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儿多母受苦。对我家来说，受苦的还有我的大姐。

母亲育有我们兄弟姐妹7人，在生下我最小的弟弟以后，母亲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就没有能力照顾我们了，大姐便担当起母亲的责任，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含辛茹苦”，这个词我以为用在我大姐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

我5岁那年，9岁的哥哥不幸溺水身亡，这时，母亲正怀着我的妹妹，没法照顾我，就让我跟大姐去上学，父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的安全。这时候大姐13岁，上小学六年级。从此，我便成了大姐的影子，天天跟在她的屁股后面。

我很乐意跟大姐到学校去，我可以整天跟孩子们一起玩。我不是上学，没有学习压力，感觉很惬意，只是觉得上课的时间太长，坐在教室里不自由。大姐把我安排在她跟同座之间。大姐的同座也是女生，她很不喜欢我，总是故意挤我，只准我坐在大姐的那半边。有一次课堂上，她用凳子头抵在我的屁股上，两张凳头一顶，疼得我大声呼叫，老师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知道后，她没有批评那个学生，却怪大姐带我来上课，扰乱了课堂秩序。大姐红着脸低下了头，并在我头上拍了一下，我记得那是大姐唯一的一次打了我，委屈得我哇哇直哭，课堂更乱了，大姐拉着我离开了教室。

大姐在忍气吞声中带了我一年，到第二年，她升初中了，不方便再带我上学了。无奈之下，母亲就让父亲送我到小学一年级报了名，这时的我虚龄6岁，实际上还不足5岁。

除了带我，大姐还要带我的三姐，三姐比我大两岁。三姐的个头大，大姐抱不动她，三姐生性比较懒，不爱走动，常常要大姐驮在背上，有好多次，大姐跑累了，三姐就是不肯下来，累得大姐跌倒趴在地上，三姐还是死死扒住大姐的后背不肯松手，大姐重新爬起来，三姐还在她的后背上吊着，人们给大姐驮三姐一个形象的说法——“癞宝勒田鸡”。

大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母亲的心脏病严重了，完全不能劳动，大姐眼看一家九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一狠心，辍学回了家。大姐在学校的成绩本是不错的，老师们也很喜欢她。大姐退学，班主任和学校领导都曾登门劝大姐回校，并承诺大姐的学杂费可以全免，大姐却说，你能免我的学费，能照顾我家在生产队里找钱吗？大姐铁了心不肯回去。母亲抱着大姐哭：“大丫头，是我连累了你呀。”大姐与母亲抱在一起哭了一场，从此，大姐离开了学校，永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后来我家其他兄妹五个，个个都读到高中，读到大学，只有大姐一个初中生。

回家后的大姐很快就成了一个种地好手，地里的庄稼活她样样拿得起，她的功夫尤其体现在拾棉花、拣棉花和撒肥、撒种这些以灵巧见长的农活上。生产队拾棉花，常常以棉花的重量为记工标准，每次第一名都非大姐莫属，队里的几个婶子大妈不服气，暗地里跟大姐较劲，却总比不过她。她们怀疑大姐的农活质量有问题，便悄悄检查她做的农活，却又挑不出毛病。就这样，17岁的大姐成了生产队的一等女劳力，挣上了一等劳力的工分，从此，我家从一个找钱户变成了得钱户，我们上学也就不用再为学费犯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苏中农村时兴栽晚稻（俗称三熟制）。晚稻的栽插季节时值7月底的高温天气。放学回一到家，母亲就说，你快去帮帮你大姐，队里把秧田分到了人，别家都有人帮，你爸又不会栽，3亩多地呢。中午时分，秧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直冒热气，大田里孤零零的只有大姐一个人。我卷起裤腿，刚一下地，就被热水蒸得流出汗来，弯腰栽下几棵，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正栽秧的大姐看到了我，就说：“谁让你来的，水里又是灰又是粪的，蚂蟥又多，这是你来的地方吗？快上去，快上去。”我擦一把汗，坚持说：“大姐，这么大的一块地，你一个人，什么时候栽得完？妈让我来帮你。”大姐站起来逼我说：“上去，我让你上去，你听到了没有。你再不上去，我就上去。”我只得爬上岸。回头望着在地里弯腰驼背的大姐，心里百感交集，暗暗发誓：大姐，我要好好读书，将来报答你！一行秧栽到头，姐姐看我还站在岸上，她跟我说：“有我在这个家里，你只要把学习弄好就行了，队里上工没你的事！”

晚上，看着栽了一天秧累得直不起腰的大姐，我说：“大姐，你一个人栽3亩多的一块地，不心焦呀？”大姐说：“‘眼怕手不怕’。我一边栽一边在心里数数咧，当数到5000棵的时候我就上岸歇一歇，这样就不觉得累。”原来大姐战胜疲劳有她的秘诀。我一直不知道栽5000棵秧苗需要多长时间，但我知道做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这样就会给自己增加耐性，就会给自己增强信心。后来，我在工作中每遇上困难，就常用大姐的这个土办法。大姐的这一招还挺灵的，任何难事有了它就无往而不胜。

大姐的女红在村子里的姑娘媳妇中是响当当的，尤其是纳鞋底、做鞋子，更是她的拿手戏(大姐后来拜师学过缝纫)。每年过年，大姐都要给全家人每人做一双新鞋，年年如此，直到她结婚以后还保持了好几年。临近过年的那段日子，大姐常常坐在油灯下纳鞋底做鞋子，直到深夜，我就在大姐抽鞋绳兹兹的声音中做作业，有多少次，做着做着，我悄悄停下笔，静静地看灯下大姐的脸，我的心里就仿佛看到母亲一样，我觉得，在大姐身上有着浓浓的母亲的味道。

大姐的文艺天赋是在村里建立文艺宣传队的时候显露出来的。大姐被生产队推荐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她以一出穿着藏族服装表演的“逛新城”博得人们的喝彩。大姐的个头不高，在“逛新城”中扮演女儿一角，她歌唱得好舞也跳得美，把“逛新城”中的女儿演得活泼又可爱，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唱词：“雪山升起了红太阳，拉萨城内闪金光，翻身农奴巧梳妆，阿爸和女儿双双逛新城呀，快快走来快快行呀，哦哟哟哟……”几十年之后，有人谈起大姐时，还会说：“哦，就是那个唱“逛新城”的女孩儿啊！”如果继续在文艺宣传队，大姐也许会是另一个大姐了，可惜，她在文艺宣传队只待了半年多时间就回家了，原因是在文娱宣传队的人只能拿做农活人的八折工分，大姐不愿意因此给家里造成经济损失。

为了我们这个家，大姐放弃了许多机会，为了我们这个家，大姐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1970年，大姐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给大姐介绍了一位现役军人，男人生得不错，听说在部队还有提干的可能，但大姐到对方家里看了一下回来，就把他给回了，原因是那户人家跟我家一样的穷。大姐说，我们家本来就穷，我怎么能再找个穷人嫁出去？提亲的人说大姐是个财迷，只看重钱财，不注重人品，大姐也不解释。大姐后来嫁给了附近的一户殷实人家。结婚后，大姐常在回娘家的时候悄悄带一些东西给我们，有吃的也有穿的，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大姐为什么一定要找个比较富裕的人家把自己嫁出去的秘密，原来在大姐心里，就连自己的婚姻，想的也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这个穷娘家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

大姐一直宠着惯着我们这群弟弟妹妹。母亲逝世以后，大姐更是以母亲自居。直到我们一个个结婚有了家庭，她的那份爱心依然没有放下，有什么好东西总是要带给这个捎给那个，尽管兄弟姐妹中不少家庭都比她家条件好了，她还是改不了这样的习惯，一如既往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她把东西带给我们，都有很充足的理由，带给住在乡下的我们，大姐说知道我们没时间伺弄，自己顺便多种了点；带给住在城里的弟弟，说只是一点土产，让你们尝尝新，可别忘了老家的味道……

渐渐，大姐的年岁大了，但她要求她的儿子孙子也像她一样善待娘家人。前年，她让她孙子给我们送来她家自种的葡萄，那葡萄乌溜溜的，被择成一颗一颗的，很显然，都是经手一个个拣出来的。我跟孩子说：“你送给我们，自己吃了吗？你奶奶吃了吗？”孩子不会说谎，他说：“还没有呢，这都是奶奶一个一个拣起来的。”我说：“家里还有吗？”孩子说：“有，只是都是拣剩下的小的了。”孩子的话把我的眼睛都说得潮湿了，我一把抱起孩子，说：“快吃，你快吃。”孩子扭着头硬是不肯，说：“不吃，奶奶不准我吃，奶奶说了，这是送给舅爷的。”

大姐对我们弟妹们从无说教的话语，也不用高声训斥，她唯用她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们，激励我们。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母亲哟母亲，亲爱的母亲，……你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唱着夜曲伴我入眠，心中时常把我牵挂。母亲哟母亲，亲爱的母亲，你的品德多么朴实无华。……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你激励我走上革命生涯。……”我以为，把她唱给我的大姐也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歌里所唱的也是我的大姐所为。

前年，我儿子从国外回来，顺便买了几件衣服送给大姐。大姐在收到的时候神情异常激动，甚至于流出眼泪，她说：“我真是太有福气了，弟弟妹妹们敬重我也就罢了，侄儿侄媳们还这样孝敬我，天底下的好事怎么全让我一个人占了啊！”大姐的话让我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我的大姐呀，这能算福气吗？用你的话说，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比起你对我们弟妹们的奉献来，我们做什么也不为过呀!

我的大姐今年七十有五了，年逾古稀，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腰疼，腿疼，一身的病，但她对我们的爱仍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