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少年出走,古稀归来,他是牌楼村的多余儿。翻看家谱,没有他的名字;村里谁也不认识他,他却是从这里走出的一个人物。至今,村里的人们还以他为荣呢。
九十年代初一个临近中秋的日子,牌楼村来了几位稀客,其中一位鬓发斑白、精神矍铄,老人声称他是游子返乡,并说他是住在阳弯的多余儿。可是,阳弯找不到他家的窑院,更没有他住过的老屋。多余儿?谁听过这个名字,闻所未闻,村里那么多男女谁也不认识他。这就奇了,他究竟是谁呢?该不是伪装的外国间谍吧?老百姓面面相觑,警惕地交换着眼色。
那是晌午的时候,村道上突然停下一辆帆布篷的军用小车,停在村委会大门口。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位中年军官搀扶着一对老夫妇,白发苍苍。他们下了车,站在那儿东张张西望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又好像在观察着什么。老人背有点驼,由于长途趁车,双腿还处于麻木状态,却热切地向四周观望着,急不可耐地用手比划着,激动地给老伴儿讲着什么,脸上的皱纹条条绽开,兴奋得手舞足蹈,仿佛是个老孩子。那位军官儿子小心陪侍在二老身边,耐心倾听父亲的讲解,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不过,他也为父亲找不到故居而着急。在老人清晰的记忆里,他家坡底有两个放柴火的破旧窑洞,硷畔上有棵粗壮的歪脖子老槐树,槐树的枝杈上筑了不止一个鸦鹊窝,脑畔上竖着半截水瓮当作烟囱,水瓮表面的釉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光,烟囱周围全是半人高的熏得黢黑的三春柳……而眼前却什么都没有了,连他熟悉的阳弯也消失了!难道那个让他魂牵梦萦多少年的故居,被上帝玩泥巴似的伸出指头从地球上抹掉了?多少载心心念念的思乡啊,老头儿终于双脚真实地踏在了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却突然像个找不到家门的孩子,心里委屈得直想哭!
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庄稼人,有的肩膀上扛着锄头,有的跟在牲口后面,都是悠然自在的样子;去菜园摘菜的媳妇们,肘弯里挽着三春柳筐子,见人就站下聊一聊,似乎并不急着做活。如今的乡下人真是无拘无束,过着信天游般的日子。路过的人们都异样地瞧着他们仨;村民看见老人对着他们近似讨好地微笑,如同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人人感到讶异,有点儿难为情。看样子,老人脸色苍白,缺少阳光的油彩,也缺乏山风吹拂的痕迹,不像是经常下乡的人,他是谁家城里的亲戚吧?
陌生人贪婪地欣赏着村里的风景。这个时节,是乡下一年里最美的时候,呈现于眼前的是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各家坡上坡下的枣树几乎笼罩了地面,枝上缀满了枣子,向阳的一面枣子已然全红,背阴的那面枣子也红眼圈儿了;梨子由绿转黄,在叶片间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一看就蕴藏着汪汪的甜汁;早年栽下的红元帅苹果挂满了枝头,沉甸甸的把树枝都压弯垂下,以至于不得不从下边用棍子撑住,羞红了脸的苹果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白粉,宛如新娘子敷的面霜;院子里葡萄架上挂的一缕缕一串串的大颗粒葡萄,红得发紫,紫得发黑,等待着人们拿小剪刀齐柄铰下来。有些人家院子里种的南瓜也偷学红杏出墙的模样,悄悄爬上了墙头,把大红南瓜吊在墙外,大大方方地显摆着庄户人家的丰盈。手搭凉棚远远望去,山上的谷子、黑豆、洋芋,都趁着地里的好墒情和初秋难得的阳光,正发疯似的猛长;坝地里的玉米缨子已变成棕色,正加紧孕育着颗仁,一个个坚挺的大棒子朝天扎起,足有两拃长。
暂且忘记找不到家的失落,眼前的景象,老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激动,这跟他记忆中50年前的印象可是大不相同了,跟他多少回梦中的情景也有天壤之别!
然而,老人哪里知道,短短几年前的光景却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说来也奇,同样是那些地,同样是那些人,同样是春夏干旱秋天多雨的气候,可一旦把土地的经营权交给农民自己手里,就跟生产队那时候判然有别,好像变了个天似的。现在,无需大队干部清早在大喇叭上叫唤:“外——外——,马上六点半,婆姨们快做饭,社员们快上山!”根本不需要提醒,自家的事自家知道。什么时节该种,什么时节该锄,什么时节该抽空儿出去打工挣点零钱,农民自己心里有数。每天凌晨鸡叫两遍,天刚麻麻亮,老百姓就自觉地起床干活了。鸡叫三遍的声音“喔喔喔——”,人们不是在家里听见的,而是在山上干活的时候远远地传过来的。前晌凉快,空气好,人们休整了一晚积蓄了力气,干活劲头儿也足,他们都趁早上山去大田里劳动;地里的庄稼才是正事,墙里墙外的瓜果蔬菜早晚捎带着就照管了。自从土地划归农民后,这些年村里懒汉少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绝迹了,家家有存粮,户户养牲畜,菜畦里的蔬菜从春到秋上来什么吃什么,吃不完的,或腌制,或切片,摊在墙头的青石板上晾晒加工成干菜,预备着冬天吃,再也没人为口粮操心了,再也没人担心饿肚子了;时鲜水果,瓜桃梨枣,大人小孩谁也不稀罕,家家都有。唯一紧缺的是钱,农村挣钱门路少,农产品变现难,而花钱的地方却很多,种子化肥、孩子上学、红白喜事随礼,样样都得花费,随时都要开支;就这,还不敢有病,一旦有人生病住院,全家就得闹饥荒,这是防不胜防的事。可是,乡下人容易满足,他们喜欢把当今的生活跟过去比,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丰衣足食,这是人老八辈都不敢想象的事情!再说,乡下过日子能省则省,能不买就不买,毕竟不像城里,出门就得花钱。——这些,都是城里人所无法真切感受的。
这位自称阳弯里多余儿的老人,他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新鲜,感到陌生,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不知道该怎样向老伴儿和儿子描述这种感觉,也不知道该怎样向他们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
渐渐地,客人身边围了一圈儿人,几个从地里回来胳膊下夹着一捆青草的中年人,两个路过的小伙子,还有几个从菜园归来,斜着身子挽着菜筐的婆姨,他们听见那位老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操着一口稍微过时了的家乡口音,念念有词地说他的父亲是谁,他的四位哥哥分别叫什么。但是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摇头,一脸的茫然,老人的父亲不知什么年代就去世了,他的名字早已随风飘散;老人提到四位哥哥的名字都是乳名,谁也给他们对不上号。但是老人坚持说他就是这个村的,他的家在阳弯,多余儿是他的小名。看到大伙儿摇头蹙眉不以为然的神情,老人似乎有点难过,有点失落,松弛的眼眶里噙着泪水。一个多年漂泊在外的游子,满心欢喜地回到自己故乡,家找不到家,人不认得人,好像他完全成了一个异乡客,好像老家把他给忘了,这是他连做梦都没有预料的事,一种弃儿的感觉触及内心深处那个柔软的部位,老人有点伤感。不过,乡下人是热心的,大家七嘴八舌纷纷给他出主意。这时候,大伙儿自然想起了老寿星;老寿星是村里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人,今年95岁了,问问他也许能证明眼前这位老人。
于是,两个腿脚勤快的年轻人就风风火火地跑到庙圪堵那边老寿星家里。老寿星正在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帮着儿媳摘红薯叶子。年轻人问:“老爷子,您还记得咱们村有个叫多余儿的人吗?”
老寿星年事虽高,但耳朵不怎么聋,记性也不差,他连想都没想就说:“多余儿早就叫狼吃了,吃得连根骨头也没剩下,现在还提他做甚?”
这么说来,村里的确有过这个人。“老爷子,多余儿他父亲是谁?他有几个哥哥?他们的后人又在哪里?”
老寿星这才抬起头,认真地看了他们一眼,以为他们大概又是来查户口的,心想,近来没听说要人口普查么;纳闷的是,为什么要查死人的户口?但是,老寿星多年的原则是:吃闲饭不管闲事,免得小辈人厌烦。他没有追问年轻人调查的目的,他一面手里不停地摘着叶子,一面刨根兜底地告诉了他们,毕竟这也算不上什么秘密。他告诉年轻人多余儿他父亲叫什么,是哪一年在山里刨葛针时跌死的,埋在哪个山梁上;他的儿子们都叫什么小名,长大后又起了什么大名,都是怎么死的,他们的后人有些谁谁谁。提到多余儿,他说,那是他家老五,生下就是个多余的种,从小少吃没喝,半饥半饱,爹不亲娘不爱的,14岁那年上山砍柴一去不归。丢了两天后,家里弟兄几个上山去寻,寻了半天最后在南山山墕一棵柠条根下发现他们家的一根麻绳、一把小镢头,好好地在那儿放着,人不见人、尸不见尸,连个骨头渣渣也没看见,他们说多半儿是被狼群叼走了;那些年山上狼多得要命,狼吃小孩的事也不稀罕。
说到这儿,他举了一个例子,问:“你们晓得狗剩儿他奶奶叫啥名字吗?”接着自问自答,“叫狼叼。为啥叫这么个怪名字呢?不就是小时候,冬天里,一早出去硷畔上撒尿,被饿狼给叼走了?叼走了,娃娃嚎了几声,好在屋里人听见了她的嚎叫声,大伙儿一涌而出,操起铁锨斧杖吆呜呐喊着去追,狼见众人追得紧,害怕了,才把孩子撂在了半道上。那女人到死都脖颈上有三个狼牙印。这我们谁没见过?多亏她命大啊!”
那年头,陕北正在闹胡宗南,到处兵荒马乱的,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何况一个小孩被狼吃了,爹娘抹几把眼泪也就过去了,没多久就被人们忘掉了。多余儿那小子死得早,连个大名也没来得及起就没了。老寿星说,“我还记着多余儿,是因为我跟他大哥是好哥们儿,我们小时候常常相跟着上山砍柴,一块儿给地主家扛长工,我常去他家,是看着那娃娃长大的。”接着,老人又拣起一根红薯蔓子,沉吟着说,“多余儿那孩子瘦骨嶙嶙的,狼吃他也不嫌扎喉咙。可见那年月狼也是实在没得吃上的了。”
老寿星的讲述,把两个年轻人听得心里直发毛,但他们终于弄明白,村里至少有六个人是多余儿的侄子,还有一大群侄孙呢;村里那位老赤脚医生应该就是多余儿他大哥的长子。年轻人像取得了真经,飞快跑回村委会门口,把好消息告诉了客人。老人一听,高兴得老泪纵横,对着年轻人连连拱手,“谢谢!谢谢!谢谢!”说个没完。
这下,军官儿子扶着两位老人,在年轻人的引导下径直就去老村医刘茂盛家。茂盛家是住在旧时的阳弯,但祖上的老院子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坍塌了,他们在老宅的地基上建起一排新石窑,帮起了硷畔,拉上了围墙,墙里墙外栽了好多枣树,形成一处颇气派的新窑院,完全看不出过去的老样子,难怪老人找不到自己小时候的家了。
听说刘茂盛被狼吃了半个多世纪的五爸又回来了,村里人都觉得神奇,比刘三牛打架误伤人命跑到口外又挂回一个黄花大闺女还要稀罕,大伙儿纷纷跑到阳弯去看个究竟。其实茂盛和大家一样,只是小时候听他父亲讲过五爸的事,从来没有见过五爸,总以为他自己就是家族里首屈一指的老人了,万万没料到还有一位亲叔父活在世上,他好像瞬间给自己头顶上找到了一片遮阴的云彩,感到莫名的惊喜。
老村医家里这会儿聚了好多人,三位客人盘腿坐在他家炕上,围着一张朱漆小方桌。茂盛老婆把蒸洋芋丸子、熬钱钱饭、腌黄萝卜丝端上桌,虽然是当地的家常便饭,客人们却吃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多余儿老人,吃得嘴里吧咂有声,满头冒汗,仿佛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据他老伴儿讲,老头儿这一顿至少吃了平时两餐的饭量。老人吃饱了,搁下了碗,却舍不得放下筷子,还贪婪地夹着陶瓷碟子里的腌黄萝卜丝,零零星星地往嘴里送,好像生怕剩下一点儿被端走似的。
吃过了饭,老头儿舒舒服服地打了两个饱嗝,这才给满屋里的乡亲们讲述他当年离家出走的传奇经历,听得人们瞠目结舌,嘘唏不已。
50多年前的一个上午,小小的多余儿吃了母亲做的限量的糠菜窝窝、高粱面拌汤,连碗都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像往常一样肩膀上挂着一根盘曲的小麻绳,手里捏着一把小镢头,上山去砍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那时候干活就是孩子们每天的功课。虽说已是14虚岁的小后生了,多余儿个头很矮,又黄又瘦,他哥一只手就能捏住他的脖子把他整个提溜起来。那年头,山上砍柴的人比柴还多,离家近处的山上几乎找不到什么耐烧的柴火了。那天他想上南山去,到稍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说不定那边山上会有一些粗硬的榆树枝子、楸树棵子、羊腿梢什么的,在等着他呢。
早春的阳光已有些热力,凉风习习,拂面不寒,多余儿兴致勃勃地一口气翻过两座大山。正当他削尖眼光寻觅搜索可能存在的硬柴时,突然远远望见山那边有一个好大的村庄,眼前呈现出一排排非常气派的窑院。有许多穿灰军装、戴红领章的士兵在土场上演练,有的排着整齐的队列,喊着洪亮的口号,在操练步伐,有的在“突刺——刺!”练习拼刺刀,显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窑院上下的土路上还有不少当兵的来来往往,所有人都步履匆匆,其中还有不少女兵,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年轻,似乎稚气未脱,大约比他也大不了几岁吧。这些年轻人一个个迈着大步走路,很带劲儿地甩着胳膊,动作舒展,显得那么轻松自如、潇洒大方,完全不像他这般愁苦的萎缩的样子。这时,耳边传来嘹亮的军号声,所有士兵都跑步朝向一个院子里集合……眼前的景象,让他突然想起近日来村里的一些传闻,说是杨家沟一代驻扎了共产党的军队,正在跟国民党的胡宗南队伍周旋,他大哥、二哥有一天夜里还给八路军往桃花镇送过鸡毛信呢。联想起从小听到的关于红军的种种传说,他隐约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再一想自己从小挨饿受气,天天吃不饱穿不暖,夜里跟四哥伙盖一条破被子,四哥睡梦中常常抽筋,踢疼他的下巴。还有,去年端午节前夕,因为他偷吃了藏在瓦缸里的几颗红枣,就被母亲用条帚把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揍得他屁股蛋上的淤青好久好久都散不下去,睡觉时一挨着炕就针扎似的疼……想着想着,多余儿哭了,他感觉自己活得就像牲口一样卑贱,没有一点温暖,没有一点快乐,他想不通老天爷为什么让他出生,他想不通父母既然不爱他又为什么要生他,家里已经有了四个儿子还非得再生一个?这时候,就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这孩子,他竟萌生了投奔八路军的念头,心想:要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该多好!他反复寻思,那么大的队伍肯定需要很多的人;虽然他在家里是个多余的人,但他决心要找到一个不多余他的地方。主意拿定了,他就把麻绳和小镢头摆放在山墕处一丛最大最惹眼的柠条下,一头对着家的方向,一头对着杨家沟的方向,他想以此告诉家里人他去那儿当兵了。他自知家里人不会太在意,因为本来他家就人口众多,经常揭不开锅;母亲怀他的时候,家里都盼着好歹添一个女儿,长大了好给母亲做个帮手,给一家人做饭、缝补衣服鞋袜什么的,却偏偏又生了个男孩。所以他从小就被大人们认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儿子,一个不该出世的多余的人。
小多余儿赤着脚、穿着一身几乎遮不住羞丑的破衣烂褂来到杨家沟红军驻地,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小叫花子。一开始,他主动给红军灶上帮忙担水、劈柴、扫院子。一位老战士看见这孩子又勤快又灵动,跑腿儿风快,就收留了他,给他找了一身偏大的军装穿上;穷人本来就是八路军的天然兵源,慢慢地他就成了这支队伍里的一分子,跟他羡慕的那些士兵一样成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后来,他在军马场帮过忙,给首长拉过马,当过几年勤务兵,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随后跟着大部队东渡黄河到了河北,又进入北平,一直在中央警卫部队工作。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他就像一块生铁百炼成钢,终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他首先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是连长给他起的大名,叫刘从军,再也没人叫他多余儿了,多余儿已成了他的历史。刘从军同志在部队的扫盲班学文识字,初步有了文化,慢慢地学会了读书看报,还能够处理简单的文件。后来,他入党、提干,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层领导干部,干得风生水起,并在部队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成家生子。八年前,他在正师级岗位上光荣退休,如今在北京干休所安享晚年,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部队工作,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骨干,这次陪他回来的二儿子已经是某部团政委。当了一辈子兵的刘从军老人,对部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说自己吃了一辈子军粮,现在儿女都在吃军粮,是部队培养了他,是军营造就了他;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部队就像他的娘家。
这时,门口进来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是他们家族里的长辈,这位大爷从小就熟悉多余儿。大爷看着眼前这位儿时的玩伴儿,眉宇之间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儿时的模样,大爷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多少年了,你也不跟老家联系联系,让乡亲们高兴高兴。大伙儿不想沾你的光,起码告诉我们你还活着,没给狼吃了么。”满屋的人听了,“轰”地一声笑开了。
刘从军老人感叹地说:“起初几年在部队经常行军打仗,居无定所,自己又不会写字,我顾不上跟家里联系。时间一长,就连那个心思也没有了。后来进了北京相对稳定下来,我给家里写过几封信,都被邮局退了回来。听说解放后,家乡百姓大批大批地走南路移民了,我还以为家里没人了。这次回来一打听,才知道老家的乡、村都改了名字,这才弄清楚我的信为什么寄不到。”
一个男人,年轻时候心是野的,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对家乡越来越淡漠;上了年纪,反倒开始忆旧,萌生思亲想家的念头,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穷乡僻壤给他留下的记忆太苦涩了,想起来就觉得糟心,刘从军多年没有回家也是可以理解的。只可惜他的父母到死都不知道他们的小儿子还活在人世、活得很好,他的穷哥哥们也不知道他们竟有这么出息的一个亲兄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刘从军少小离家老大回,给平静的小山村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反响,乡亲们每当提起他,想到他们小小的牌楼村竟出了一位解放军师长(他们搞不清师级干部和师长有什么区别)、想到他们京城里有人,就觉得脸上有光,禁不住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谈论着这个传奇的人、传奇的故事。也许是从军老人年事已高,他再也没有回过第二次故乡。不过,有一回他的一个侄孙在山西煤矿打工,井下发生塌方事故不幸遇难,因为农村人不懂得事先签订劳动合同,煤老板一口咬定只给3000元丧葬费,拒绝任何赔偿。眼瞅着好端端一条人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丢了,他们不甘心。在当地百般求告无门,他们就急中生智,想起给那位住在京城的高官爷爷打电话求助。据说,刘从军老人动用了他部队的老关系,给山西那家煤矿老板施加压力,终于让他的侄孙一家获得了6万元赔偿。60000元人民币啊——这可是村里有史以来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也是从牌楼村走出的刘师长给家乡所做的唯一一件好事。乡亲们纷纷感叹,到底是“朝里”有人不吃亏呀!
在拿到赔偿款的那天晚上,明月在上,群山静默,去山西料理后事的侄孙、重侄孙六七人,站在简陋的小宾馆门外,面朝京城方向一齐三鞠躬,向远方的本家爷爷致敬!
如今,牌楼村所有刘家后人,每当提起往事,都对他们的刘师长感恩戴德,没齿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