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屋记

从我记事到今天，有过四次造屋经历，前两次由我的父亲操办，后两次是我经手。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如东农村。如东是南黄海边的一个县治，这里南濒长江，东临黄海，属于江海平原，60年代的时候，农村大多是草房子，还有许多土墙元宝屋。这里可能有必要对元宝屋做一个注解，因为90后出生的人多没看到过。元宝屋的屋面就像一个倒扣的元宝，因此得名。元宝屋一般为三间，中间的一间高两边两间低，中间一间两端有房梁，桁条架在房梁上，两边两间为披屋，桁条一头担在房梁上，另一头搭在两端的墙头上。元宝屋大多为草屋顶，三角形屋面，一削水的大斜面。偶尔有一两幢瓦元宝屋，那便是富裕人家的标志，很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当然，尽管是瓦屋面，也只是盖薄薄的瓦，瓦片下面铺的不是旺砖，而是柴旺，这种房子有一种特殊名称——过落瓦。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拥有三间实实在在的瓦房，这是我小时候很是为之骄傲的事情。不过，我家的瓦屋开间很小。乡间流行的房子堂屋开间多为1.26丈，俗称“丈二六”（更大些的有丈四六），而我家的堂屋只有“丈零六”，两房间的开间就更小了，是九尺六。

我家的三间小瓦房是祖上传下来的。木料和砖瓦材质都不错，每根桁条的下面还设置楔木，楔木呈波浪形，一条波浪线，从房梁到桁条，恰到好处。屋面上的小瓦也比较讲究，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房檐上装有猫头滴水，也是当时比较少见的。听我祖父说，小瓦屋是我的曾祖父开“学馆”的遗物。祖父说我的曾祖父是一位秀才，故留下这份遗产。小瓦屋堂屋朝南是个半墙，上半面按着玻璃，下半为砖墙，大门装有腰门（一种只有半人高的门）。下雨天，出不了门，大门开着，关了腰门，那雨就打不进来，前墙有半墙采光，家里就是亮堂的。雨天，祖父带我坐在腰门边看雨听雨，雨点打在屋面的声音很好听，房檐猫头上的水滴落在等天水过漏上，更是带有一种琤琤琮琮金属般的声音，听着听着，祖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便爬到朝南的香几上去看列祖列宗的牌位。

这时候我家有九个人，显然，3间小瓦房已经住不下，父亲便跟祖父商量建新房。

一

我的叔叔是一位烈士， 1948年， 18岁的叔叔在解放海门余东镇的战斗中牺牲。我是在叔叔的牌位上看到的这个记载。

祖父将叔叔的遗体运回来，埋在我家西南边的大路旁，并在叔叔的墓前栽下两行白杨树。小时候，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跟祖父去给叔叔上坟。有风的日子，白杨树上的叶片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祖父在叔叔的坟前点上一堆纸，要我在坟前拜一拜，祖父会坐在叔叔的墓碑旁边抽几袋水烟。

1966年，叔叔墓前的白杨树已经挺拔高大。父亲跟祖父商议，决定把这些白杨树砍下来，制作成建房用的桁条。父亲先是把白杨树放在门前小河里沤，几个月以后捞上岸刨光做成房梁，白白光光的，很有点桁条的样子；接着，父亲又从屋后竹园里斫下许多竹子做椽子。父亲跟邻里人家商量，转一些小麦秸给我家（下年再转给他们）用于做屋面。就这样，父亲在我家老瓦房的东首建起3间砖墙草顶房子——前山屋。

船真屋假，这是如东乡里人的一条古谚，意思是屋子是可以掺假的。我家的新房子属于很假的房屋，首先是“三架梁五架起”，从外表上看，屋子是五架，实际上只用三根桁条，边上的两架直接担在墙头上。如果没有烈士叔叔坟前的8棵大白杨树，房屋根本就建不成。但是，父亲母亲整个人却忙得瘦了一圈，从铺设房屋基础，到墙上砖块的购置运回，再到房梁桁条的木工加工，以及兴建中的各项工程的人工、茶烟、伙食开销等等。我那时还小，只是觉得建房很好玩，完全不知愁滋味。

那次建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堂屋正梁时的敬菩萨和工匠说“鸽子”。

那天天还没亮，木匠和泥水匠的两个“掌作”师傅就来了，同时，父亲还请了两个小工。父亲请小工将贴了三个大红福字的正梁“请”到堂屋地当中，横担在凳子上，开始敬菩萨。父亲在菩萨观前供上果品，点上香，磕了三个头，后面是放鞭炮。这时候，两个师傅在鞭炮声中登上木梯，登梯子的时候，木匠师傅说起了“鸽子”：“今有好日喜洋洋，我为主家来上梁，华堂造在福地上，子子孙孙幸福长。恭喜恭喜发财！”木匠的“鸽子”一结束，父亲上前递上一个红包给他。接着，泥水匠也开了腔，泥水匠平时说话声音不高，听说他不太会说“鸽子”，他说鸽子的声音不及木匠的嗓子洪亮，吐字也有点含糊不清：“脚踏木梯步步高，王母娘娘把手招；问她招的是什么，主家上梁时辰到。天上一声金鸡啼，地上一声草鸡叫；金鸡啼，草鸡叫，主家上梁时辰好。恭喜恭喜主家发财！”不屑说，父亲也给他准备了红包。随后，在众人齐心举送下，正梁被提上去，扶正，两位工匠师傅又对说了一段“鸽子”，接着又是放鞭炮。父亲把刚才敬菩萨的年糕、馒头和供果用一个竹筐装好系送到房顶上去，朝房梁上抛，一边抛木匠师傅又一边说起了鸽子：“篮中装的抛梁宝，好似金花真不少；抛了馒头又抛糕，贵府发财节节高。馒头糕来抛金梁，贵府早出状元郎。恭喜，恭喜！”馒头糕和果品撒落地上。这时天已大亮，邻里孩子听到鞭炮声，又听到说“鸽子”的声音，赶紧起床跑过来看热闹，主要目的是来抢拾抛梁的糕和馒头。按照风俗，抛梁的果品要有人哄抢，这样的场面，才显得主人家有人气，有财气。孩子们把抢拾的馒头等物放入衣袋，带回家，带给老人小孩食用，据说可以保老人添福添寿，保得小孩无病康宁、学习进步。这时候，建房工程算是达到一个高潮。

草房子有一个优点，就是冬暖夏凉。不过，草房子的缺点也很多。草屋脏，房顶上时常向下掉灰掉土屑儿；草屋怕风、怕雨雪，一阵大风就有可能把屋顶上的草掀掉，长期阴雨会导致屋顶麦草腐坏漏水，长时间洇水则会浸塌墙体……住草房人家几乎每年都要修屋，这又造成了柴草不够烧的恶性循环。

草房子屋顶的兴修一般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小修的标准是哪儿坏了或漏雨修哪儿，将烂了的屋草扒掉，清理干净，换上扑成斜面的新麦草，然后，整理出新。小修后的草屋顶是很富画面感的，一块新一块旧的麦草片镶嵌在屋面上，很有特色。大修则是指整个屋面全部更换成新的。

盖屋是工匠的事，小工活则是家人的事，我家盖屋的小工活多由我的父亲做。小修的时候，草匠预先考察一下屋面损毁的程度，做个预算，需要增加多少块麦草，需要多少稀泥（用于固定麦草），然后确定修屋的时日。修屋那天，草匠在门前搭起一块门板，在上面做草片子，草片做好了，再爬到屋顶上去（有时做草片就要好几天）。

修屋的时候，草匠站在脚手架上，将原保留的地方屋草掀起来，用旱竹（一种专用工具）撑住，然后指派小工做这做那。父亲做小工的时候，头上常戴一顶破草帽，身上裹一件长褂子，以便遮挡灰尘。“要草呀！”草匠叫唤一声，父亲急急忙忙赶过去。“要烂泥呀！”草匠又叫一声，父亲又脚不停歇地飞跑过去。父亲哪里敢有半点耽误，他耽误了草匠，耽误的是时间，也就是工钱呢。

修屋时灰尘很多，先是拆除的时候满满的都是灰尘，然后是盖草上也满是灰尘。盖草之前，为了麦草不至下滑，草旺上要膛一层稀泥。运送稀泥的活儿很累人，一粪勺儿稀泥，十几二十几斤重，端起来还得快速的跑，半天下来，端的人必是两臂乏力，两腿发软……直到最后做屋脊，小工才可以松口气。做屋脊是精细活，也是功夫活。草匠先在地面把屋脊做成个大概，送上房顶安装，然后是精心打磨。一开始，屋脊上的麦秸草虽然做了压实工艺，但麦草头却是翘着的，必须草匠们用草钩一点一点往里嵌，直至屋脊光滑为止。草匠们嵌屋脊，进度十分缓慢，那是主人最心焦的日子，他们期盼着早日完工，他们的内心在计算着工钱咧。但是，他们又不敢对草匠们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因为只要草匠们哪里不满意，他只要在做脊时留一手，脊面不嵌光滑，屋面上留有飞草，都是导致漏雨的罪魁祸首。

修屋面的时候，孩子们是最喜欢帮大人做点事的。修屋一般要支起打草的“吊杆”。吊杆是自制的，在靠近屋子的地上竖一根高大的木竿，木竿顶端吊一根横竿，横竿的一头系一个钩子用以挂物，另一头系一个长绳子用于人工操纵，孩子们时常会踊跃地站在吊杆下帮助扯绳子，看小工将屋草片子在钩子上挂好，喊一声：“拉！”孩子便拼命地向下扯动绳子，横竿的另一端便慢慢抬高，被送上了屋顶……当年，父亲在忙于端泥接草的时候，我便戴一顶破草帽站在吊竿下为草匠打吊竿，吊草片子。

住草房子的日子会有许多乐趣。草房子的屋檐下，总是住着一群麻雀，麻雀和人好像很亲近，又好像很疏远，它不像燕子那样大方，总有点偷偷摸摸。早上开门的时候，麻雀们早已出门，白天有时回来，站在屋檐上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叽叽喳喳，跳跳蹦蹦，跟我们玩一会迷藏，但从不肯领我光顾它们的家。晚上，我爬到屋檐瞅瞅，却无法判断麻雀们躲在哪一根椽子下或哪一片草窝里，但我知道麻雀是在我家的屋檐下住着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在我家屋檐下掏出一窝窝麻雀蛋来。

寒冷的冬天，草房屋檐下会挂下许多冰棱，长短不一的冰棱，在太阳光照射下发出奇异的光，很是壮观，孩子们会一家一家地看，看谁家屋檐下的冰棱最长最多。那次，锁儿哥爬上屋檐攀折下几支冰棱，分给我们几个人，各拿在手上当宝剑舞，结果挨了他父亲一巴掌。自此后知道屋檐下的冰棱是不能攀折的。

当年的农人一辈子大抵就在做两件事：一是积存钱钞，准备建房子成家；一是积存钱钞，为孩子准备成家的房子。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我家的草房已经有了15年，是老房子了。当年用于做桁条的白杨树，尽管树身很直，但材质不结实，容易生虫，房子建成几年后房梁上就出现了虫蛀，常有蛀屑往下掉；竹制的椽子，时间长了因为承重后变形严重，造成屋面跌凹，椽子头上翘，捣坏了墙头。屋面跌凹下去的地方成了一个“天水缸”，遇上雨天，大落大漏，小落小漏。那几年的下雨天，我们兄妹们的任务就是在屋子里的漏雨处接水，屋里四处摆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滴水的声音，叮叮咚咚，倒也好听。只是在我说滴水声音好听的时候，被父亲甩了个嘴巴。

这时的我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小伙了，虽然个子很矮小，但年纪摆在这儿。父母亲开始考虑我的婚姻大事。房子是乡下人的脸面，住着个破烂不堪的房子，相亲的人是不肯登门的，即使被硬拉来，也是看一眼就走人，我家的房子房子到了不修不行的地步。

母亲是抱病为建房奔波的。

母亲在生下我弟弟以后便病倒了。母亲一生中生了七个儿女（其中，我哥哥9岁时溺水身亡），到第七个，也就是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母亲患上心脏病，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浑身疼痛，走几步路，就脸色发青，气喘得不行，但母亲还是不肯歇息，家里的大小事情多由她张罗。

母亲计划要建8间房子，6间小瓦屋面，两间平瓦，一字线朝南。平瓦的房子放中间，先用于做厨房，待两个儿子成家分开住，一个儿子3间小瓦屋，中间的平瓦厨房就留给老人。老人，这就是如东农村的传统，也是一代代老人的心胸。他们总是把好的东西留给儿女，自己将就着过日子。

二

建8间房子的规模是很大的，在当时算得上一个重大工程。

作为兄弟中老大，而且年已二十，家里建房子，我理应要为父母们分担一份责任。

祖屋上的材料可用尽用。比如小瓦屋上的旧木料就很好，虽然有点短，但质量好。我们商量，将原堂屋的桁条作为新屋房间用，不过，这就限制了新屋开间的长度。吸取老草房建房时的经验教训，桁条椽子中尽量不用杂木和竹竿材料，而且，注意传统的“头不顶楝，脚不踏桑”，就是不选楝木做桁条椽子。老屋上的旧瓦片和猫头滴水只要不破就是好的，不足部分，到大队小砖窑找来作补充（事实上没有找到猫头滴水，因为这时候已经不生产）；老屋上的砖块多已经锈蚀，只能填埋作新房的基础。这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土坯砖，价格只有熟砖的一半还不到，因此，外墙用砖块，内墙就选用土坯砖……总之，我家建新房依然实行“船真屋假”的原则，因陋就简，跟当年“李顺大造屋”没有太大区别。

1978年春天，我家开启了我人生中第二次造屋工程。

春天建房，是母亲定的。

母亲是有算计的，春天建房，工匠的工钱可以拖到年底结算，就有大半年的回旋余地。如果在下半年起房子， “六月的债，还得快”， 很快就得结账，母亲的账算得很精，“会算计一时穷，不会算计一世穷”，这是母亲那代人过日子的理念。

新屋的房址在老屋的东南角上，这是生产队新划定的一条住宅线。说是住宅线，其实只是定了个线，没有任何配套设施，而且，新屋基地地势很低，建房户必须自己积土垫高房屋基础。老家对房基填土用一个很好听的名词：“富（附）地台”，富，这是每个人都抱有的梦想和希望。1977年冬天，我跟父亲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富”地台活动。8间房子，将近500平方米的基础，要在这个平面整体上升0.8米，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和父亲天天起早摸黑地担，从老屋处挖，挑送到新屋地上，有近100米运距。年近六十岁的父亲，因为天天担土，累得时常咳嗽不止，但他依然坚持。有父亲的“愚公移山”精神在前面，我当然不能偷懒，挑得我看到扁担都怕。其实，我所担的土还不到父亲的一半，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我身材小，力气也小，这让我的内心十分愧疚。

这时候，弟弟提出不想上学了。弟弟见母亲生了重病，家里没钱建房，便不想上学了。“不上学就回家劳动。”父亲说话很冲，对儿女从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弟弟就真的回家了。弟弟回家能干什么呢，父亲便跟小砖窑头商量，让弟弟到他那里学做砖头，以此换取建房的砖瓦。夏季里的一天，我到小砖窑装砖头，看到弟弟正打着赤膊，在做砖棚里调制做砖的泥巴，弟弟用铁锹把一堆烂泥挖起，甩到一边去，然后用脚在上面踩，踩过了，再用锹挖过来……弟弟瘦弱的后背被太阳晒得黝黑，流淌的汗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真难为弟弟，一个只有15岁的男孩！

房屋的地基垒得差不多了，母亲让父亲请算命先生给“掐日子”，也就是择定房屋开工的日子和上堂屋正梁的时间。掐日子是要付喜钱的，为了省点钱，父亲说，现在也有人家不“掐”日子，房梁跟工程进度上，山墙到顶就上梁。但是，母亲坚持要请人“掐”一下，这个钱她坚决不省。

我家的期待已久的造屋工程终于开工了。开工的日子，我在泥水匠队伍中看到了曾经在我家做活的草匠。显然，草匠很有眼光，随着草屋的逐渐減少，他立马转业学了泥水匠。老草匠砌墙时站在墙体的内侧，一般来说，站在墙内砌墙的多为徒弟一类，因为内墙没有外墙讲究。

为了省点开销，我家建房没舍得请小工，亲戚们都主动过来帮忙，我的两个表兄，一个十八一个二十都被家里派来当了小工。我责无旁贷的更是一个重要“小工”角色。

为了便于将来兄弟分家，父母亲对两座房子的材料上都做了搭配，质量上做到基本相同。上正梁的时间，母亲又让算命先生定在凌晨，以减少闲人到场，其时只有几个匠人和必须的小工。这时候不兴说“鸽子”了，也不讲究敬菩萨的排场，不过，母亲还是让父悄悄地在家堂菩萨前点香磕了几个头，悄悄给匠人包了红包，然后请人把房正梁请上了房顶。

就在我家上房正梁的时候，我家的西邻来了。西邻的房子是前年建起来了，他过来的目的，是要查看一下我家房梁的高度，看看我家同他家是不是一样高。而且放出话来，两家的正梁房檐必须一样高，如果高了，他肯定是不依的。农村人家紧邻户与户之间对房子的高度比较讲究，按乡俗说，相邻间的房子，东首为上，如果东首人家的房子高了，就会压了西边的邻居，“挡”了他们的财路。我家当然不会去耽搁人家发财的。

我家的8间房子，前后只花了七七四十九天，中间还下了三天雨，这在农村是很快的。最困难的工程是上两块敞檐板。水泥板子笨重无比，把它抬送到门檐处的工程，叫做“上檐沟”，这檐沟是钢筋水泥浇铸的，估计在一吨以上，要把它举送到大门处檐头上，没有起吊设备，实在是一件难事。泥水匠师傅吩咐父亲第二天要请10个大劳力一起抬送。晚上，父亲一家一家跑，跑了一个生产队，不是这个人不在家，就是那个人出了远门，只请到7个。第二天，上檐沟了，泥水匠师傅又从工匠队里抽出几个人加入到抬檐沟队伍中，就这样，十来个大男子，分成几个层次，有站在地上的，有站在凳子上的，还有站在木梯上的，先是用肩膀扛，然后用双手举，最后用棍棒顶，大伙一齐声地喊着号子：“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喊声震天，总算扛了上去（听说当天另外一户人家上檐沟板时掉下来砸死了人）。

房屋完工的时候，我的父亲身体瘦了一圈，腰身也明显佝偻了，我的母亲则已经躺在床上好多天不曾能下地。母亲虽然躺在床上，却一直没有停下来，她依然操持着家务。她盘算着工匠们每天的饮食，伙食不能太差，完工的时候必须请工匠们吃一顿完工酒，母亲甚至对下半年工钱结算都考虑到了，不足的部分向谁家借，借多少等等。穷建房人家就是这样难，这样折磨人。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5月里的一个雨天，我的辛劳一生的母亲因病去世了。这一年，母亲54岁，母亲只在她劳心建起的新房子里住了不到一年时间。应该说，母亲的早逝与这次建房有很大关系。

母亲逝世后的第二年，我弟弟当兵去了，妹妹出嫁，这时候，我在镇农机灌溉站上班，新房子长长的8间屋，就剩下父亲一个人守着。这时的父亲享有多个身份，他的弟弟是烈士，他本人是复员军人，现在儿子又当兵了，他又成了军属老人。

1984年，我们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如东县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比邻近县市略晚一些。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家的建房欠款基本还清了。

乡间有一句俗语：“亦工亦农，一辈子不穷”。我一边种着地，一边在灌溉站当工人，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种田上，地里采取兼种，实行“三熟制”，蚕豆地里夹种一茬春玉米，春玉米收了再种一季晚稻，这样就比人家多收了一熟。人当然要比别人辛苦许多，但一年下来，家里便有了余粮，也有了余钱。父亲很是高兴，鼓励我说：“现在政策好了，吃粮不成问题，但是要想改变贫穷的样子，就得建新房子。”

父亲仍然保持着老家人的观点，把房屋当作一家人的脸面。于是，我就又有了重建房子的梦想。

1981年，我结婚。妻子是一个民办教师，工资很低。而且，教师这个职业很清苦，除了工资，什么外块也没有，而且学校制度严格，一大清早，就到学校去，晚上回家后还要带晚批改学生作业，星期一、三、五晚上还要集体学习。有了孩子以后，妻子根本没时间带孩子，我便又成了孩子的“保姆”。这几年，我的生活是一个三角形：上班、种地、带孩子，好在灌溉站值班时间上有灵活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带孩子就不可能精细了，有好几次，因为灌溉站临时有人要打水，我计算着孩子该什么才会醒来，便把他一个人放在床上，等忙完了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滚落在地上……

我是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生活的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一直保持着读书学习的习惯。在灌溉站打水期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看书。晚上，家里的活儿忙完了，妻子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就坐在她身边一边陪孩子一边读书，我们夫妇读书工作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儿子，让他从小有了爱读书的习惯。

我的努力换来了单位领导的信任，他们认为我“有用”。单位的几个领导都是农民出生，自称是半“文盲”，站长是解放前的老干部，主任是老机工改行，因此，只要单位需要弄个文字方面的东西就得请人，比如办专栏、订工作制度、年终写总结等等，以往都是请单位外的“能人”帮忙，现在，他们发现这些事情我都能做，而且做得比他们好，甚至可以不用给报酬，当然就不想请人了。1987年，他们便把我拉进单位当了一名会计，名义上是会计，更多的是做文字工作。这样，我就由一个工人变成了单位的管理人员，叫做“以工代干”。

看我家的收入渐渐好起来，父亲便积极怂恿我建房，而且说：“要建就建个楼房。”父亲一生没见过大世面，他没有多少好建议，但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倒是有点前瞻性。

三

我盖楼房是1992年的事。

为了取得宅基地，我跟弟弟要先分家单独立户（我跟弟弟成家以后，一直没有分家）。在农村，分家可是天大的事，兄弟分家时常常是锱铢必较，有时就因为几只碗、几双筷子，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

我们家分家比较平和，但程序是要走的，按规矩请舅舅主持，请生产队会计作证。房子是父母亲早在前面建房时就已经定下了的，东西各3间抓阄分配，中间的厨房由父亲使用，继承权归兄弟俩。大的方面定下来，小的事情就比较好办。结果，我抓中了东面3间。

这时，如东农村星星点点有人家建楼房。户型都很简单，多是将3间房屋叠成两层。人们也不搞图纸设计，想到哪建到哪。

有了建房动念以后，我便开始留意起周围人家的楼房模式，一家家看过去，然后在内心里揣摸，两层的，三开间的，适合农村的，起居方便的……就这么多标准，然后，又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设计建造的标准，就这样，建楼房的事天天在我的内心里做着推敲、比较、打腹稿，对方案进行一遍遍的修改。

这时候的建房材料很紧俏，钢材、水泥、砖瓦都不好买。不过，镇砖瓦厂的厂长和办公室主任我都认识，办公室叶主任以前是生产队会计，他老婆也是民办教师。那天，我去找叶主任，叶主任明显比以前胖了，也白了，他身上的衣服的穿着也显得很得体。听我说明来意后，叶主任向我诉了许多苦，现在砖瓦的太紧张了，才到3月份，厂里下半年的货已经订完，但他对我的请求格外开恩，满口应承，5万块红砖，在国庆节前后发货。

为了确保事情的顺利，也为了保证砖瓦的质量，我在镇上一家酒店办了一桌，厂长没有来，叶主任带来一班人。酒席上，他举起酒杯，信誓旦旦：“我们大笔先生这么个小要求，大家都来帮一下，你就放一万个心！”事实上，国庆节期间并不曾能如期发货，叶主任诚恳地向我解释，因为要保证客商的货。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客商给的价格比农户的要高许多，而且跟人家是订有合同的。“你明年春上才建房子，你放心，我保证不耽误你的。”叶主任说话的声音很轻，让人颇感亲切。

接近年底了，终于有了砖头的消息。领发砖头那天，我发现老同学康春山居然就在砖窑上做烧窑师傅。老同学热心地到货场地上看了我的砖头，他摇头说：“老同学，你这砖头不好呀，属于黄皮砖。这种砖头内燃不足，火候嫩，硬度差，容易锈蚀。”我说我这是托叶主任的人情才弄到的。同学说：“他呀，喙头太多。你不知道呀，人们都叫他麻油壶儿，说得好，日得丑。”然后又说：“不过，也不要紧，反正你外墙要粉刷的，砂浆水泥粉刷过了，黄皮砖头就不容易锈蚀了。”我知道，老同学这是在安慰我。老同学只是个烧窑工，他也没办法为我做更多事情。

建房款仍有部分空头，妻子叫我向亲友们借一借，以此也看看感情，看看人心。我的几个亲戚都曾经承诺借钱给我建房的，却因为我不曾有时间上门去取，所以都不曾兑现，倒是我的东邻，一个远房堂叔，没待我我开口，就给送来3000元现金，这让我很是感动，因为我与堂叔之间素无交往，作为长者，他这样对我们，是没有想到的。3000元，用现在的眼光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了。

我这次建房请到两个好工匠，木匠头儿和泥水匠头儿都是我的老同学，这让我省了许多心。他们在施工中一边做一边为我改进方案，趋于更为合理。建房的日子，我每天只负责给工人们提供一顿午饭，每人一包香烟。早晚他们回家吃，我另外补给他们每人10块钱。前后历时两个月，花费五万多元，一幢两上三下外加一个楼梯间、总面积180多平方米的楼房就落成了，楼房朝南外墙贴了洗石，显得清新大气，按城里人的标准，这样的房子，这么多面积，可算是一幢“豪宅”了。

在房子落成后，两个老同学跟我说：“你这辈子不需要再为房子费心了。”

我的这次建房，虽然还是穷建房，靠省吃俭用建房，但与父亲的穷建房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不用再像父亲建房时那样吃辛受苦。而且，我建房时没有父母亲时的许多讲究，没有请人掐日子看风水，也没有搞上梁抛梁说鸽子包喜钱等形式。不过，房屋的地理（风水）我自己还是认真研究过的。我的风水观就是：“房前无遮挡，视野开阔；户型规则，无缺角多角；还有：大路不对大门，大门不对河头。”如此等等。我搬进新屋以后，一家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不经意间，因为我勤奋笔耕，在写作上渐渐有了成就；孩子好学上进，考上一所好大学，后来又娶了个好儿媳，生了个好孙女；做老师的妻子工资越来越高……整个家庭顺风顺水，大家都说我家的风水好，并向我打听是请的哪一位高明的风水先生。

什么好风水呢，我觉得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发展得好，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好政策，当然，也不排除好运气，这就是风水。

房子这么好，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在这个屋子里安度晚年了。

四

时光走到2015年，又出现了一个变故，由于国家建造启扬高速，我家的那个房子正好在公路线上，要拆迁。

以前也听说过要建高速的事，后来又没有了下文，我以为这次还是传言，没有往心里去。不料，这次却是真的，放线人已经来了。

放线那天，我跟在那群人后面看热闹。我发现，高速公路的界把定在我家河南面，我便放下心来。我告诉身边的人，高速公路在我家河南岸，碍不到我家。不过，没过多久，忽然传出消息，说是因为河南有个土地庙，高速公路要绕开寺庙，因此，我家还在公路线上。我不相信，高速公路会让寺庙？

不过，等到拆迁户的名单公布出来，我家确实在拆迁之列。是不是因为让庙宇被拆迁，我没有核实过，但高速公路在这儿拐了个弯，土地庙没有动，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为了保护庙宇而做出个人牺牲，我觉得还是值得的。人们修建庙宇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一方平安！

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挨家挨户跟拆迁户交流，协商、讨价还价、订协议。拆迁户的人们有一千个不想搬不愿搬的理由：房子的风水好，不能动；房子的质量好，拆迁损失大；年纪大了，老祖宅老地方住惯了……嫌补偿标准低的，嫌新居住地方不理想的，总而言之，赖着不走，但目的只有一个，增加补偿金。

国家投入的事，是好事，也是大势所趋，哪是几个人就能阻挡得了的？

一些人在资产临评估前，动歪心思，做手脚：房子外面搞临时搭建，以增加面积；房子里面增加设施，以增加补偿项目……不少人暗示我，提醒我，甚至警告我，赶紧想主意，不能太配合，要想办法拖、等、赖……由于一些人的百般刁难，让征收拆迁工作进度十分缓慢。

那天，村支部书记来到我家。支部书记对我历来很客气，他说他要向我汇报一工作，谈谈村里拆迁方面的情况。他把上面的动员和下面的实情说了一通，绝口不提我家拆迁的事。然而，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请我在拆迁工作中带个好头。

支部书记离开不久，征收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来了。他们将我家的测量情况做了通报，对补偿标准做了估算。我也说了自己对拆迁的感受。老屋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衣胞之地；而且，祖祖辈辈在老宅住了好几代人，舍不得离开是肯定的。从风水上说，住在这里顺风顺水，宜业宜居，实在不情愿搬走……说得他们直是点头赞同。当然，我也被他们的一番“动员词”所感动：这条高速公路是家乡的第一条高速。大家不是一直说家乡的地理位置偏僻，缺乏优势吗？现在修路了，修一条家乡通向外面世界的高速公路。有了高速，家乡的经济发展就算走上了快车道，有了它，家乡的经济地位就会得到显明提升。总之，建高速对家乡的乡村振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当然，拆迁户也是很光荣的，你们舍小家顾大家，是为国家的建设做奉献……云云。

在我的一生中，什么时候被人这样夸过，而且被上升到为国家做贡献的高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别无所求，当然，也是别无选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当初曾经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面对这么点小利益我怎么能犹豫呢。我没有多想，也不愿多想，直接就签下了拆迁协议。

我的举动受到村支部书记和相关领导的赞扬，但是，我的“轻率”也遭到身边许多人的遣责。我家的拆迁补偿款是周围人家标准最低的，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在大家和小家之间，难免会顾此失彼。有时候，我会拿一个党员应该持的态度来说事，遭到身边许多人的耻笑。

老屋在挖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一片废墟。望着我亲手建成的楼房瞬间被夷为平地，我的内心有一种震撼，一种难言的感受，我唏嘘不已。忽然，我记起了黄皮砖的事，我特地去查看了一下黄皮砖锈蚀的情况，结果，砌在墙上已经23年的黄皮砖，居然完好如新。

2016年，在我的人生步入花甲之年的时候，又开启了一次建房之旅。这次建房，让我尝了一回当掌柜和当老板的滋味。

新居是新辟的一个集居点。我家建房的时候，属于拆迁户中的第二批次，不少人家在建房，整个小区是一个大型建筑工地。集中建房时，大家移风易俗，一律在门前竖起两竿红旗，“红旗无忌”，因此，小区里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机器声和人声，到处是来来去去的运输车辆。小区的户型是统一设计的，我的任务就是将设计图纸交给承建单位，有时间就到工地看看，到了重要工程段，施工方会通知我到现场来验看质量，工程结束，按照既定工期前来验收。

弟弟原已购房在县城居住，因为老家的老房子拆迁，他拿了一笔补偿款，便决定回家建新房，而且跟我合建。兄弟俩在分开近二十多年后又重新住到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倒要感谢国家建设，是这条高速公路，让我到了人生晚年收获到一份亲情。

就在我家建房的时候，儿子给我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为女儿买了个学区房，没敢买太大，就70平，1平米7万。这得多少钱呀？我听了都直咂舌。儿子却轻松地说，爸，没事，我们办了房货，不用你出钱。只是告诉你一声，你有时间来看看。

我本已觉得自己的这次建房在我的人生中很了不起，但比起儿子的房子建设来还是落伍了。

新房的摆布科学合理，三间，两层，朝南，厨房、淋浴房、卫生间、客厅，宽敞、规整、实用。侄儿是学设计的，他为我们在庭院里购置了葡萄架、篱笆等设施，让庭院有了几份洋气。小区的环境也好，40多户人家；小区旁边就是宽畅的乡村大道，柏油的路面；农贸市场、超市、学校、医院、绿化游园和文体设施都离得不远。

搬到新居以后秋天的一天，我重回老宅那里看了看。老屋地基埋在高速公路下，成了启扬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公路上车辆如流。未动迁的邻家老嫂子在高速路的篱障上种了扁豆，她正爬在棚架上摘扁豆。我看到，秋风中的扁豆藤蔓还在拼命地绽放新绿，几束扁豆花在风中摇曳，此情此景令我感慨，一股眷念之情不由泛起，不由随手写下一段文字：

老屋留在记忆深处

那里有旧日时光的眷恋

那里有先辈的身影味道

那里有儿时的纷争欢笑

熟悉的话语，沉迷的饭香

直抵心灵，是温馨的港湾

老屋在日出日落中沉寂

新屋在车来车往中穿行

光阴的故事在重复叙说

时光不会倒流

只会向前，向前，一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