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弦歌

（一）弦歌

她在1937年初冬来到镇上，跟她来的还有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她二十三、四岁的模样，身穿浅灰色羊毛大衣，开襟处露出素雅的藕荷色旗袍衣角，左手拎着有些泛黄的藤条箱，从镇子的西头袅袅婷婷走来。那么瘦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其刮走。男人高大，腰杆挺直，双手拎着重重的包裹，不紧不慢在女人身后跟着。

两个人在汪家老宅里住下。

汪家老宅自从她俩来了后热闹起来。白天晚上总会从阁楼上的窗户里传出曲声，门口也经常停些镇上人少见的汽车。我听不懂弹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听，有时候听着又会觉得心酸。女人偶尔走出院子，拿些糖果，分给在她家院子不远处那棵大槐树下玩耍的孩子们，或者用些食物喂流浪的小猫小狗。这样的时候，女人的眼角和嘴角都会挂着浅浅的笑意。偶尔，她似乎感觉到我的注视，冲我悄然一笑，扭身闪进宅子。

那时我十七岁，在大通理发店当学徒。汪家老宅正在理发店对过儿。

到店里理发的客人，议论最多的就是这户人家。有的说，这女人实际是那种女人，别看她长得文文弱弱的，实际上骚得狠；有的说，别听那些人胡咧咧，人家可是从东北逃难来的大家闺秀，她弹的乐器是古筝；有的说，来她家的客人什么人都有，帮会的、军队的、经商的、教书的，还有日本人呢。

我在这些议论中，逐渐理清一件事，跟她来的男人是她家的家仆，又聋又哑。有几次深夜，我被咿咿呀呀的声音吵醒，打开窗户往外看，看见他拎着别的男人的衣领，把他们扔出大门外。我还看到过他夜半的时候，悄悄走出镇子，或一日、或二日返回来。他不在的时候，汪宅的大门始终紧闭着。

转眼到了三八年的春天，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这里，还在镇西头建了俱乐部，从那里经常传出来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和淫荡的大笑声。

来女人家的客人明显比以前少了，女人也很少走出院子。来店里理发的客人也越来越少。我更加频繁地坐在理发店的门口，发现她有时会偷偷从欠开一点点的门缝里往外看。

一天晚上，天气闷热得像能在人的心里长出草来，汪家老宅里又传出让我想哭的乐曲声。我倚在大槐树下，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她艳若桃李的红唇。突然我听到乐曲声中，有压抑着的、低低的哭声。乐曲突然停了，过了好一会儿，聋哑的家仆背着包裹，匆匆地往镇外走去。

他这回走，好些天都没见回来。

从此，我到她家门外转悠的次数越发多了起来。

又一个夜晚，我一觉醒来，心里感觉很不踏实，披上外衣走出门。还没走过对面的小巷，差点撞上斜披着军服的日本军官。我赶紧躲了躲，他含混不清地骂了句“八嘎”，走远了。

我急忙跑到女人的院外，看见大门开着，从里面传来女人的哭声。我疯了一样闯了进去。

阁楼上，女人衣冠不整地斜靠在床上，头发散乱，一张刻花檀香木古筝躺在离床一米的地上。

她看我闯了进来，蹭地站了进来，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她受惊的样子，开始后悔，站在那儿不敢往前再走一步。

我俩就这样怔怔站了好几秒，女人突然像想到什么事，走到书桌旁，拿起毛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串数字。转身来到我面前，轻声地说：“弟，姐可以求你件事吗？”

我看她的嘴唇动了几动，竟没听清说了什么。

她看我没言语，皱了皱眉，眼神里充满了祈求，又重复了句：“弟，我可以求你件事吗？我现在只能求你了！”

我缓过神儿来，语声颤抖着：“姐，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她把写好的纸条递给我，又翘起一块地板，从里面取出来一块缺丫儿的大洋，也递给我，然后攥住我拿着纸条和大洋的手，悄声在我耳边说了一段话。

“记住了吗？你再重复两遍。”她紧张地看着我说。

我一听她让我做的事很害怕，有些后悔答应她。但一看到她眼里的泪水，瞬间心软了，重复了两遍她说的话。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竟微微笑了。

我转身就想往外走，她拽住我，把我的手放进她怀里，开始一粒粒解本不整齐的旗袍扣。我的血瞬间冲上头顶，嘴唇也干出血来……

走出院外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紧张的乐曲声，接着又是一阵呜呜咽咽的乐曲声……

过了二年，我在队伍里意外看到了那个聋哑人。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有力地握住我的手，语声清晰地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香凝在你带出来的情报里，简单说了你的情况，小伙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他的眼睛蒙上一层水雾，哽咽着继续说道：“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她……香凝是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大学生，组织上还没有完成对她的集训，因为有紧急任务，皖南地委派她来协助我工作。这份她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赶走古镇上的日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那天我第一次知道，女人叫香凝。她在我走后，用盛开着花瓣的床单上了吊。

解放后我结了婚，结婚那天，我的耳畔响起了呜呜咽咽的古筝声，将我窜起的火焰瞬间浇灭了……

（二）弦歌背后

1937年初冬，我和他来到大通古镇。

那天是个淫雨霏霏的天气，天空不时飘落着细若牛毛的雨丝。一入镇口，晾晒过的、江鱼的鱼腥随着江风的吹拂扑面而来。我从怀中掏出丝帕，掩住鼻息。他跟在我身后大约三步远，强有力叩击青石的脚步声让我安心。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的三月。那时我是东北大学补习班的学生，而他是陕西农林学院的助教。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校方决定，学校迁徙北平。我带着父亲送给我的古筝和几件换洗的衣服，跟随导师和同学来到北平，不久又迁往西安。

来西安的路上染上风寒，整天冷战发热，昏昏沉沉，到西安那天才见好转。

我们的新校园是陕西农校，坐落于城南里许。校外农场栽满各种东北见不到的不知名的树木、蔬菜和花卉。我深呼一口长气，暗暗祈祷，就此可以长久落脚，再不受颠簸之苦。

安顿时才知，农校只让出一半房舍，学生每五人一间，教授则二三人一间，到了夜晚，寝室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

当晚，我们五个女学生摸着黑，裹紧棉被，躺在冷冰冰的床上。室友议论说，恐怕再也回不去东北了。我突然心生无限感伤，忍不住啜泣。

室友围拢过来，摸头的摸头，拉手的拉手。好友曼娜更是跑出寝室，没一会儿，他带着一个女人跟在曼娜后面走了进来。

他与我父亲像极了！短短的平头棱角分明，发丝很坚硬，根根直立，似可扎破皮肤，眉毛极浓、极黑，粗而散乱，眼睛不大，眼角有一处伤疤（我父亲没有），唇线如弓，清晰可见。他一进来，就打量整个房间，在女人给我把脉的时候，眼神才轻飘飘落到我脸上，然后又轻飘飘移开。

那瞬间，我忍不住又哭了……

为了经常看见他，我参加了他组织的文学社。在一次诗会之后，我和几个同学被他留住。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还有我们这些学生应该为民族、为人民做些什么。其实，他说的这些我是不大懂的，但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因为日本人的入侵，不得不停课，不得不辗转来到这里，我更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都不知道父母现在身体怎么样、会多么多么惦记我。当时我很激动，看着几个同学同样激动的样子，我控制不住地表现得更加激动。

我和他在汪家老宅安顿下来。老宅的院子不大，天井旁边种着一棵桂树，打开卧房的窗户，能清晰看到尖顶树叶的纹路。

他住楼下，我准备早饭的时候，他在桂树下练一趟拳脚。每当我想象，这将是我未来的生活，就会偷偷地笑。

在农校的时候，他叫汪慎之，带我去古镇的时候叫“哑叔”，其实他真名叫什么，我是从不知道的。

一天晚上，青龙帮三当家带着手下来了。他们自带了很多酒菜，非说听曲岂可无酒。上次来的时候，三当家话里话外透露出，青龙帮已经和日本的“大岛株式会社”签订了江上运输协议。哑叔告诉我，“大岛株式会社”实际上是日军的特务组织，他们想利用青龙帮在古渡口的船只和势力，运输物资和武器。他要求我，一定要套取更多的信息，最好能搞到运送物资或武器的具体批次和时间，以便部队部署或防御。

哑叔将桌台摆好，悄悄对我使了个眼色，冲着三当家咿呀两声，哈了哈腰，走出屋外。

“三当家，您有日子没来寒舍了。”我故意用手指调弄琴弦，心不在焉地说道。

三当家盯着我的脸，恨不得要剜下一块肉去，“怎么，香凝姑娘可是想我了？”

我白了他一眼：“我从东北逃难到这里，权且是讨生活，能来寒舍捧场的都是我的客，谁不来香凝都会想的。”

说完，也不等他再说什么荤话，弹起《梅花三弄》。三当家咽了口唾沫，闭上嘴，和他手下吃喝起来，偶尔装作听懂的样子，摇头晃脑。

一曲终了，三当家酒劲上涌，脸色开始潮红。他冲手下使了一个眼色，手下站起来，对我说，“香凝姑娘，我拿点酒菜给哑叔送去，再和他喝上一杯。”

说完，从怀里掏出一沓法币，放在桌台旁黄梨木花架上。

我看都没看一眼，继续弹《关雎》。三当家又喝了一杯，站起身来，脚步微晃来到我身边，伸手就要摸我的脸。

“三当家，请您坐好。香凝虽说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但想必您也知道，我在铜陵是有些好朋友的。”在来古镇前，我和哑叔在铜陵“华东商行”董事长汪猛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的公开身份是汪猛七岁女儿的古筝家教。

我的手指虽然仍在琴弦上拨弄着，但曲调已经走了模样。他迟疑了下，又坐了回去。

“香凝姑娘，这样吧，一会儿你陪我喝上几杯……”话还没说完，手伸进怀里又掏出一沓法币。

我突然想起哑叔嘱咐我的话，用眼角瞟了几眼钞票，犹犹豫豫地说道：“三当家，香凝敬您是英雄，想必英雄是不会为难小女子的。”

“香凝姑娘，你这说的哪里话，我只要姑娘赏脸陪我喝上几杯，以解我相思之苦，这些法币就都是你的了。”

他拿钞票的手在我眼前晃了几晃，我见火候到了，站起身，坐到他的对面，举起酒杯。

“来，三当家，香凝敬您一杯，以后还要三当家多多关照呢。谁不知道三当家在这大通古镇是响当当的人物，要是有您为香凝撑腰，谅是没人敢欺负我了。”

三当家听我这么说，嘴巴都要咧到耳根了，连着喝了两杯酒下去。

“三当家，听说贵帮和日本人做生意了，发了不少财吧？”我随口问道。

“那是，香凝姑娘，我告诉你，以后你就跟了我得了，何必赚这种小钱呢，以后我会有的是钱的。日本人的钱真好赚啊，上次给他们运了一批棉花，运费竟然超出市价三成，你说日本人傻不傻？”

我心里暗骂了句，败类。嘴上却说道：“我可不相信日本人傻，小心你们被骗了。”

三当家一听我不相信，眼睛都瞪圆了，“你看你还不信，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不？我今天赚了一大笔！昨天日本人寄放在码头200箱东西，箱口封得严严的。我听工人们说，箱子特别沉，就长了个心眼儿，晚上偷摸撬开一箱看了下，你猜是啥？全是枪。”

我一听全是枪，紧张起来，又不敢追问，给他满上了酒，撞了下杯。他一饮而尽，继续道：“早上，大岛株式会社的川崎来码头，我有意无意地点了他句，他当时就跟我说，让我去他那取支票。”

三当家不无得意地说着。

我假装微醺，站起身转到他那侧，头靠着他的肩膀，又给他满了一杯酒：“三当家，我从来还没见过枪呢，能不能让我看看枪什么样啊？”

“女人家看那东西干什么。”他顺势搂住我肩膀，将我的身体往他怀里带。我用力推开他，嘟起嘴，挣脱开他的手，又转回桌台的对面：“人家这点好奇心都不能满足，还说什么喜欢人家？”

“香凝，心肝儿，你要月亮我都去给你摘。我不是不想满足你，今天上午来了一队日本人，把货场看得死死的，都不让我进了。后天这批货就运走，据说过几天我们镇上就会有日本军队驻扎了。”

三当家说完打了一个酒嗝，臭烘烘的气味差点让我把吃的东西吐出来。他晃晃悠悠走到我身边，猛地抱住我，一下子撕开了我的旗袍纽襻。

我吓得大声叫起来，这时，哑叔撞开门进来了，一把薅住三当家的衣领，狠命地把他拎了起来。

三当家一拳向哑叔打去，哑叔避都未避，另一只手像铁钳一样，牢牢地攥住他手腕，嘴里“啊啊啊”地喊着，拽着他就往门口走。三当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得任哑叔把他扔出院外。

我站在卧室窗户旁往外看，发现对面理发店的窗户开着，店里眉清目秀的小伙计正在往这边张望。我赶紧关上窗，走下阁楼，示意哑叔关上院门。

那天夜里，哑叔莫名其妙地狠狠训斥了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如果帮会那个小混混儿没走，我被他缠住，你怎么办？！”

哑叔的脸有些扭曲，眼睛里布满血丝，“我刚才恨不得杀了他……”

我突然开心地笑了，开始是抿着嘴，后来竟笑出声来。

他见我没心没肺地笑，更加生气，“你笑什么？我带你出来，不希望你有任何危险，知道吗？”

我拽住他袖子，拧起麻花，轻声细语、假装委屈地说：“我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别生气了，我还不是为了工作吗。”

我把头试探着靠过去，他竟然没有躲开。我闭上眼睛，将手环住他的腰。他的手指松垮弯曲地垂立在两侧，任由我一动不动地静静靠着他。大约二分钟后，我听到他轻轻叹口气，“香凝，刚才是否打探出来什么消息？”

除了情报，难道就不想别的吗？我知道这话是问不出口的。

我也悠悠叹口气，把我听来的消息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

他粗散的浓眉挑了几挑，眼角的疤在灯光下显得比白日深沉，“香凝，今天你得到的消息太重要了，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把情报送出去。”

转眼到了三八年的春天。

一天，一个日本人带着翻译，来到我家。翻译介绍说，他叫藤田，对中国的古典乐器非常感兴趣。在看到我的古筝后，他说了一段话，翻译官翻译完他摇了摇手，竟用中文对我说：“香凝小姐，您的筝真是难得一见的好筝，这古筝的紫檀筝码，垂直向下，上嵌牛骨，搁弦槽的深度为对应琴弦的1/3”。

我不禁对他另眼相看。

“香凝小姐，能为我弹奏一曲《十面埋伏》吗？”他的眼里射出向往的光芒。我的手指搭在琴弦上竟忘了言语。

他收回视线，对我深鞠一躬，“可以吗？请您弹一曲《十面埋伏》可以吗？”

我点点头，弹奏起来。第一节“列营”还没弹完，他突然走过来按住琴弦，脸色微揾，“香凝小姐，请停下来，你的心很乱，轮拂手法用的也不到位，太让我失望了。”

说完，他神色复杂地看了我几眼，对翻译官说了句什么，转身就往外走。快到门口的时候，回转过身，对我再次深鞠一躬，“对不起，我刚才失态了，今天就到这里，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您能让我听到全身心投入的《十面埋伏》”。

他走后，哑叔对我说，“香凝，这日本人不简单，你看他中文说得多好。之前在镇上没看到过这人。”

他停了停，破天荒地拉起我的手，将我的手轻轻举到他的眼睛下，我的心“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你的手真美！”他端详着，似乎不放过任何一根手指上的纹路。我突然很想哭，很想，但我怕一哭，他就不看了，我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香凝，这几天你抓紧练下《十面埋伏》吧，我想他一定还会再来的，他想听《十面埋伏》，除了喜欢曲谱外，更是将我们中国军队想象成项羽啊！”哑叔顿了顿，眉头都要拧成绳了，“你得设法打听到他的真实身份，我有个预感，这个人一定会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

那些天，日军从早到晚轰炸大通、和悦洲、铁板洲。镇上的百姓人心惶惶，来我们这里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迁徙去了四川。后来听说国军县党部迁到董店那边的山区，临走时一把大火就把繁华一时的大通、和悦洲化成了一片废墟。

日本人到底占领了大通。他们来之后，立刻设立中华轮船公司大通办事处，分别开设了由芜湖至大通、大通至安庆沿线往返航线，并在镇西头建了个俱乐部，从那里经常传出毛骨悚然的嚎叫和淫荡的大笑声。

藤田又来了。这次他并没有带翻译来，进门开门见山，还要听《十面埋伏》。我想象着国军将日本人赶走，倒也弹得铿锵有力。他比较满意，临走时说一定会常来的。

他走后，哑叔对我说：“香凝，从他走路的姿势和强壮的骨骼来看，这个人是军人无疑，我怀疑他是驻扎在这里的日军高级长官。”

后来证实了哑叔的判断，这个日本人叫松井一郎，是日军138联队的队长。从他那里我慢慢了解到，驻守铜陵的日军是130旅团下辖的133联队、138联队。旅团部驻扎在大通天主教堂，对外称“大通警备司令部”。 旅团长兼大通警备司令是三浦加门。

不久，上级派来一人与我们联系。他和哑叔足足说了小半天，基于保密制度，我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来人走了以后，哑叔把我叫到他房间，告诉我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上级有新任务派他去完成。

“香凝，我走后，你不要再继续活动，我回来前，你一定要保持静默，尽量不要接待任何一个人。你记住了吗？”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我觉得自己的喉咙突然肿了，肿胀到堵住了呼吸的门。眼泪一滴滴的滴下来，我不想去擦拭，也想不起来去擦拭。他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香凝，别这样，等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定……”

说完，狠命地推开我，背上早已准备好的行李走了出去，竟然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趴倒在他的床上，抱住前几天那床我给他晾晒的棉被，将头埋在里面，放肆地大哭起来。

哑叔离开的第三十三天，被我二次拒之门外的藤田又来了，这一次他既没带下属，也没敲院门，而是在夜色中弄开了门栓，摸了进来……

我将那床满是耻辱的床单拧成了绳，拴在高悬的吊灯上。此时我的眼泪已经干了，眼前出现了父母和慎之的幻影。我轻轻哼起了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想象着虞姬拿起宝剑，搭在自己的脖颈之上，决然地将头伸进高悬的索套，踢倒了垫在脚下的木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