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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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花老人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每次去省城或到县里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我妈妈都要送我，一直把我送到永德县城。那些时候，我妈妈已经50多岁了。天刚蒙蒙亮，我们吃得饱饱的，就从寨子里出发，一路上山道弯弯，中午饿了也顾不上吃饭，其实没有带吃的东西。天黑了，我们才到达县城。我和妈妈都在县招待所住宿，第二天一早妈妈就一个人回去了。如果在永德县开人代会，我和代表们就吃住在县上，一直到会议开完。若是去昆明参加省人代会，来到县城的第二天，我就跟县长林清源、县政协委员张昆一起坐汽车去临沧，在临沧住一夜，第二天又和10多个人坐汽车往昆明赶，要两天两夜才到得了昆明。到了昆明汽车站，省里就有人等在那里专门接我们。”
1963年12月26日至1964年1月4日，云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昆明人民胜利堂举行，出席代表455人。会议审议通过了代省长刘明辉作的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曹理周作的法院工作报告，审查通过了副省长吴作民作的云南省1961年和1962年地方财政决算及1963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各位院长。大会强调，为了争取1964年我省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好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进一步做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把各方面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国民经济大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摘自《云南省志》
与刘明辉共进午餐
“毛主席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我由一个贫苦的布朗族孩子当上了国家的主人，还被选上县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了毛主席才有了我们贫苦农民的好日子，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比天高。我作为边远山区的布朗族妇女，能走出山寨到县城去昆明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各族人大代表一起讨论决定整个县整个省的大事，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已经75岁的冯桂花老人而今讲起这些事来十分激动。
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参加省人代会时，开会第一天的中午，代表们一起在大食堂里吃饭，上午在大会主席台念报告的那位同志正好与她坐一张桌子。他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等基本情况，还问她一些当地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她都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又对她说：“我在会上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向大家作了报告，请你好好审议审议，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做好工作！”当时她一阵紧张，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时开会不是像现在这样，每位参会人员手里都有完整的成套的会议材料，她不清楚上午在会场上念报告、中午吃饭时又和她同桌的这个人姓甚名谁，开会时也没听明白他是什么职务，认为他是坐在台子上的，又向大会念报告，肯定是个当大官的。
当天下午，代表们分组讨论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冯桂花才从大家的发言中得知上午作报告的人名叫刘明辉，是代省长。不知道就算了，一旦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她真还被吓着了：“哎呀我的妈，请我对他念的报告提意见的就是省长啊！”她不知道“代省长”与“省长”有什么区别，以为代省长就是省长了。紧张之余她反过来又想，省长也跟我这个布朗族农村妇女平起平坐呢，还那样和气，一脸的善良，说几句就笑一笑。新社会真好，劳动人民的地位提高了！冯桂花老人说：“到昆明之前，县里和临沧的领导都跟我们讲过，我们去省里参加人代会，就是去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的。这样说来，省长请我对他念的报告提意见，就是让我们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了。我总算明白了这些事理，心里轻松愉快起来。”
1964年9月25日至27日，云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昆明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礼堂举行，出席代表438人。会议听取了刘明辉代省长就国内外形势与云南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审查通过了吴作民副省长作的《云南省1963年地方财政决算及1964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选举云南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3人。会议认为，由于全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了毛泽东思想，高举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1963年的调整工作已取得成果。要求各地继续努力，抓好秋收和小春种植，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改良土壤，平整土地，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促进农业生产新发展。——摘自《云南省志》
关心妇女像母鸡护崽
冯桂花当时是永德县勐板公社梨树大队下寨生产队的生产妇女队长。由于她认得一些字，说话有条理、办事公道、劳动积极，思想觉悟高，上级党组织就委任她在生产队里当一个团结妇女进步的干部。为了不负重托，她带领全体妇女开荒挖沟、改良土壤、平整土地，他们在田地里种包谷，种水稻，种茶叶…… 为了抢节气，有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农作物收成一年比一年好，社员们基本不愁吃穿。
一天下午，冯桂花和同伴们正在地里掰包谷，姗姗来迟的妇女冯巧妹难为情地告诉她孩子感冒了，想请假照料。冯桂花劝她赶紧回去，还吩咐她有什么困难要尽快提出来，队里会尽力解决。接下来，冯桂花把冯巧妹的那份活计连同自己的任务一并完成，已是掌灯时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但冯巧妹那份活计的工分还是记在冯巧妹名下。冯桂花类似的做法已经有好几次了。这样一来，妇女们敬重她、心疼她、爱惜她，怕她累着，家里的确有事的能忍则忍，能克服就克服，尽量不请假。冯桂花一旦知道了哪个人家有脱不开身的事，就主动劝她回去料理，再重新调整安排劳动任务。哪个劳力弱，身体欠佳，冯桂花就安排她做劳动量少或轻便一点的活计。有些男社员就开玩笑说：“冯桂花关心妇女像母鸡护崽一样。”
那时农村还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农业生产新发展。干部社员挥舞银锄你追我赶垦地开荒，扬铲奋镐争先恐后挖沟筑坎……大家吃住在山上，一干就是几个月才回家。当时的劳动情景真正称得上“热火朝天”，当时的劳动气势真正称得上“敢叫日月换新天”。荒芜糟乱的山坡，几个月后就变成了层层叠叠的梯土梯田。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活动中，别的妇女只是干生产队分配的活计，而冯桂花就不一样了，她除了带领妇女出工出劳，还要独自奔忙生产队的其他勤杂事务，还要参加县上省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她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为大家的事忙碌，根本顾不好自己的事，25岁才结婚，成婚几年了都不敢要娃娃，怕有拖累，搞不好农业生产。一直到29岁那年她不当省人大代表了，才怀孩子。冯桂花是独生女，丈夫上门到她家。他们夫妻恩爱，先后哺育了四个娃娃，三个儿子一个姑娘。
建议给社员多发些布票
冯桂花在生产劳动中跟社员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大家都选举她当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她连续当了三届，省人大代表当了一届。
1965年2月12日至18日，云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昆明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礼堂举行，出席代表385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贯彻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讨论和组织1965年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会议审议通过了副省长刘明辉作的题为《鼓足革命干劲，为胜利完成我省1965年的生产建设任务而奋斗》的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同意云南省1964年地方财政收支执行结果和1965年地方财政收支初步安排的意见，免去于一川的省长职务，选举周兴为云南省省长。大会号召全省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和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鼓足革命干劲，大力组织农业生产。——摘自《云南省志》
冯桂花老人说：“我第一次出席省人代会，什么话都不敢讲，第二次和第三次去省里开会，我就敢讲了。我们在会议讨论时反映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工作人员就记下我们讲的话。第三次参加省人代会，我提了一个给社员多发些布票的建议，我讲完话，想看看工作人员的记录，工作人员真的就给我看，记录我讲话的人也是个女的，她记得都对，还记全了。这次会议后没过多久，我们的布票就增加了一些。”
她接着说：“每次会议开完了回到生产队里，我都要向社员们讲大会的精神。我在省里参加人代会都注意听注意用脑子记，有些话听不清听不懂就记不住，我记下了多少，回来后就向社员们讲多少，记不清讲不清的就不讲。”
冯桂花老人没有进学校读过书，只是参加大队举办的识字班读了两个月的夜校。白天干农活，晚上进识字班读书，读了两个月，识字班就解散了，她也能认能写不少字了。
每次从昆明回来，冯桂花都要向爸爸妈妈和丈夫讲在省里开会的情况和在昆明街上看到的事情，全家人听了很高兴，做梦都没想到冯桂花会去到昆明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他们家世世代代是农民，能有人被选去省里开会，真是不得了。
冯桂花老人向笔者回忆说：“会场又高大又宽敞，参加开会的人坐得密密麻麻的，整个会场都坐满了。昆明城市里房子多，高高低低的，但有秩序；街道多，横来竖去的，车在街上走，人在街上走，热热闹闹的，但不乱，各走各的。”
从省城县城回到生产队，冯桂花仍然积极劳动，仍然当生产队的生产妇女队长。她一生中当的最大的官就是生产妇女队长。20世纪60年代后期，她组织妇女在生产队包工，挖台地。有些妇女觉悟不高，挖得多的跟挖得少的吵架，说挖多挖少一样的工分，责怪挖少了的占了便利，心里不服。冯桂花就调解，让大家看她挖的地。谁都没有冯桂花挖得多，谁挖的地都没有冯桂花的难挖。这样一来，说自己挖得多的不免有些惭愧；确实挖得少的，心里就真的过意不去了。大家都服冯桂花了，都勤勤恳恳干活。
上了年纪了，冯桂花就没有当人大代表了，也没有当干部了，但她在队里村里还是有威望。邻里之间闹纠纷，这家牛吃了那家的庄稼，这家鸡吃了那家的青菜，或村民争林争地，都要去找冯桂花评理。经她一调和，争端烟消云散，大家互相谦让。
她说出的话让人服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的田地分到一家一户。为了预防事后扯皮，村民们一致请求已经不当妇女队长的冯桂花参加丈量划分田地，冯桂花参加了。后来，有村民真的因田边地角闹纠纷，就去找冯桂花出面作证，冯桂花不偏不依，说实情讲实话，公正评事，矛盾也就化解了。
冯桂花老人现在很少干农活了，闲来没事就放牛放猪，但依然关心村里的发展。她说，而今国家加快新农村建设，看到别的村经济发展快，自己村由于条件比不上，经济发展慢，她心里着急。村里出产上好的茶叶和甘蔗，但只有一条简易公路从乡上通到村里，晴通雨阻，农产品难运出去，外面的物资难运进来。她希望上级政府支持资金，帮助村里修条公路，解决布朗人祖祖辈辈行路难的问题。
老人现在还记得，她当第三届省人大代表期间，总共三次去昆明参加会议。第一次是在寒冬腊月里，第二次是在秋热稍凉的日子里，开完会就过国庆节，第三次参加省人代会时，昆明街道两边的樱花火红，在阳光下开得让人睁不开眼。她活了70多岁，也就是这样去过三次昆明，命中难忘，时时怀想。
云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过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县里、省里都停止开人代会，革命运动闹腾了10年才结束。后来，国家搞起了改革开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恢复了。农村开始搞田地承包到户，公社变成乡，大队变成村，生产队改成村民小组。收录机，邓丽君；黑白电视机，武打片；彩色电视机，激情燃烧的岁月……30年又不知不觉过去了。冯桂花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去昆明了，许多的房子、宽长的街道、高大的会场、火一样开着的樱花，都见不到了；可没想到，2010年6月底，乡上人大的杜主席到她家来，说是临沧市人大机关告诉县人大机关，省人大机关一位名叫唐金龙的记者，6月份要到永德来采访她当省人大代表的故事，让她作些准备，回忆一下40多年前的一些事情。
冯桂花老人一见远道而来的记者唐金龙，就对他说：“我想这辈子恐怕看不到昆明了，真没想到，你这位年轻人今天从昆明到我家里来看我，看到你，我也算又看到了昆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我们布朗族。”
交谈中说到勤恳劳动诚恳为民的话题时，冯桂花老人对记者讲：“我是当过人大代表的人，就要带头多干活计，为大家多做事情。”
记者问：“为什么呢？”
老人回答说：“因为大家信任我，抬举我，才选我到省里县里去开会，我办事情干劳动就要永远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当人大代表是我一生的荣誉，我要用一生的时间珍惜这份荣誉，苦点累点不算什么，我做的事能让大家高兴能让大家受益就好。”
布朗族是云南的独有较少民族，淳朴、厚道是他们的性格。他们有着较丰富的口头文学，民间流传着许多叙事诗、抒情诗。布朗族的“刀舞”舒展大方，刚柔相济。布朗青年喜爱的“圈圈舞”热烈欢快，人们常用它交流情感、传播爱情。
布郎族淳朴的民风民情滋养了冯桂花，而她也倾其一生回报父老乡亲。永德县勐板乡梨树村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说：“冯桂花当生产队干部和人大代表，是我们的心愿。她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为大家谋利，大家公认她处事公道、思想好、劳动积极、诚实待人；她出工比别人早，干活比别人多，收工比别人晚，吃得亏，受得气，说出的话让人服。改革开放后，国家修路搞建设，要占一些村民的田地，影响到村民利益，村民不答应，冯桂花出面做工作，问题就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