
野花宁待晦。山虫讵识秋。
人生复能几。夜烛非长游。
江总这个人凝固在史书中的声名和判词很不好。所谓盖棺论定，总要看一个人一生的行迹作为再下笔定调，然而一辈子的心路历程又绝非一两个字或一两段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人是经验的，也是环境的。身处在不同的环境里，生命的经验和体悟也会有诸多变换来回，曲折往复。如果站在生命尽头回望来时路，恐怕很多人都不会预料到何以生而如此，何以活成眼前这样一副模样。心如止水，固然是很多人修行的至高境界，但也恰是因为心很难如止水般不去在乎外面的世界对内心的搅扰。声色犬马的世界还可以主动避开，人世间流离失所的痛苦却无法逃避。江总七岁失怙，寄居外祖家。幼年显现出的聪敏淳厚让他虽寄人篱下，却得到了特别的钟爱。舅舅萧劢毫不避讳对这个外甥的喜爱，经常说江总“操行殊异，神采英拔”，并断言这个外甥以后的名声和前途肯定会超过自己。要知道，萧励是在南朝历史上留下了极好名声的人物。《南史·萧劢传》中的萧励不仅是个大孝子，还是个为官清廉且受百姓爱戴、为人俭朴而器度宽裕、爱好读书又酬应如流的完美人物。“谥曰光侯”，是对萧励做人光明正大，做事光明磊落的最高褒奖。江总能得到萧励的高度评价，除了对他个人品行操守的肯定，更为外甥在仕途升迁的道路上铺开一条金光大道。
一切都仿佛命中注定，江总拿到的，是妥妥的大男主剧本。
江总的人生经历和几百年后的王维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望族。江总是晋朝散骑常侍江统的十世孙，王维更不必多说，太原王氏的名牌惹得多少唐代高官巴不得把女儿许配给如此显赫的门阀大族。中古时期，高贵的门第往往意味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加上个人天资聪颖，江总和王维一样，都是才华早显的翩翩贵公子。不仅如此，世人都知王维有“诗佛”美称，与少时其母笃信佛教的影响分不开，字“摩诘”，便是母亲的精挑细选。时光倒退几百年，江总的祖上就有崇佛传统，可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佛学环绕的家族里。江总少时就沉迷佛学，往来相交之人也多好佛。江总在自叙中曾坦言“弱岁归心释教，年二十馀，入钟山就灵曜寺则法师受菩萨戒。”回顾江总的人生起伏和诗文创作，不能不让人想到佛教信仰对王维一生心路的宽释与慰藉，是否曾经也化解了江总内心无数动荡中的忧愁和繁华浮世下掩藏的悲哀。
虽然都出身名门，然而这两个人的家境又都不是高门里最得意的分支，而且一个七岁而孤，一个九岁丧父——如果命运可以让江总跳脱出死亡的轮回，他一定会惊讶地感慨唐代诗佛短短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仿佛就是几百年后自己人生境遇的一次重演。王维因被迫接受安禄山给予的官职，一直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有“污点”，他后来在官场上的沉默不能说与这种自责完全无关。相比之下，江总的经历更跌宕起伏，因为他身处的时代，就是一个跌宕不安的时代。南朝四代，屁股做得稳的不过半个来世纪，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生在萧梁的江总遇到了最好的时代，也遇到了最坏的时代。梁武帝萧衍热爱文学，擅长文学，因此短短一百多年的南朝时期，文坛上重要的人物和作品几乎都出自萧梁一代。聪慧如江总，在舅舅萧励的鼓励和扶持下，早早声名鹊起，博得了八方崇拜。梁武帝一生欣赏过两个江姓人，一个是写下了著名的《恨赋》和《别赋》的江淹，一个就是江总。可惜好景不长——崇信佛教的江总应该也晓得世事无常吧。自侯景之乱始，江总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日子。先是花了几年时间逃到会稽郡，又辗转前往广州，投靠另一位舅舅萧勃。平定侯景之乱后，朝廷诏命他复职，结果因为江陵陷落，只得在岭南寄寓多年。陈朝取代萧梁，作为梁宗室的萧勃曾在广州起兵反抗，这期间，江总经历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可知的，是史书记载他后来又在陈朝一路官运亨通，直至陈后主朝的宰相高位。
吟唱着《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常被当作反面教材，被后世反复拿来嘲笑讥诮，以史为鉴。陈叔宝对江总的欣赏和提拔恐怕与其文采斐然且性格又不太刚强，为官做人不爱生事有莫大关系。南朝那一袭华美的长袍传到陈叔宝手里时，早已被虫虱蛀得千疮百孔。绮靡浮华的百年岁月仿佛自知命不久矣，一切即将归于平静，而它不过是下一个辉煌的子夜，没有人会好好记住南朝这段往事的是，记住的，是它的非。它只好在命中注定的时刻到来前拼命地做出各种夸张出格的表演，好让世人记住南朝这张面孔，让历史铭记这段恍如隔世的浮靡时光。为了让历史牢牢地记住，南朝最后的八年选择了陈后主，陈后主则选择了江总。于是史书上的南陈最后败在一曲《玉树后庭花》上，而作为陈后主“股肱之臣”的江总，也入了不入流的“狎客”之流。
我无意为江总平反，何况这也不是我的旨趣。孰是孰非，是历史学家带着各种有色眼镜，放大历史人物某个人生阶段的作为后，对落在史书上的那个冰冷淡薄的名字作个学究式的总结。就像王维在“伪官”一事后愈来愈沉默，以致竟“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被后人解读为是一种保持独立精神人格的反抗，江总入陈后的作为越来越浮夸铺张，轻薄无端，亦步亦趋地完美配合着陈后主醉生梦死的人生信条，这其中有多少是他的真心，有多少是他的假意，抑或是“假作真时真亦假”，除了江总自己知道外，那个落笔褒贬的史官是永远无法知道的。史官只能忠实地记录下他知晓的事实，不能也不允许去刺探一个人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江总有一首诗我很喜欢，《南还寻草市宅》。
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轘辕。
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荪。
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
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
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
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
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
这首重返故里的感慨之作，透露出诗人对人事变迁深深的悲哀与无奈。自东汉末年，战争和动乱就主导了人间漫长的四百年，从曹操哀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江总伤心“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对人世残酷悲凉的深刻感悟是生活在中古时期的人们普遍的生命体验。江总历仕南梁、南陈和隋三代，既消受了人世间的繁华一梦，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如此跌宕的人生历程对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来说，幸，亦不幸。在江总流传下来的数百篇诗文里，像《南还寻草市宅》这样慨叹人世苍茫，悲昔伤今的诗作还有很多，仅以他仕陈后主时的作品评价其艺术成就，显然是不完整的。江总在自叙中自辩：
“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悠悠风尘，流俗之士，颇致怨憎，荣枯宠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权移群小，谄嫉作威，屡被摧黜，奈何命也。后主昔在东朝，留意文艺，夙荷昭晋，恩纪契阔。”（《陈书-卷二十七列传第二十一》）
江河日下，时代的洪流马不停蹄地奔腾向前，即便想拦坝阻挡，时代也不会仅凭个人英雄般的视死如归就收束住俯冲的力量，转而温情抚慰那些被急流吞没的微渺蝼蚁。洋洋数百字的江总自叙，又有多少是内心真实的辩白，多少是为逃避责难的信口辩护，恐怕如同他一生曲折的心路，也只有自己最清楚而已。一千多年后，我们重读他的诗，看到的，只是一个诗人在乱世流离中惶恐的自保，这期间他经历的心海波澜，落在纸上，都只化作一行行缱绻靡丽的汉字，如同蝴蝶想要飞过世间万千迷茫，却永远抵达不到彼岸的宁静。
《山庭春日》是一首伤时的诗作，类似的诗作还有《置酒高殿上》。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野花尚自开，山虫已识秋。诗人借用秉烛夜游的典故收束全诗，诗眼落在最后两句。这也是古诗借景抒情的常用写法。“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流连在永远结束不了的宴会上，陪侍夜夜笙歌的皇帝，江总有一种阅尽千帆的透彻醒悟，但他不会选择“不如归去”的生活，或因为性格上的软弱，或因为时事的不允许。心中千遍万遍地呼喊过“归去”，也有身不由己的苦衷。他决计不是陶渊明。他与王维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他有各种身不由己的理由。所以我在《山庭春日》里看到了一组突兀而悚然的意象，“古楂”与“危石”。“古渣”醒目地横在眼前，“危石”则仿佛突然耸现于目下。紧接着这组令人膈应的意象，江总又极其突然地插入绿柳红花这对鲜艳的对比色，掩卷思之，让人在花红柳绿的春明景和中却不免心跳突突，不安感时隐时现。海榴，即山茶花，花期延至初春，堪为春之序曲。凌寒盛开时红艳无比，却在众芳登场时悄然落幕，再搭配上“危石”与“古渣”的苍凉与耸峙，确乎有种颓唐丧气的落魄之态，整首诗被一股郁结之气填塞着。想起胸有块垒之人都喜欢以酒浇愁，仿佛喝醉以后真就可以忘记世间一切烦恼，也不管酒醒后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及时行乐，不管明天悲或痛，无论来世善与恶，大概也出于同一种既无处可逃，又无法抗争，只得憋出内伤的心理。
纵是良辰美景，却从来都看云不是云，看花不是花。
三国时期的张翊在其所著《花经》里，将山茶评定为“七品三命”，地位不算太高。山茶种类繁多，花色全面，红黄白粉，甚至一朵花兼有双色，把颜色的排列组合玩得滴溜乱转。然而可与牡丹媲美艳姿的山茶却偏偏剑走偏锋，喜欢和清傲孤高的梅花为邻作伴，并立凛冬。如果你曾在山雪的映耀下见过山茶花娇艳动人的姿色，便一定会反对将“娇客”的王冠授给其他花朵。哪怕一株山茶，都能把琉璃世界装扮得璀璨明媚，然而傲骨的气势又绝然不输梅花，一副愈坚韧愈美丽的昂扬姿态，于是见到它，一整个沉闷的冬天也豁然明快起来。
与同期“出道”的梅花不同，山茶花真的是把明媚鲜艳做到了极致，让人觉得一朵本该开在春光下的花朵却错位地开在三九严冬。山茶开花时，绿叶却经冬不凋，不仅毫无凋谢枯萎的迹象，反而仿若锦缎般油亮光鲜，质感极佳，大有憋着一股劲儿，与茶花一争高下的意思。松柏严寒虽亦常青，却无花朵可衬，略显单薄孤独；腊梅灿烂红梅艳，却都攀开在光秃秃的枯枝上，骨力尽显。没有绿叶温柔宽厚的肩膀依靠，它们只好干巴巴地用自己的一身桀骜孤勇地对抗全世界的冷风严霜，容不得一点回旋的余地，想起来颇有些伤感。山茶花可不管春夏秋冬，它只要自己高兴，就会开得如火如荼，就连绿叶也不甘只做陪衬，敢于松柏较孰青。
咏朱墨斋山茶花
宋·金鹏说
谁掇孤根墙解栽，天然农艳衬瑶台。
岁寒松柏如相问，一点丹红雪里开。
被时人比之陶渊明的金鹏说曾归隐在碧岩山，流传下来的作品里有多首咏花之诗。这首咏山茶花的七绝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短短四句就把山茶花孤傲、娇艳、坚毅、柔韧的个性描写了出来，尤其是“岁寒松柏如相问，一点丹红雪里开”两句，既巧妙含蓄地赞美了山茶花可与松柏相媲美的特性，又点明了山茶与松柏明显的不同——丹红向雪。正是这种娇而不弱的气质，给松柏——或可理解为诗人自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由觉得山茶可爱又可敬。
范成大在《梅花山茶》一诗中将这两朵深冬花神做一比较，也很有意思。他说梅花是“月淡玉愈瘦”。“淡”“玉”“瘦”，梅花清冷高洁的气质跃然纸上，宛若天仙顾盼生姿，却可望不可及。山茶则是“雪深红欲燃”。天地茫茫，万物苍凉，唯有山茶在风雪中似火欲燃，于凛冽无望的深冬中照出一片充满光明的未来，让人触手可及春天那即将到来的万紫千红。
“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山茶花不仅无惧风霜的刀剑相逼，也不畏群芳的争相攀比，既可与花中隐士菊花同享清冷的秋露，又能和桃李同承春光的晴明灿烂。山茶的花期从十月可延至来年五月，尤以二十四节气里最冷的大小寒到冬末春初的三月开花最为繁密。从陪伴花中隐者到与傲梅并开，直到群芳展姿，山茶花由秋而春，万物的凋零、隐忍和重生都被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世间周而复始的荣辱沧桑赋予钟灵毓秀的山茶一份独立自尊的傲气。经历过漫长黑夜里那无数次令人恐惧的彻骨阴湿与冰冷，山茶比无数春花更懂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是生命的不甘沉沦，亦是生命的向死而生。“严冬能独秀，混不藉春风。叶自经霜碧，花应斗日红。”这是北宋诗人郭印对山茶花毫不吝惜的赞美。“东园三月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树枝红。”这是陆游感叹春日众芳经不得细风微雨的打击，倒是山茶娇艳的面容历秋经冬，淬炼出坚毅如石的品性。“山茶孕奇质，绿叶凝深浓。往往开红花，偏在白雪中。虽具富贵姿，而非妖冶容。岁寒无后凋，亦自当春风。”这是归有光深深折服于山茶姿态富贵而不娇妖，自有一番风骨的非凡气节。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菊，花之隐逸者也；梅，花之高洁者也。而山茶，将风韵、飘逸、俊朗集于一身，却心甘情愿地投身到深苦幽暗的炼狱里，与黑夜同行，在绝望中热情地为这世间的生命存留一丝生的希望，于是在浴火重生的那一瞬间，山茶完成了生命的自我救赎，而万物也如愿等来了一个光辉普照、生生不息的灿烂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