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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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是拾棉花、拣棉花、卖棉花的高潮期。
卖棉花，也称交售爱国棉。爱国棉一词农民爱听，政府爱听，代理国家行使收购棉花的供销部门也爱听。
人们到地里收棉花不叫收而叫拾，好像满地都是随手可捡似的，其实，拾棉花要用两只手从棉花荚上一朵一朵地往下摘，很麻烦，人们白天拾，起早拾，带晚拾，直拾得眼花缭乱，拾得晕头转向。
棉花拾上来还有拣和晒的过程。晒棉花的架子是农村秋天里的一道风景。凡是棉农家的门前几乎都有一两条长长的晒棉杠，人们送它一个好名字——花架子。这个“花架子”可不是糊弄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晒棉花工具。
我家种棉花，一般由母亲拾上来，晒、拣也是母亲的事，只有到了最后的卖，由父亲送到收花站去。
卖棉花的日子，母亲一大早把前些天拾上来的棉花全部搬出来，摊在花架子上。秋阳下，雪白的棉花给人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母亲坐在花架子前，全神贯注地拣选、分类。长期的拾棉花，母亲的手变得粗糙，指肚子被棉荚戳得伤痕累累，指尖上红红的一个个肉刺，一看就让人有一种钻心的疼。拣棉花时，棉绒老是缠在母亲的手指上，在棉绒来说，也许体现的是对主人的撒娇，一种亲昵之举，其实影响了母亲拣选的速度，为了更快地拣好棉花，母亲会借助嘴巴，在拣棉花过程中，母亲不时将棉花送到嘴边，用嘴咬住枯叶，咬住一个，再咬住一个……拣一会，母亲的嘴巴里便满是棉叶草叶，仿佛一个食草动物。
母亲对拣棉花很上心，二级花、三级花、四级花等等，分得清清楚楚，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卖上好价钱。
父亲往往安排在下午卖棉花。晒过一上午的棉花，抓在手里暖洋洋的，有蓬松的手感，这时候去卖品相好。父亲让我们帮他装棉花包，一个棉花包80斤。他拿一张矮凳子翻过来，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将两只装好的棉包往两边一挂。因为有了凳子，提高了棉花包的距地高度，不至于在地面上拖。
那天我放假在家，便跟着父亲一起去卖棉花。
父亲推着驮满棉花的自行车向前走着。父亲的车技不高，装了棉花的车子他就骑不起来，只能推着走，我在他后面帮着推。当两个人把棉花车子推到“收花铺”的时候，我看到父亲上身的衣服已经全让汗水湿透了。这时候，收花站门口已经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农村排队的习惯可能是在送公粮和卖棉花的时候养成的。棉农们到了收花站，便自觉去拿号头排队。
棉检员属于供销社的员工，但在收花站上却是另一种身份。棉花收购期间，棉检员们很吃香，这些天，他们的话简直就是金口玉言，说一就是一，说你棉花是329，就是329的价，不可能是331，任你争辩，任你理由再多，都没用，到头来还得听他的。因此，棉农们对棉检员一律笑脸相迎，却很难换来棉检员的笑脸，因此，不少棉农们背地里常常在棉检员前面加上“狗日的”一词，骂过之后，才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卖棉花队伍。父亲跟几个邻居曾经想过走棉检员的后门，或给他送点礼物，给他点好处，以让他拿集体的东西送个人情。可恨账户人家的棉田都不多，才两三亩棉花地，一共能卖多少钱，不值送一份人情。父亲跟几个棉农一起算过一笔账，如果在卖棉花前请“狗日的”们吃一顿饭，或者悄悄送他一条香烟、一箱水果，以一季的棉花有可能把那顿饭钱或礼物钱挣回来，不过，这些孝敬棉检员的钱都进了“狗日的”腰包，吃亏的是国家。不送不请，自己吃点亏，国家不吃亏，也不至于让这些“狗日的”得利。收了好处后还在人们面前显摆，任他说价罢。因此，父亲只是在心里也跟着大伙骂棉检员们“狗日的”。
售棉人的队伍越排越长，一吃饭就去排队，往往要等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卖成。卖棉花的人大多认识，他们便站在队伍上闲扯，谈说关于国家的政策，关于家里的大事小情，关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关于地里庄稼的收成等等。他们说着，我站在一边玩，去数队伍上一共有多少人……这时，只见有一人拖了几个棉花包想插队，旁边的人推了推父亲，父亲是最爱管“闲事”的，便高声叫了一声：“不准插队”。接着，便有几个人跟着附和：“不行，我们都等老半天了，你怎么好一来就插队！”那人不肯退出来，僵在队伍的旁边。过了一会，出现了一个“狗日的”棉检员，他推开人群从里面走了过来。棉检员问什么事，父亲说有人想插队，棉检员朝父亲看了看，笑笑，说道：“他呀，是公社书记的舅舅，让他先卖一下子吧。”转身又问大伙：“你们还有谁是书记的舅舅，如果有，也可以先卖。”没有人做声，父亲见没有人支持他，自觉矮了几分，不再大声叫嚷。棉检员说那人是“书记舅舅”就是书记舅舅，当然不会有谁去调查是不是真舅舅。于是，“书记舅舅”便大咧咧地跟了那“狗日的”棉检员先去过磅了。
售棉的队伍开始还有点乱，不过，只一会儿工夫便又恢复了平静。
人们把卖猪叫卖壮猪。卖壮猪是农家的一件大事。
十五岁那年，我跟父亲第一次走进食品站卖猪。我个子矮小，都十五岁了，还不能帮家里捉猪，父亲一边骂我没用，一边去把堂叔请来帮着捉猪卖猪。
这一年，我家养了两头猪。猪在家里的待遇是很高的，母亲早一盆食，晚一盆食，饲喂了十来个月，终于把猪养大养壮了，今天就要出栏了，一家人盼着能卖个好价钱。
卖猪那天早上，母亲三点金钟就起了床，先烧出一大锅猪食，放在风头上反复搅，好让猪食尽快冷下来，早点喂好猪，好早点到食品站去排队，免得时间长了猪子排食掉斤两。
忙完猪食，母亲又忙着准备早饭。
卖猪这天的早饭肯定要比平时丰盛一些，一盘子炒糯米屑圆子，一大碗咸菜炕豆腐，一盘花生米盐豆。我家离镇上的食品站有六七里路，两头160多斤的猪，要请人捉，请人抬呢，母亲宁可自家省，待人绝不含糊。
父亲这一早也没有闲着。我家卖猪是走水路，所以，要把借人家的船撑回来。父亲请来堂叔帮忙卖猪。他们吃好早饭，走进猪圈。今天，两头猪都吃得饱饱的，肚子有点膨大。堂叔上前一把抓住猪耳朵，拼命往圈外拖，猪可能已经意识到什么，伸着两条前腿死命蹬着地面，不肯走，父亲跨进猪圈，走到猪后面提起猪尾巴只一推，猪疼得叫起来，只好乖乖地离开了猪圈，被按在地上缚住四只脚。母亲在门前的树上吊起一杆大秤，她走过来帮助掌秤，母亲要预先称一下，好在心里有个数，到时候有没有掉称，掉了多少斤。称好猪后，我去帮着拢住小木船，父亲跟堂叔一前一后把猪抬到河边的小船上。猪出圈，母亲很是舍不得，一边擦泪，一边拿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草把，从猪的头上过一下，然后背对着猪边走边唤：“来来来，肥猪啊，你回来。”这个仪式的含义，我以为是希望猪不要牵挂家里，好好去为家里挣个好价钱。也是希望家里今后能养出更好的猪来。
猪被抬上船，我坐在小木船的前夹舱上，父亲和堂叔两个人轮换着用竹篙撑船。小船在父亲一篙一篙的撑送下缓缓前行，我就有时间慢慢地看河两岸的风景，水面被小船激起两道水浪，从船身斜斜地伸向后方，在远远的地方与两岸的芦苇相遇，顶着芦花的芦苇被水撞得摇摇晃晃……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们可能是来得最早的吧，到食品站才发现，这里已经来了许多猪，河边码头上系了不少小船。也有人家的猪是用车推来的，有的人家的猪是用船运来的，还有附近人家直接抬过来的。等着开门的人，有的蹲在地上抽烟，有的坐在猪旁边拉呱。
食品站上班时间是固定的，无论来多少人多少猪，时间不到，绝不开秤。
人们正聊着，等着，忽然一阵骚动，原来，食品站的“猪先生”来了。人们都慌忙站起来。猪先生手中握有定猪价的“生杀”大权，他说这猪是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他说这猪要折秤就得折秤，而且说折多少斤就得折多少斤，毫无商量的余地，因此，卖猪人都非常尊敬他但又很畏惧他。
猪先生在一群人的前呼后拥中走进称猪大厅。这群人里面有记账的，有帮助称猪的勤杂工，还有售猪人家请来巴结猪先生的熟人……一帮人跟在猪先生后面，都是笑脸相随，一个个忙着递烟，而猪先生则旁若无人，一脸公事公办的神情。
猪先生是个腰圆体胖的大个子，四方脸，大背头，两只大耳朵后面各夹着一支香烟，他的一双手背在身后。猪先生移动着肥大的身体来到大秤旁边，有如鹤立鸡群。助手忙着将卖猪户抬来的猪圈在专用套索里，他只熟练地一络一勒，猪便稳当当地离开地面，挂在大秤的钩子上。猪先生一只手稳住秤杆，一只手伸出来在猪的身上按按、摸摸，摸过后，便去移动秤砣绳。这时大厅里不再嘈杂，众人的眼睛都集中到猪先生的身上。“一百八十三斤，二等！”猪先生一边报数，一边拿出剪刀来准备在猪身上做记号。猪先生的手里是一把特制剪刀，剪刀的头部特别长，闪闪发着光，令人忽然想起刑场上的鬼头刀。这时，挂在秤钩上的猪不安分地哼哼着拼命挣扎起来，将秤杆弄得摇来晃去。猪先生不管不顾，眯着眼睛抽烟。卖猪户请来的“说客”又适时地递上香烟来，凑到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一句什么。猪先生似听非听，面无表情，终于伸出剪刀来，在猪的臀部飞快地横着剪两刀，又斜着剪一下。人们不太清楚猪先生到底剪的是几等，但记账的人晓得，他已经快速记下数字，以备跟卖猪人结算。
卖猪的里面水有点深，因为猪从一等到六等，每一个等级之间都有好几块钱的差额，那时候的几块钱可不是小数字，能够买几百块砖，买上百斤粮食呢。
猪先生对猪的评级就是“圣旨”，因为除了到食品站卖猪，养猪人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终于轮到我家的猪了，但是，那猪因为出圈时抬着上船，现在又从河边抬到岸上，几经折腾，肚子已经瘪下去许多，而且，在上秤之前还拉下一摊屎，撒了泡长长的尿……这猪真不是个东西，如果在称过之后再排便，该增加我家不少收入呢，看来是母亲待它太客气了。我恨恨地看着在秤杆上哼哼的猪。“一百七十二斤，四等。”猪先生如同唱歌，他那洪亮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因为我家跟猪先生没有交情，又没请跟猪先生熟识的人，无法跟他“沟通”，就只能任其“喝价”。我听了猪先生的“唱歌”声，很不服气，想上前争，前面人家一头一百五十多斤的猪还定了三等，凭什么我家的只定四等？但父亲将我拦住了，“算了，算了，我们争不来的。”父亲见我不服气的样子，又说了句狠话：“记着，以后好好念书，争取将来当个猪先生。”
我是在愤愤不平中回家的。母亲问我猪卖了几等，我没有吭声，母亲便不再问，从我的态度上她已经知道了结果。
母亲这一上午都没工夫歇一下，因为中午还要招呼帮助卖猪的堂叔。父亲又把生产队长和会计请来一起吃午饭，这是队里的惯例，人们都指望队长和会计给个照应，平时没有机会请他们，卖猪的时候顺便请一回。
父亲陪队长会计们吃饭的时候，母亲没有吃饭，她先是忙饭，饭端上桌以后，又去清理猪圈，为下一窝猪进圈做准备。
因为猪没有卖好，我没有好心情，耳朵里老是回响着父亲撂下的那句话：“记着，以后好好念书，争取将来当个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