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简史

老房子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河边的往事怎么总在心头。到明天自然会更好，往事如波，喜怒哀乐都是生活。     ——电视剧《老房子，新房子》主题歌

从我记事到现在，我家动建过四次房子，两次在农村改革前，两次在农村改革后，前两次是我父亲操办的，后两次由我经手。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苏中农村，这时候，江海平原上的农家大多是草房子，更多的是土墙元宝屋。元宝屋是指中间高两头低的一种小屋，中间的一间（明间）两端有房梁，桁条架在房梁上，两边两间为披屋，桁条的一头担在房梁上，另一头就搭在两端的墙头上，屋面的形状像一个倒扣的元宝。元宝屋大多为草屋，三角形屋面，一削水的大斜面。乡间偶尔有一两幢瓦房子，那便是富人家的标志，很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当然，有的虽然是瓦屋面，也只是薄薄的瓦，瓦片下面铺的不是旺砖，而是柴旺，这种房子有一种特殊名称——过落瓦。

我家拥有三间实实在在的瓦屋，这是令我骄傲的事。我家虽然是瓦屋，但屋子开间很小，可以用极小来形容。乡间流行的房子明间的开间多为1.26丈，俗称“丈二六”（后来有丈四六），而我家瓦房明间只有“丈零六”，两房间的开间就更小了，是九尺六，属于一个袖珍型屋子。

我家的三间小瓦房是祖上传下来的。木料和砖瓦材质都不错，桁条下面按有楔木，是经过精雕细琢的那种。祖父说，小瓦屋是我曾祖父开“学馆”的遗物。又说，曾祖父是一位秀才，故留下这份遗产。小瓦屋明间朝南是个半墙，上半面按着玻璃，下雨天，出不了门，祖父就带我坐在门边看雨听雨，雨点打在屋上的声音很好听，而门檐猫头上的水滴落在等天水过漏上，更是带有一种金属的琤琮声，听着听着，祖父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时候我家有九口人，显然，3间小瓦房已经挤不下了，父亲便跟祖父商量建新房。

我的叔叔是一位烈士。叔叔于1948年在解放海门余东镇的战斗中牺牲，祖父将叔叔的遗体运回来，埋在我家西南边的大路旁，并在叔叔的坟前栽下两行白杨树。我小时候跟祖父去给叔叔上坟扫墓，有风的日子，白杨树上的叶片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祖父会坐在叔叔的墓碑旁边抽几袋水烟，我一直没留意祖父当时的表情，也没有想过祖父的心情，现在想想真有点莫可名状。到1966年，生长了18年的白杨已经很高大，祖父建议将其砍下来建房。得到祖父的同意，父亲便将这些白杨砍下来，放在小河里沤了几个月，然后捞上岸来刨光做成房梁；接着，父亲又到屋后的竹园里斫下许多竹子做屋子的椽子；然后，父亲跟周围人家商量，转一些小麦秸给我家（下年再转给他们）做屋面。就这样，父亲在祖父的全力支持下在我家老瓦房的东首建成3间草房子。

船真屋假，这是老家的一条古谚，屋子是可以带点假的。新房子属于“五架梁三架起”，也就是从表面看是五根桁条，实际上只用了三根，边上的两架直接担到墙头上。我家的新房子完全是就地取材，土法上马，不过，尽管简陋粗糙，毕竟是新的，而且空间大，整体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草房的一大优点即冬暖夏凉，但缺点更多。一是草屋脏，房顶上时常向下掉灰掉土屑儿；二是草屋怕风、怕雨雪，一阵大风就有可能把屋顶上的草掀掉，雨雪会导致屋顶麦草腐坏漏水，长时间洇水则会浸塌墙体。因此，住草房人家每年都要修屋，这又造成了柴草不够烧的恶性循环。

草房子的屋顶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大修是指整个屋面全部换成新的，小修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将烂了的屋草扒掉，清理干净，换上扑成斜面的新麦草，然后，整理出新。新修过的草屋顶是很有特色很富画面感的，一块新一块旧的草片间杂着，有一点马赛克的味道。

盖屋是工匠的事，小工活则是家人的事，我家盖屋的小工活多由我父亲来做。小修的时候，工匠预先确定一下屋面损毁的程度，需要增加多少块麦草，需要和多少烂泥（用于固定麦草），估算一下。然后搭起一块门板，在上面做草片子，草片做好了，再爬到屋顶上去。

修屋的时候，草匠站在脚手架上，将原屋面草掀起，用工具撑住，然后指派地上的小工做这做那。这一天，父亲的头上戴一顶破草帽，身上裹一件长大褂（以便遮挡灰尘）。“要草呀！”草匠叫唤一声，“要烂泥呀！”草匠又叫一声。只要草匠一声叫唤，这时候的父亲是声叫声应。父亲哪里敢有半点耽误，因为，耽误了草匠，耽误的是时间，损失的却是工钱呢。

草房盖屋的活儿很辛苦。麦草上的灰尘多，先是拆除的时候满满的都是灰尘，然后是盖草上也满是灰尘。盖草之前，为了麦草不至下滑，草旺上要膛一层烂泥，端烂泥的活儿很累人，一粪勺儿烂泥，十几二十斤重，又要跑又要端，半天端下来，端得人腿子发软……最后是做屋脊。做屋脊是细工，是功夫活。这个时候小工才可以喘息一下。屋脊上的草开始时如毛糙糙的翘着，由草匠用草钩一点点嵌进去，嵌光滑。草匠们站在脚手架上，一天嵌一段，几乎见不到进度，那是主人最心焦的日子，他们期盼着早日完工，也在计算着工匠的工钱咧。

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是帮大人打盖草。屋子比较大的时候，就要支起一个向上打草的“吊杆”。在靠近屋子的地上立一根高大的木柱，木柱顶端吊一根横竿，横竿的一头系个钩子用以挂物，另一头由人工操纵，将做好的屋草片子挂在钩子上，由人拉到屋顶去，这样能省不少力气，孩子也可以做。当父亲忙着端泥接草的时候，十几岁的我，便戴了一顶草帽帮着吊草片子，这成了我年年都要做都想做的美事。

住草房子的日子有许多乐趣。草房子的屋檐下，总是住着一群麻雀，麻雀和人好像亲近，又好像不亲近，它不像燕子那样大方，总有点偷偷摸摸。早上开门的时候，麻雀早已出门了，白天有时回来，在屋檐上叽叽喳喳，跳跳蹦蹦，跟我们玩一会迷藏，但从不肯领我光顾它们的家。晚上，到屋檐下瞅瞅，你也不一定能瞅到麻雀们躲在屋檐下哪一根椽子下或哪一片草窝里。但我知道麻雀是在我家的屋檐下住着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在我家屋檐下掏出过一窝窝的麻雀蛋来。

苏中农人一辈子大抵就在做两件事：一是筹款准备建房子；二是生孩子，再为孩子们的成家做准备。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我家草房建成有15年了，房子上的桁条多处出现虫蛀。白杨树很直，但材质不结实，尽管用水长时间浸沤过，还是很容易生虫，房子建成几年后就开始有蛀屑往下掉；竹制的椽子很容易变形，承重后就会跌弯，造成屋面跌凹，以至椽子头上翘，捣坏了墙头。屋面跌凹下去就成了个“天水缸”，遇上下雨天气，大落大漏，小落小漏。那几年的下雨天，我们兄妹几个的任务就是在屋子里的漏雨处接水，屋里四处都是接水的盆盆罐罐，房子不修不行了。这时候我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小伙了，父母亲开始为我考虑婚姻大事。房子是乡里人家的一副脸面，住着个破烂不堪的房子，相亲的人是不肯登门的，即使被硬拉着来了，也是一看就走，我家的房子又不得不建了。

母亲是抱病为我们的建房奔波的。

母亲在生下我的弟弟以后便病倒了。母亲一生中生了七个儿女（其中，我哥哥9岁时溺水身亡），到第七个，也就是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母亲患上了心脏病。母亲虽然有病，还是不肯歇息，家里的大小事情多由她张罗。

母亲的计划是要建8间房子，6间小瓦屋面，两间平瓦，一字线朝南。平瓦的房子放在中间，先用于做厨房，待两个儿子成家后，每人住3间小瓦屋，中间的平瓦厨房就留给老人们居住。老人，这就是苏中农村老人们的胸怀。

建8间房子的规模是庞大的，这在农村算得上一个重大工程。

作为接近二十岁的男子，而且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家里建房子，我自然要为父母们分担一份责任。

祖屋上的材料可用尽用。比如小瓦屋上木料就很好，虽然有点短，但质量好，考虑将明间的桁条作房间用，这也限制了新屋开间的长度。吸取老草房建房时的经验教训，桁条椽子尽量去除杂木材料，而且注意传统“头不顶楝，脚不踏桑”的说法，不选楝木做桁条椽子。老屋上的旧瓦片和猫头滴水只要不破就是好的，不足部分，到周边小砖窑找来作补充（事实上没有找到，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人生产这些猫头滴水了）；老屋上的砖块多已经锈蚀，只能作为新房的基础，前墙面全部用新砖。这时流行一种土坯砖，价格只有熟砖的一半还不到，因此，内墙就选用土坯砖……总之，建新房依然实行因陋就简的原则，跟“李顺大造屋”没有太大区别。

1978年春天，我家开启了我人生中第二次造屋工程。

春天建房，是母亲定的。母亲是有算计的，工匠的工钱可以拖到年底结算，这样就有大半年的回旋余地。如果在下半年起房子， “六月的债，还得快”， 年底就会紧跟着结账，母亲的账算得精，“会算计一时穷，不会算计一世穷”，这是母亲那代人过日子的理念。

新屋的房址选在生产队新划定的住宅线上，其实，只是定了一个线，并没有任何配套设施，而且，这里的地势极低，建房户必须自己去加房基，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富（附）地台”，富，这是每个人都抱有的希望。此后，我便跟父亲开始了漫长的“富地台”的担土劳作。8间房子，将近500平方米的基础，要在这个平面上升0.8米，这可是个不小的小数目。我和父亲天天起早摸黑地担。年近六十岁的父亲，因为天天担土，累得时常咳嗽不止，但他依然坚持，父亲的“愚公移山”精神感染了我，我也就不敢偷懒了。

弟弟看到家里要建房，母亲又生了重病，他提出不想上学了。“不上学就得劳动，怕上学又不劳动是不可能的。”父亲以此让弟弟选择。弟弟最终选择了辍学。弟弟回家后，就被父亲赶去砖窑学做砖头，以此换取建房的砖瓦。有一次，我到弟弟所在的小砖窑上去，看到弟弟正打着赤膊，在做砖棚里甩泥巴，弟弟瘦弱的后背被太阳晒得黝黑，因为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这一年，弟弟才15岁。

房屋的地基垒好了，母亲让父亲请算命先生给“掐日子”，也就是选择房屋竖梁和上明间正梁的时间。掐日子是要付喜钱的，建房工匠看我家的样子，便建议说，现在也有人家不“掐”日子，跟工程进度上，什么时候可以上梁了就什么时候上。但母亲坚持要请人“掐”一下，这个钱她坚决不省。

开工的日子，我看到当年在我家做草屋顶的草匠也出现在泥水匠的行列里。显然，草匠很有眼光，随着草屋的逐渐減少，他立马就转业学了泥水匠。只是草匠所砌的位置在墙体内侧，一般来说，内墙没有外墙那么讲究。这时候，我家建房还舍不得请小工，亲戚们都被请来做帮工，我的两个十九岁的表兄都被拉来当了小工。当然，我更是责无旁贷的一位重要“小工”。

上房屋正梁的时间选在凌晨。上正梁有许多忌讳，母亲让算命先生选在凌晨，关键是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走动。其时只有几个匠人和必须的小工在场。房梁被几个人“请”到地当中，父亲在堂屋地上点上香，拜了几拜。泥水匠和木匠两个承手工匠各站在房梁一头，预先登上步步高，一边登一边口中唱起一段富贵词：“日出东方喜洋洋，宝地上面建华堂；手扶金梯步步上，富贵生活万年长。”在向上提房梁的时候，少不得又是一段富贵词。虽然家里很缺钱，但母亲还是为他们每人包了一份喜钱。

正当我家上房梁的时候，我家的西邻找了过来。西邻的房子是先建起来的，他走过来是要查看一下我家房檐的高度，看到我家的不比他家高，便没有说什么。显然，西邻是怕我家房子比他家的房子高，这在他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农村人家户与户之间房子的高度很讲究，谁家房子高了，会压了邻居，“挡”了他们的财路，何况我家在东边，处在“上首”。

我家建8间房子只花了七七四十九天，中间还下了三天雨，这在农村是很快的。最困难的工程是上两块敞檐板。水泥预制成的板子，笨重无比，十几个大男人，有的用肩扛，有的用棍子顶，有的用手举，一齐声喊着号子：“一二三，一二三！”总算扛了上去。房子完工的时候，我的父亲明显瘦了一圈，腰身也明显佝偻了，我的母亲则已经躺在床上好多天不曾能下地。母亲虽然躺在床上，却依然在操持家务。她精心指挥着，每天工匠们吃些什么，粮食的粗细搭配，工钱结算的不足部分向谁家借，借多少，完工还得吃一顿完工酒，等等。母亲在心里都要细细考虑。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我的辛劳一生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这一年，母亲54岁，母亲只在她劳心建起的新房子里住了一年时间。

如东县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比周边县市略晚一些，到1984年，老家农村才告别了吃大锅饭的劳动形式，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家的建房欠款才基本还清。

在母亲逝世那年，我被招到镇上的农灌车口当值班电工，算是有了一份工作。我一边在灌溉站打水一边种地。这时候我的弟弟当兵去了。父亲一人享有多个身份，他的弟弟是烈士，他本人是复员军人，现在儿子又当兵了，他又成了军属老人。

乡间有一句俗语：“亦工亦农，一辈子不穷”。我一边种着地，一边在单位工作拿着一份工资（工资很低，但毕竟多了一份收入），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种田上，地里采取兼种，实行“三熟制”，蚕豆地里夹种一茬春玉米，春玉米收了再种一季晚稻，这样就比人家多收了一熟。人当然要比别人辛苦许多，但一年下来，家里便有了余粮也有了余钱。父亲很为我高兴，鼓励我说：“现在政策好了，吃粮不成问题，但是要想改变穷家的样子，就得建新房子哦。”

在父亲的眼里，房子就是一家人的脸面。于是，我就又有了重建房子的梦想。

我于1981年结婚，我妻子是一个民办教师，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可靠。只是老师这个职业很清苦，而且制度严格，早上一户户人家还没有开门，妻子就已经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有了孩子以后，妻子根本没时间带孩子，我便成了孩子的“保姆”。我的生活是一个三角形：打水、种地、带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带孩子当然不可能精细，有好几次，因为灌溉站临时有人要打水，我计算着孩子该什么才会醒来，便把他一个人放在床上，等忙完了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从床上掉在地上……

我是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生活的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一直保持着读书学习的习惯。在灌溉站打水的时候，只要一有时间就看书。晚上，家里的活儿忙完了，妻子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就坐在她身边一边陪孩子一边读书。我们夫妇的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儿子，让他从小有了爱读书的习惯。

我的努力换来了单位领导的信任，其实也不能算信任，因为他们很需要我这个“有用”的人。单位的几个领导都是农民出生的“大老粗”，站长是老村支部书记出身，主任是老机工改行，文化程度都不高，因此，只要单位需要弄个文字方面的东西就得请人，比如办专栏，订工作制度，年终写总结等等，以往都是请单位外的“能人”帮忙，现在，他们发现这些事情我都能做，而且做得比他们好，甚至不用给报酬，当然就不想再请人了。1987年，他们便把我拉进单位当了一名会计。名义上是会计，实际上会计的业务不多，更多的是做文字工作。这样，我就由一个工人变成了单位的管理人员，叫做“以工代干”。

看我的日子渐渐好起来，父亲便又怂恿我建房子，而且说：“要建就建个楼房。”父亲一生平庸，我一直觉得他很少有好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倒是有点前瞻性。

我盖楼房是1992年的事。为了取得宅基地，我跟弟弟要先分家单独立户。在农村，分家可是天大的事，兄弟分家时常常因为几只碗、几双筷子锱铢必较，兄弟之间碍于父母的面子往往不好当面较量，妯娌们可就不同了，吵架是常有的事，有的甚至搬出娘家人来参与争斗。因为分家，兄弟之间往往会反目成仇，见面不说话，平时不来往。其实，这日子都是因为一个“穷”字。

我们家分家比较平和，但程序是要走的，按规矩请舅舅主持，请生产队会计作证，实际上父母亲早在前面建房时就已经确定了，东面的3间房子归我，西面的3间屋归弟弟，中间的厨房由父亲使用，继承权归兄弟俩。大的方面定下来，小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这时，农村中已经有人建楼房了，但还不多，人们也不搞图纸设计，想到哪起到哪。我开始留意周围人家的楼房模式，一家家看过去，然后在内心里揣摸，两层的，三开间的，适合农村的，起居方便的……就这么多标准，然后，自己打腹稿，在内心里做着反复的推敲、比较和方案的修改。

这时候的砖瓦很紧俏。好在镇砖瓦厂厂长和办公室主任我都认识，厂办公室主任满口应承我的请求，5万块红砖，在国庆节前后发货。

为了确保事情的顺利圆满，我又在小镇上的一家酒店办了一桌，办公室主任在酒席上依然信誓旦旦：“我们的大笔先生的这么个小要求，属于小事一桩，你就放一万个心！”然而，国庆节期间并不曾能如期发货，办公室主任诚恳地向我解释，因为要保证客商的货。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客商给的价格比农户的要高许多，而且人家是订了合同的，怎么能对人家提无理要求呢。“你明年春上才建房子，你放心，我保证不耽误你的。”办公室主任跟我说，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让人颇感亲切。

接近年底了，终于有了砖头的消息。领发砖头的时候我理所当然地到了场地。我发现，我的一位同学居然在砖窑上做烧窑师傅。他看了看发给我的砖头，摇摇头说：“你怎么弄这个砖头，这是黄皮砖呀。这种砖头火候嫩，内燃不足，硬度差，砌到墙上容易锈蚀。”我说我还是托厂里的主任替我想办法才弄到的。同学说：“他呀，喙头太多。人们都叫他麻油壶。”然后又说：“当然，也不要紧，反正你墙上是要粉刷的，用水泥粉刷过了，黄皮砖头也就不再容易锈蚀了。”我知道，老同学这是在安慰我。老同学只是个烧窑工，他也没办法为我做更多的事。

这次建房我请到两个好工匠，木匠头和泥水匠头儿都是我的同学，这让我省了许多心。他们在施工中一边做一边为我改进方案，趋于更为合理。建房的日子，我每天只负责给工人们提供一顿午饭，一包香烟。早晚他们回家吃，我另外补给他们每人10块钱。前后历时一个多月，花费四万多元，一幢楼下3间、楼上2间，外加一个楼梯间，总面积180多平方米的楼房就落成了，楼房的外墙还贴了洗石，显得清新大气，按城里人的标准，这样的房子，这么多面积，可算是一幢豪宅了。

我的这次建房，跟父亲的穷建房已经有了很大区别，尽管还是向人借了些钱，但自己不用再像父亲建房时那样吃辛受苦。当然，我建房时也没有父母亲时的许的讲究，没有请人掐日子看风水，也没有搞上梁包喜钱等形式。不过，建房的地理（风水）都是经我自己看过。我的风水观是这么几点：“房前无遮挡，视野开阔；户型规则，无缺角多角；周边无凶煞建筑。还有：大路不对门，大门不对河头。”如此等等。在我们住进新屋以后，一家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不经意间，因为我勤奋笔耕，在写作上渐渐有了成就；孩子好学上进，考上一所好大学，后来又娶了个好儿媳，生了个好孙女；做老师的妻子工资越来越高……整个家庭顺风顺水，大家都说我家的风水好，打听是请的哪一位高明的风水先生，当听说是我自己看的，而且听我说出一番理论来，便认定我懂风水学，这以后，一家家建房时都要请我去看一看。事实上，我算个什么风水先生呢，家里发展得好，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好政策好运气呀。

房子这么好，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在这个屋子里安度晚年了。

时光走到2015年，出现了一个变故，由于国家建造启扬高速，我家的那个房子正好在公路线上，要拆迁。

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登门跟拆迁户们做交流，订协议。拆迁户们有一千个不想搬不愿搬的理由：房子的风水好，不能动；房子的质量好，拆迁损失大；年纪大了，老祖宅老地方住惯了……嫌补偿标准低的，嫌新居住地方不理想的，总而言之，赖着不走。

国家投入的事，是好事，也是大势所趋，哪是几个人就能阻挡得了的？

一些人在资产临评估前，开始动歪心思，做手脚：房子外面临时搭建，以增加面积；房子里面增加设施，以增加补偿项目……不少人暗示我，提醒我，甚至警告我，赶紧想主意，不能太配合，要想办法拖、等、赖。然而，在拆迁公司前来跟我协商的时候，我被他们动情的一番“动员词”所感动：这条高速公路是家乡的第一条高速。大家不是一直说家乡的地理位置偏僻，缺乏优势吗？现在修路，而且是高速，能大幅度提升家乡的地位呢。有了高速，家乡经济的发展就算走上了快车道。总之，建高速对家乡的乡村振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当然，我们的拆迁户也是很光荣的，你们是舍小家顾大家，是为国家的建设做奉献……云云，就这么多已经很够了。在我的一生中，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夸过，而且被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别无所求，当然，也是别无选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当初曾经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面对这么点小奉献怎么能犹豫呢。我没有多想，也不愿多想，直接就签下了拆迁协议。

我的“轻率”遭到身边许多人的白眼和耻笑。

老屋在扒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一片废墟。望着我亲手建成的楼房瞬间被夷为平地，我的内心有一种震撼，一种难言的感受，唏嘘不已。忽然，我记起了黄皮砖的事，我到要看看这黄皮砖锈蚀成什么样子，结果，砌在墙上23年的黄皮砖，居然完好如新。

2016年，在我的人生步入花甲之年的时候，我又开始了一次建房之旅。不过，这次建房，让我尝了一回当掌柜和当老板的滋味。

新居是村子里新辟的一个集居点。我家建房的时候，整个小区成了一个建筑工地。老家风俗，建房人家的门前都竖起两根红旗，因此，小区里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机器声和人声，到处是来来去去的运输车辆。我的任务是将设计图纸交给施工单位，按照既定的工期来验收，有时间就到工地看看，到了重要工程段，施工方会请我到现场来验看质量，如此而已。

弟弟原已搬进县城居住，因为老家的老房子拆迁，他也回家重建新房，而且跟我合建。兄弟之间在分开近二十多年后又重新住到了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倒要感谢国家，是这条高速公路建设让我到了人生的晚年收获到一份亲情。

新房子完全由国家的补偿款所建，不曾要我自己掏腰包。而且，建房的过程也不曾要我出力流汗。哪曾想到，人生来到晚年的时候竟然会遇到这许多的好事。

新房的摆布科学合理，三间，两层，朝南，厨房、淋浴房、卫生间、客厅，宽敞、规整、实用。侄儿是学设计的，他为我们在庭院里购置了葡萄架、篱笆等设施，让庭院有了几份洋气。小区的环境也很好，40多户人家，旁边就是宽畅的村道，农贸市场、超市、学校、医院、绿化游园和文体设施都离得不远。

搬到新居以后秋天的一天，我重回老房子那里看了看。老房子地基已经成了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路上车辆如流。未动迁的邻家老嫂子正站在秋风中的棚架上摘扁豆。我看到，秋风中的扁豆藤蔓还在拼命地绽放新绿，几束扁豆花在风中摇曳，此情此景令我感慨，不由随手写下一段似诗非诗的文字：

留在记忆深处的老房子

是对旧日时光的眷恋

那里有祖父的身影

那里有妈妈的味道

那里有儿时的笑声

熟悉的话语，沉迷的饭香

直抵心灵，是温馨的港湾

时如流水，潺潺不断

而今

光阴的故事在重复着一个话题

老房子在日出日落中沉寂

新房子在车来车往中穿行

时光不会倒流

只会向前，一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