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茸一架自成林

五百多年前的明正德初年，御史王献臣官场失意回到家乡苏州。失意有时是很诗意的，尤其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似乎有了一种默契，成了一种传统，所以他买了一块土地，也想建一座园子。明代的苏州造园风气日盛，造园易，出类拔萃难，王献臣有点跃跃欲试，其实心里并没有底，有点着急，他想再等等。

后来他邀请吴地文人雅士，包括文徵明等人为他出谋划策。那一年文徵明还不到四十，却已接过老师沈周的衣钵，成了吴门画派的领袖。正值盛年的文徵明想要施展与创新，当听到王献臣的建议，自是成竹在胸。文徵明的到来，让明代的苏州园林意气风发。

园林与书画，本就水乳交融。一次游园闭，文徵明的兴致又来了，浓淡涂抹了几笔，然后悠悠然写了落款，盖了一方印章。落款和印章，通常是一幅画的结尾，翠墨朱红，相映成趣；落款和印章，又可以是另一种开始，从此一幅画有了身份与归属，有了被铭记与流传的一种可能。拙政园里有一架紫藤，为文徵明亲手种植，雅称文藤，恰好似文徵明未画在纸上的画里面的落款与印章。

一架近五百年的紫藤，其实放在哪里都是风景。只是若要出落的亭亭玉立，又能长成亭亭如盖，得择一佳处。紫藤属于偏小家碧玉型，不适合野蛮生长，需要基于审美情趣的打理，庭院似乎是最好的归处，而园林有着最美的庭院。园林的主体是建筑与山水，草木是点缀。从蔓发，盛放，到败落，草木的美在于自然，在于生机，在于光阴的跃动。有了这样的点缀，园林才有了“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草木的妙处在于借，借来十二时辰，借来四季，也借着连上了五百年前的那一头，刚好是一位衣袂翩翩的文人，刚好还诗文书画俱佳。

蒙茸一架自成林，说的是紫藤，更是对文藤最恰当不过的描述。这一句诗也被雕刻在细料方砖上，涂以绿漆，嵌在拙政园外的粉墙上。园林是含蓄及低调的，一般都是深深院。可没办法，一架明代的紫藤，藏不住了，枝桠攀缘生长已经从院子里溢出来了。到了春日，墙头一丛丛新绿间，泛出紫色的烟霞来，如瀑如泻。配合着粉墙上的诗，亦是一幅小巧别致寓自然与人文的园林小品，吸引着园外的行人纷纷驻足，花叶沾衣，想要进去一探究竟。

参观文藤，得先排队从西边的苏州博物馆新馆进入，穿过博物馆来到东侧的忠王府。忠王府，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王府。文藤所处的院子在忠王府的东侧，主室名卧虬堂，内侧连着一座雅致的室内古戏台，前面一处小小的庭院，便是文徵明紫藤园。“卧虬堂”三字出自唐寅，可以想见当年园主喜交吴中才子，不仅有文徵明、唐寅，应该还有祝允明等。卧虬既指藤蔓虬曲似龙，又有遁世隐逸之意。明代的他们在拙政园里谈笑风生，是我们惦记一座园林的又一个理由。

庭院里藤架已经搭好，只要给予时日，慢慢抽枝散叶，终会一架成林。园林也期待岁月静好，不曾想王献臣的儿子一夜豪赌把园子输掉了，园子改姓了。园林漫长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园主的更替，更替意味着历史，类似于植物的年轮，又宽了一圈；更替也带来改变，带来加减乘除，也改变了文藤的归属。时间来到清末，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进驻苏州，新的园主要来了，忠王李秀成以拙政园周边宅院合建忠王府。建国后包含卧虬堂等建筑的忠王府作为重要的太平天国历史遗存独立于拙政园，单独修缮维护。1960年，忠王府改为苏州博物馆馆址。2002年，在忠王府西侧地块营建苏州博物馆新馆。

在历史的更替中，铭记与流传悄悄开始了。光绪二十年（1894）园主张履谦获得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石刻碑拓，又得文徵明、沈周遗象，摹勒上石，建“拜文揖沈之斋”。光绪三十年（1904）江苏巡抚端方在卧虬堂的庭院内，立一圭形石碑，亲书“文衡山先生手植藤”。张履谦与端方，一个商业巨子，一个封疆大吏，一颗隐逸的文化种子在江南温山软水氛围下释放出来，就此与一座园林结缘，有了一种文化上的惺惺相惜。

21世纪初早已定居美国的贝聿铭欣然接受家乡的邀请，开始着手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每次回苏州他都要去忠王府及拙政园走走，他看中了这一架紫藤，一个心领神会，后来的苏博新馆也有了一座紫藤园，嫁接了文藤的一些枝桠，算是另一种延续吧。每年紫藤花开结果，苏州博物馆会特意收集文藤种子，做成精巧的文创产品，被有缘的游客带回天南海北。还可以种在泥土里，时不时浇点水，照样会生根发芽，装点你家的阳台或院子。这是一份很苏州的礼物。

有了这样的铭记与流传，一株植物，一座园林，乃至一座城市，开始有了触感及体温，有了绵长的质感，有了内在的文化张力，也便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文藤的“文”还是文化的“文”，它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化脉搏。

五百年文化浸润，勃勃生机而蔚为壮观，是见证者，是传播者，亦是江南美学典范。诚如《国家宝藏》栏目中点评这株紫藤：“某种程度上说它代表了苏州园林，解释了江南何以称为江南，创造出了关于江南、关于东方美的典范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