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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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断了一根弦，其余的三根弦还要继续演奏，这就是人生。
—— 爱默生
1
雨夜。电话响起的时候，我刚刚睡下。
顺手摸过来一看，是二哥打来的。二哥近两年常在他家附近的一座煤矿上班，我估计应该是他下班了，打电话和我闲聊。接通电话，我发现二哥说话语气不对，吞吞吐吐的。
“我现在在医院。我......我今天在煤矿上整着手了，我本来想不打电话给你的。”在电话里，二哥的声音有些沙哑，也有些疲惫。
在医院走廊上，二哥正坐在一个柜台边，面容憔悴，筋疲力尽。受伤的左手掌上裹着纱布，血迹斑斑。煤矿上跟着来的那个戴眼镜的男子赶紧向我解释一些大概的细节。
我问医生，是否能将那个手指保住，医生摇了摇头。
就这样，二哥左手的中指被切掉了两骨。
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已是凌晨。托着他那只缠满纱布的手，二哥才说他实在太饿了，叫我们去给他弄点吃的。我才突然想起，二哥从中午吃过午饭去上班就没吃过任何东西了。
那个跟着二哥五十多年的手指，鞍前马后，曾历尽无数风雨和艰辛。那些年，二哥每天起早贪黑地栽烤烟、挖炭、种苞谷、洋芋和小麦，哪一样没有这个手指的参与和付出？养家，供我读书，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养家，供其他孩子读书。一个手指的经历，也像一个人一生的剪影，尤其是一个从极其偏僻闭塞的滇东北大山深处走出的山里人。
看着二哥残缺了两个关节的左手掌像一只断了齿的钉耙，我摸了摸自己的手指，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与疼痛。
2
因为挖煤，二哥已经不是第一次受伤了。
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家乡的一座煤矿，一坨煤块从顶板上掉下来，正好砸在二哥的左小腿上。三哥说，当时水靴里面全是血，连靴子都脱不下来，只好用大剪刀把靴子剪掉。颤抖着手几下子将靴子剪开，三哥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暗褐色的血已经灌满水靴底部，断裂了的腿骨刺穿肉皮，白森森地露出一截，看不出到底伤得怎样，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模糊的血肉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汗味、粉尘和血腥味！二哥紧咬着自己的牙关，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恐惧，黑乎乎的额头上却是豆大的汗珠和一身疲惫。三哥见到这血肉模糊的小腿，连握在手里的剪刀都几乎拿不稳！到凌晨一点多三嫂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我是被惊醒的。那种时候接到家人的电话，内心的恐惧就像一座休眠火山，突然间就到了爆发的节点。有家人在从事危险作业，半夜没有电话就是最大的欣慰。一股寒意顿时就侵袭了我的全身，一下子惊坐起来！三嫂在电话里说，二哥在煤矿上被整到了。煤矿事故我已经听得太多了，其惨烈之状，我不愿意去想象。我赶紧问到底伤什么情况，三嫂说被煤块砸断了脚，已经送医院去了，但是不知道是哪家医院。我突然如释重负：这样就好，脚断了可以医好！
那一年父亲已经去世。如果是父亲在世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意外，那又是要急得很长时间不吃不喝。父亲是个极为精明却又胆小的人，因此也有很多忌讳。比如有家人出远门，吃饭时掉了筷子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更不允许任何人说任何不吉利的话。那些年，他说他每天最担心的就是下煤矿的二哥。父亲曾说，每次一定要看见二哥推门进来他才放心。
3
在约定的时间里，父母会连夜坐在火塘边，静静地等待着二哥。
夜里，村头有分不清时间的鸡急着鸣叫起来。火塘边烂铁锅里的柴火烧得正旺，父亲母亲都坐着，彼此都专注地注视着火苗，似乎能从那白亮的火焰中看出无数生活的真理和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秘密。锣锅里的菜饭就放在火塘旁边，这样不至于很快冷掉。一阵狗吠之后，听见外面院子里有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和响动声，我们就知道是二哥回来了。
门缝里有手电筒的光线闪过，父亲和母亲的脸上立马就绽放出喜悦的光芒。一下把门推开，还等不得坐下来，二哥就几步跨到灶台旁的水缸边，抄起锑瓢，先咕咚咕咚地灌下一瓢冷水，然后就能听见水在他肚子里晃动的声音。坐到火边，头发梢上还挂着毛毛雨的细小水珠，潮湿的衣服上也冒起一阵腾腾的热气。还等不得把身子烤热，二哥就把揣在胸口处贴身内衣里一叠包得严严实实的钱掏出来递给父亲。父亲伸出颤微微的手，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包裹的塑料油纸，认认真真，一张张，专心致志地数起钱来。耐心地数完，父亲露出赞许的笑容，母亲则早已盘出碗筷。
每年秋后收完庄稼，和村里的几个人约着，二哥就直接到煤窑上班去了。因为吃得苦，又舍得出力气，煤老板们都很喜欢他。有一个窑主，每年冬腊月间二哥回家的时候，他都要和二哥约定好，过完年后继续去他的煤窑里干活。那是山沟里的农村私人煤窑，狭窄的洞口只能容一个人把小竹篮挎在屁股上爬进爬出。一盏提在手里的煤石灯，只能照亮眼前的几步路。前方更远的幽深处，则是通向深不可测的漆黑和遥远的未知。
4
每天只要一进洞子，不用区分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只有屁股上沉重的竹篮和顶板上偶尔的水滴掉落下来。除了阴冷，不留下一丁点痕迹。如一个挖煤人的一生，有着无法预知的命运。支撑在两旁的厢木，往往不能保证那些沉重的顶板能绝对安全，支撑不起所有人的希望和命运。看不见的瓦斯像一只时刻蹲守在井下的死神，随时在等着捕获倒霉的猎物。
在我们地方，人们都说挖煤人是在血盆子里抓饭吃，也可以说是埋掉了但是还没有死的人。在井下的时候，白天或者黑夜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尤其是习惯了上夜班的人，生物钟都发生了改变，已经不能单靠眼睛的困顿来判断时间。他们听不见鸡鸣狗叫，听不见鸟鸣啁啾。唯一能听见的就是自己的喘息、同伴的咳嗽、顶板上水滴的滴答声、时不时的煤块掉落的声音和远处其他巷道放炮时的闷响。他们的每一天都有明确的刻度，只有走出井口的那一分钟才重见天日，才称得上叫胜利。生命在这些大山的腹中显得过于脆弱和卑微，太多的时候还不如秋天的阳光下几只搬家的蚂蚁。有一天二哥去换班的时候，井口旁边已经摆放着一个永远无法回家的矿工，被一块黑布盖着。领班的告诉大家先休息一天，出煤矿后不要乱讲。接着就有几个人来，匆匆忙忙地把死者抬到煤矿下方的山沟里去了。
这世间，总有人会被命运猝不及防地一掌拍下，无法抵达他们希望的前方。
可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再黑再深的洞子他们也会毅然决然地钻进去。
5
就像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一样，有煤炭的地方就有金钱，就有希望，当然还有诱惑和欲望。很多悲剧不止发生在地下，也发生在地面上。
那一年，在一个山沟里，一群人因为赌博最后发生了矛盾，输得最惨的那个最后拿出一把刀子就把赢钱的另一个当场捅死了。在没有完全处理好之前，那具无比悲剧的死尸就停放在坡头的一个简易棚子里。晚上也没有人来守，一放就是一个多星期。二哥挖煤的地方和那座停放死人的棚子仅仅只隔着一条宽大的水沟。和二哥一起干活的是一个贵州人，承包了当地的一个私人洞子。因为他有马车，每天都是白天在洞子里把煤炸好，二哥负责把煤挖下来装到马车上，贵州人再把马车赶出去。一到晚上，那个家伙简单地换换衣服就自己寻乐去了，第二天才回来，有时候几天才回来。和二哥一起做伴的，只有白天拉炭的那一匹马。没有时间想及对面的尸体，甚至没有时间害怕。他太累了。
当二哥在截掉手指的第三天晚上讲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语气里，有着事不关己的轻松，也有着大山一样的沉重。
6
不下煤矿的日子，二哥在忙着筹建自己的梦想。
我看见灰蒙蒙的天空，山雨欲来。突然一阵风起，到处都是呼啸的声音。我感到大地在颤抖，四周摇摇欲坠，地动山摇。一下子就想逃离，终于在心悸中醒了过来，脊背沟里是一层冰凉的细汗。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老房子的整个骨架都在颤抖。这毕竟是近百年的老屋，就是夏天的暴风骤雨都使它在风中惊慌失措，摇摇欲坠。每当暴雨来临的季节，我都担心它随时会跨掉。我还用自己丰富的想象，设想过很多次老屋倒掉的可怕场景。心提到了嗓子眼，眼睛还是不敢睁开。我听见父亲在外面的耳房里咳嗽。闭着眼睛也可以感到有光线从大门外的院窝里射进来。二哥喘着粗气，一棵比大碗口粗很多的树已经被他挪到楼门口，然后被使劲移动到了楼上。树放好了，我早就醒了过来，但是没有吭一声。好一会儿，老屋也好像在喘着粗气，慢悠悠地才从摇晃中平静下来。我不知道树是二哥从哪里砍来的，我知道，二哥在为盖自己的房子集攒木料。我仿佛看见朦胧的月光下那个背着沉重的树慢慢向前爬行的身影，像一只孤独的蚂蚁拼命衔着数倍于己的东西在回巢。偶尔有夜行的动物忙不迭地蹿进月光下的草蓬里，他们都把对方吓了一跳。
我们家当时住的是以前地主家的老房子。我们兄妹五人都出生在那座百年古屋，而我们家的仅仅是中间的一间堂屋。那是解放前地主家的老宅，解放后这座房子就被分给了三户贫农。至于父亲当时为什么看上这座老屋，随着父母亲的离世已经成为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迷。或许父亲认为那是地主的老宅，风水好，今后子孙中能出贵人；或许父亲觉得要盖一所新房子实在太困难，能有那高墙大院的瓦房住上，那一定是很满意的了。又或者是那多年来对地主家雕花大瓦房的无比艳羡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便欣欣然向往。父亲这样一个从小瘸着一只腿的男人，饱受世间的凄风苦雨、嘲笑、悲情和鄙视，能把一家人养活下去就相当不容易，能为一家人找到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已经使他心满意足了。
7
房子成了他的心结。二哥耍小伙子的那些年，由于勤劳能干，村里有个姑娘也是认可他的，但是姑娘的父亲说那怎么可能呢，把姑娘嫁给他家连房间都有不起。还有几个家里有大姑娘的老头子都说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像风一样就时不时钻进了二哥耳朵里。二哥的心中就更加郁闷，因为房子的事，即使出去和大姑娘们一起玩时都产生很多自卑，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回来就少不了要和父亲吵架。二哥怪父亲没有本事，一辈子盖不起一所房子，以至于影响并耽误了自己的婚姻。父亲认为不怨屋子，怪二哥没有本事，并举出很多例子证明，茅草房都有不起一间的人照样可以带着头发辫子拖到屁股上的大姑娘一起过日子。
据说有一个邻居去外地说媳妇的时候，他告诉女方，我家的房子最豪华了：风扫地，月照床，轱辘门，千柱落脚万丈高！长发姑娘从来没听过这么稀奇的房子，觉得这哪是房子，简直就是王母娘娘住的天宫嘛！于是就果然欢喜，背着父母就跟着他连夜私奔了。到村子里一看就傻眼了，耷拉在她面前的是一座破败不堪的草房子。她问邻居，你说的那座豪宅呢？邻居说，你自己看嘛，大风一吹，直接吹到我家堂屋里来，不是风扫地是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月亮直接从房顶就照到床上，点灯都显得多余，那是月照床。我家的大门是不用门板的，喏，你看，那扇平时用来晒东西的大簸箕就是轱辘门。再看那四周的草篱笆或者柴篱笆，它们就是千柱落脚。她没有继续追问万丈高到底是多高，只是面对破败的草房开始在心里哭了一千遍。
那些年在我们这地方有一种风俗，就是年轻小伙说媳妇，成了以后要来瞧家屋，看看居住条件怎样，生活是否富足，如果是几个姑娘一个儿子且还盖起大瓦房的人家是最理想的。只要哪家有三五间新盖的瓦房，走在村里也会扬眉吐气，有娃儿说媳妇总是很容易成功，大抵相当于现在的城市里的别墅了。我到现在还想不通，当时勤劳智慧的人们，为什么会把眼光仅仅盯在几间瓦房上。当然，因为一家人常年蜗居在那破旧的老屋，也常常被得意的村民暗地里嘲笑。于是，二哥和父亲关于房子的争吵就很正常了。于是常常各人持有一个理由，吵得每个人都心生愤怒并气急败坏，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母亲坐在旁边不发一言，她知道说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坐在旁边更是不敢讲话，也没有心情讲。听到他们吵架我就感到无比压抑和烦躁，我就想逃离。
这样的时候，除了二哥，我对老屋也开始憎恶起来。春天刮风的时候，连早饭都是很难得好好地吃，外面风起，屋内灰尘弥漫，屋檐瓦片纷飞。有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忽然一阵春风奔涌而来，夹杂着灰尘和土屑，我们只好慌忙起来关门。可是还是有很多灰涌了进来。堂屋上面的楞木上是多年的尘灰吊子，这时候也会掉下来。夏天暴风骤雨的时候，老屋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四处漏水。连我们睡觉的楼上都总是湿漉漉的。好多个夜晚电闪雷鸣，我无法坦然如睡。
楼上确实集攒了好几棵树，都是可以做楞木作檩条那种。打掉皮后光滑滑的，有的已经被风吹干了。那个时候，村里已经有人家开始盖钢筋混凝土浇顶的平房。二哥不敢梦想盖平房，他只想盖一所崭新的瓦房，然后娶上一个媳妇。那些年，他年轻力壮，为人实诚。村中人们娶新媳妇总是喜欢请他帮忙抬柜之类的活儿。我不知道二哥在面对这些场景时，心中有过多少羡慕嫉妒，只有他自己知道。
8
梦在，希望就在，动力也在。但事实是，村中的大姑娘一年比一年更少了。越来越多的姑娘们常常是一次赶集就有几个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村子，有的出去打工，有的直接就被人介绍嫁人去了。三哥在村里的一个未过门的媳妇都跟着别人跑浙江了。后来就听说那些地方非常富裕，女人嫁过去都是待在家里由男人养着，十指不沾阳春水。再后来就有越来越多的曾经出去的姑娘们穿着时髦，抄着憋足的外省口音，带着自己的外省男人和孩子回来了。那些男人们带着奇怪的口音和村子里人们很难听懂的普通话。只是那些外省人普遍都有些偏大偏老，都是三十老几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常常走在村头寨尾好奇地到处东张西望，像极了那些阔别多年后回大陆寻亲的台湾同胞，也像阔别家乡多年的归国华侨。
大姑娘多的人家，有的是几姊妹都在浙江。男老人们赶街上场的时候，腰板子无形中就硬了很多，吃一顿街头的狗肉汤锅也毫不犹豫。这样一来，你带我，我带她，你羡慕我，我羡慕她，一个跟着一个，十七八岁就远离村庄去了。更有甚者，有几个孩子的婆娘在家里跟着丈夫过不下去的时候，挎着个布包就悄悄跟着别人跑浙江了。还有人借此机会，悄悄当起了有偿中介，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叫拐卖妇女。从此，村里的女孩子就越来越少，除了少数上学的，到最后在家闲着的女孩子一个都没有了。相反，像二哥这样娶不着媳妇的老伙子却越来越多。有极少数跟着别人出去打工，更多的是一直待在家里干农活或者在附近的煤矿上班。村子里渐渐缺少了一种生动的气息——年轻姑娘们的笑声和脂粉香气，哪怕是劣质的雪花膏香，都很难闻到了。
于是，万物都变得单调和烦躁起来，村子里的夜晚也没有人在路上游荡了。如果村中有红白喜事，常会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姑娘们跟着来。村中的一些垂涎三尺的大伙子们，就像豺狼跟着羔羊一样。只要有不知情的外地姑娘们在路上闲逛，常常会被人跑来就扛着跑出村外了。如果客人是来到势单力薄的人家，他们常常会进人家家里嬉皮笑脸，有的甚至直接拖走。那是一段野蛮和可耻的历史，也是一段悲哀的时光。
9
在没有流行“跑浙江”的那些年，尤其是还没有通电的时候，打工潮和外嫁潮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村子里的路上常常有年轻姑娘的笑声。驮煤炭的大姑娘骑在马上唱着山歌，长发和胸脯随着马奔跑的节奏在风中荡漾。挑水的，赶街的，从村子里过路的，来坐亲戚的，常常使寂静的村庄充满盎然生机。在姐姐还没有嫁人的时候，每晚吃过晚饭，都有几个邻家大姑娘跟着姐姐到家里串门。她们叫我为她们抄山歌和小调，常常借我的圆珠笔和尺子比着鞋垫画各种格子和其他图案。农忙的时候，她们还会交换着干农活，比如五六月锄玉米的季节，常常是到哪家地里都是一群大姑娘，干着活儿边说边笑，晚上如果不逛马路就聚在一起做针线，学唱山歌。
在洒满月光的夜晚，马路上热热闹闹的男男女女可以从这个村子串到那个村子，可以从六七点钟吃过晚饭就串到凌晨。有大姑娘的地方就有大伙子小伙子，有姑娘伙子的村庄就有生命。狗在卖力地狂吠，欢笑声和口哨声在不断响起。当然，有时候也因为这些事情，不同村子的伙子们因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尤其是哪个村子有集中放电影的时候，就是方圆十几里的村子年轻人们最集中、最开心，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时节。那时候李小龙正流行，香港武打片让看完电影的年轻人们摩拳擦掌，狂躁不已。虽然二哥三哥也常常混迹这些队伍中，但由于他们都胆小怕惹事，从来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任何打架斗殴。那些成群结队的大姑娘们，似乎也和腼腆木讷的二哥毫无关系。上小学的我也常常和几个小伙伴跟在那些伙子们的后面，看他们尾随着一群姑娘，提前跑到昏暗的高处坡头树林里学鬼叫，洒沙子吓人；听他们不断吹口哨，声嘶力竭地鬼哭狼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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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赶时髦，人们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花衬衫，还喜欢把衬衫的前面两个衣角结起来，腰里系的是红布带子。二哥也赶时髦，由于没钱买红布带子，他曾经给我要我的红领巾，并知道我的红领巾从来不戴，但是还是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他偶尔会给我钱，不管是一角还是两角。因为长发的事，他常常和父亲争吵。父亲说头发留得像个长毛贼，人不人鬼不鬼的。看上去就是个二流子，还上去哪里说媳妇？二哥则认为父亲不懂得欣赏，不但依旧我行我素，还干脆上街到裁缝店定做了一件鲜红的衬衫，出门时头上也抹上了油津津的发油。
有一年卖完烤烟，他买了一台录音机，放在耳房里间的木柜子上。那是我们村子不错的机子，音响效果好，两个大喇叭上彩灯随着音乐不断闪烁。二哥也不去其他地方玩，只要一有空，马上打开录音机。一晚上就守在录音机边站着听，从小虎队的《爱》到林翠萍的《爱情一阵风》，从郑智化的《水手》到迟志强的《十不该》再到张学友的《吻别》，而且声音放得很大。父亲不堪其扰，但也毫无办法。只是暗自坐在火塘边叨念：“媳妇么不说，我看就是守着你这个烂录音机过日子了！”这时候，有个村邻意外出事，留下一个带着两个女儿的三十几岁的女人。父亲觉得是个好机会，通过多方打探，女人和他的公公们对二哥都很满意。说就凭二哥干活的劲儿和每年种的庄稼，过一般的日子绝对没有问题。他的土财运是极好的，同一片地埂分开的庄稼，冰雹来的时候都会绕过我家的。父亲心中窃喜，就开始打探二哥的口气并做思想工作，不料遭到了二哥的严词拒绝。二哥说，我为什么要去说一个后婚女人？
父亲多次劝说无果，只好作罢。只是在每次争吵时都搬出这件事：这个不要，那个也不要，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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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只有繁重的体力活能够分散他们的精神失落和夜深人静时孤独寂寞和漫漫长夜。二哥的睡眠奇好，躺下几分钟后就鼾声如雷。整个村子里，干农活是数一数二的好手。二哥每年栽的烟都长得极好，烤房里烤出来总是金灿灿的，烟贩子都喜欢上门来找二哥买烟。
有一年，由于自家的烤房装不下，就去借用了另外一个亲戚家的烤房。二哥总是每晚都要起来几次去添加烤房火。有一天晚上，当他加完火回去睡觉不久，就有过路人发现烤房着火了。于是全家人以及村里的很多邻居都赶来帮助救火。那是一房就快要出炉的烤烟，也是一季烤烟中最好的一房烟，就在90年代那种经济条件下都能卖一千多块钱。顷刻间，浓烟四起，人们有的用盆，有的用桶，花了很多功夫才将火扑灭。那一夜，二哥只是默默的，没有说一句话。灭完火后就去睡到床上，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起来吃了一点饭。
我第一次看见二哥如此欲哭无泪。
父亲去世后，二哥还是一个人在家种地，下井挖煤，一心一意挣钱供我读书和照顾母亲。母亲也常常翻出腊肉和火腿盛情招待各种各样的媒人，但是每次都是徒劳。二哥都觉得这样老是招待媒人，做了许多无用功，颇感内疚。母亲就安慰他，不要紧的，哪座山上不要烂掉一些柴。
这时候，三哥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12
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二哥找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从此远离故乡。我终于有了二嫂。尽管他的小腿曾经被煤块砸断过，还是照样种地之余下煤窑。宽敞明亮的平房真的在他的手里被盖了起来，只是没有用到一根木料，连门都是较为大气的金属门。他一心一意地供二嫂最小的女儿读书。
如今，我早已工作十几年。二哥还是隔三差五地会给我打电话，和我聊一些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每年杀猪，都要给我留一只最大的火腿。每当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或心情沮丧的时候，我还是想到二哥，想起他坚定的眼神，想起他在那些年的风雨中背着一百来公斤的烤烟篮，在泥泞的山路上匍匐前行的身影；想着他半夜起来给烤房火添煤，没有闹钟却从来不会睡过掉；想着他骑着摩托穿梭在风中雨中，一边要照顾那时生病的母亲，一只小腿生癣溃烂了也不休息，用油纸裹着洗完澡继续下井；也会想起他从幽黯深邃的某个煤窑里出来，全身黑乎乎的，阳光下，只有雪白的牙齿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