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蒙记

一

我报名读小学的时候，祖父特地为我买了个新书包，人造革的，一面印着毛主席头像，很好看。

其实，我已经不是个新生了，早在一年前，我就走进了学校，天天跟在两个姐姐后面去学校“陪读”。因我五岁的时候，妈妈又生下了我的妹妹，我不愿意在家里呆着，就成了姐姐们的尾巴。大姐上六年级，二姐上五年级，我有时坐在大姐教室里上课，有时坐在二姐教室里上课。身边都是“大”学生，听他们上课蛮好玩的。我没有座位，就坐在姐姐与同桌之间，姐姐们的同坐都不喜欢我。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很少，我记得二姐班上一直是个康老师，康老师很严肃，他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包括我，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虽然听不懂老师讲的什么，但一点也不敢动。大姐班上是个矮个子女老师，女老师说话的声音很低，很好听，但是学生不怕她。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屁股被大姐的同桌用凳子头抵了，疼得我跳了起来，接着是一阵哭叫，引起课堂的一阵混乱。女老师急红了脸，却无可奈何，这个情况报到吴校长那儿，学校便不准大姐再带我坐在教室里了。

我成了他们的累赘。因此，在我还没满五周岁的时候，祖父就帮我到学校报了名。祖父跟吴校长很熟。吴校长说年纪小点不要紧，只要聪明就行。但是当看到我的个头的时候吴校长又有点犹豫了，因为我个头太矮，完全不像个小学生，吴校长跟老师说：“先考考他的智商。”吴校长让老师到厨房里抓来一把筷子叫我数，说数对了就接受我。我已经跟姐姐们上过学，自以为是老资历了，也不欺生，接过老师的筷子数起来，一下子没数准，我不服气地说：“重来！”吴校长看了，拍拍我的头，笑着说：“行了，就这一声‘重来’，这孩子我要了。”

这时候的学校是秋季班，在秋天入学，九月的天已经不是很热。吃过早饭，祖父把书包挎在我肩上，叮嘱我：“到了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认字，写字。记得新书拿回家，放在菩萨观子前等我。”我一一答应下来。我正了正身子，摆出一个标准的学生模样，因为我今天是正式学生了。

课本发下来了，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新书包，回家照着祖父的吩咐，把它们恭恭敬敬地放在菩萨观前。

祖父要为我举行拜书的仪式。祖父在菩萨观着秉上烛，拿三支香插在香炉里，点上，将新书供在香炉前，叫我跪下叩三个头。并且叮嘱，这以后，每次新书领回来，都要照着他的样子做。

晚上，二姐找来两张报纸，帮我把新书包好。二姐的手巧，而且包得认真，正反四个角上都包出一个斜角来，我说像个书袋。二姐说，一定要好好保护课本，书本好了，学习就会好。

二

我所在的小学叫西凌小学。学校在我家村东头，离我家不远，但中间隔了两座桥，两座都是很小的破木桥。刮风下雨天气我不敢一个人走，同学功成和锁儿是我的邻居，也是学前的玩伴，他们都比我大几岁，便成了我的保护神。功成的个子高，有力气，遇到下雨天，他就背我过桥。有几次没跟他们一起走，我一个人没办法，就从桥上爬过去。

学校校舍据说是一个地主家的老房子，瓦屋面。前两排，一排六间，中间隔起来，两间做一个教室。因为有两间作为老师办公室，只剩下五个教室。学校是个完小，六个年级六个班，校舍不够，只好到学校附近借了一个闲置元宝屋做教室。记忆中我在元宝屋教室里上了一个学期。一年级是个女老师，姓苏，苏老师梳着两条长辫子，圆圆的脸，弯眉秀目，我喜欢苏老师，为了讨好她，读书特别用功。

一年级班上的干部是由老师指定了，苏老师指定几个年龄比较大，个头高的同学当班干，我也很想，但因生得矮小，没当成。

元宝屋教室周围都是土墙，墙面上密密匝匝的有许多小孔，我以为是打仗的时候留下的，锁儿告诉我，那是野蜜蜂的巢穴。春暖花开时节，是蜜蜂采花季节，整天有野蜂围着土墙嗡嗡地飞，不停地撞向土墙。对我们上课产生了很大影响，好在一年级的课不多。

大些同学对野蜂很感兴趣，他们有时用草梗捅蜂孔，把蜜蜂逼出来。有一天，一个大同学说，用嘴咬住蜜蜂，就能吃到蜂蜜。我从来没有吃过蜂蜜，也很想吃，就问锁儿有不有吃，锁儿说他也没吃过。那天，我终于捉住一个，刚放时嘴里还没有咬，就感觉舌尖上一阵疼痛，是被野蜂螯了，肿了好几天。

我们在元宝屋里只读了半年，第二学期就回到学校本部上课了。

学校教室不同于校外的元宝屋，教室是砖墙，前面为半墙，上半面镶了玻璃，室内很亮堂。地面的土是夯实了的，又经岁月沉淀和人的踩踏，变得平滑光洁。教室里的课桌是木板桌，没有抽屉，学生把课桌下面用绳子网起来，用以放书包。学生坐的板凳都是各自从家里带过来的，高矮不一，参差不齐。教室前面有一块不大的黑板，放在靠山墙的支架上。黑板显然有了年份，木板已经开裂，板面上横着几条细缝，四角及边缘的黑漆有些不规则的脱落，漏出白色的底灰。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笔划时常与裂缝和底灰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一个粉笔擦，因为使用的时间长了，黑板常常擦不干净。擦完了，老师把黑板擦拿到黑板撑脚上敲一敲，敲出一团粉雾。

不同时间，不同天气，教室里会有不同景观。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阳光越过屋檐下的半墙透进来，把布在房梁间的蜘蛛网丝照得闪闪发光。接近中午，太阳的光线从瓦楞里筛漏下来，圆圆的光斑落在地面上。有蝴蝶不慎飞进教室，看似不对，又翩翩飞离去。也有懵懂的麻雀，闯进教室，环飞几圈，如同巡视一般，然后寻着窗户飞出去，却误撞在玻璃上，啪啪啪，一阵乱撞。这些小生灵一来，便牵着孩子们的眼睛，也搅乱了大家上课的心思。下大雨，雨滴钻过破瓦的空隙滴落在地上，“哒、哒、哒……”有时会滴在课桌上，滴在学生的头上、身上，便引发一阵桌子板凳搬移的骚动。

在老师办公室的门口挂着一个小铜钟，钟声就时命令，每天每课，我们随着钟声行动，敲钟是值班老师的重要职责，哪个值班哪个敲钟。

三

读书似乎并不难，跟在老师后面，老师读一句，学生照着念一句，比谁的声音大。第一课“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第二课“为人民服务”，先熟读，后背诵。到后来，课文越来越长，越难背，但都背了下来。起初写字，也是从笔画少的开始，什么“上”“大”“人”等等，先认字，后抄写，再默写。记住是没问题的，只是作业本上的格子太小，写出的字常常走到格子外面。

算术也不费事，从数数开始，一二三四五……先是掐着手指数。到了手指不够用时，老师叫每人从家里带来玉米粒、火柴棍，摊在课桌上，翻来覆去数。我是在家时就数过筷子的，对这些已经不在话下。

学加减法时，就把玉米粒、火柴棍放在桌子上，搬过来，搬过去，合拢，分开。学写阿拉伯字，歪歪扭扭，该直不直，该弯不弯。写“6”“9”反着笔顺，写“8”，写两个“o”拼在一起就成。

铅笔橡皮这些基本学习用具是备齐了的，每晚，姐姐帮我削好，但有时在学校写的时候不小心把铅弄断了，就得自己削。我动手能力比较差，常常削了又断，或者笔尖上的铅嫌尖嫌秃，很难掌握。我的同坐家庭条件比较好，他用的铅笔笔杆总是彩色的，我很羡慕。问为什么他的笔杆上面会有画，他说是他种的。我很惊讶，看我惊讶的样子，他起发的卖弄起来，他说只要把铅笔削下来的碎屑收起来，等有了一定的量，把它们包起来埋在泥土里，过一段时间，就长出花铅笔了。于是，我照他说的方法，悄悄埋下了铅笔屑，开始了一场等待。我的期待当然是一场梦，过一段时间，我到埋铅笔屑的地方时，发现地已经被母亲翻了，种上了玉米。我问母亲有没有看到铅笔，母亲说什么也没有看到，母亲问我地下怎么会有铅笔，我把实话说出来，妈妈啼笑皆非，她点着我脑袋说，铅笔是工厂生产出来的，怎么可能种出来呢。

我很失望，我的梦想原来是一场梦。

四

一个学期两次考试，期中，期末，只考语文、算术。考试也不难，基本上都是满分，回到家，祖父会问我分数，听说是满分，会要夸奖一番，或者奖励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如果拿不到100分，会问一问班上其他同学的分数，当得知我还是班上最高分的时候，还是有奖励。。

期末考试结束，放一天假，等老师改好试卷填好成绩通知单（下学期开学），再去学校，参加完散学典礼，如果能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便显出一种得意的样子，跑起路来也是轻松愉快的。如果拿不到祖父也不多话，只是用手拍拍我的头说：加油，我家林儿是最优秀的。这“优秀”两个字是我加的，祖父不会用这些词，他最多会说是“最好”的。

寒暑假是自己的，假期作业不多，用上三五天就能做完，剩下的日子，除了帮家里采猪草羊草，就是变着花样玩。

锁儿家白天大人不在家，便成了我们的天下。锁儿从衣橱里翻出两块被面，一个人一条披在身上学和尚。锁儿家的被面是格子的，披在身上还真有点像和尚，只是我们不会念经，只能装模作样地闭上眼睛一遍遍地念“阿弥佗佛”。有时我们也“跑方”，跑方是和尚做道场撒花时的一种形式。跑方必须四个人以上，几个人穿“八字”（交叉）跑，不能跑错，很有意思。有几次我们正跑着，锁儿的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我们一个个作鸟兽散，抱头鼠窜，锁儿不跑，他必然遭到父亲的一顿打。

1969年，我已经上五年级了。这期间农村时兴背《老三篇》，我的不识字母亲天天晚上要我教她背，后来，母亲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我在教她的时候，自己也熟了。学校举行背诵毛主席语录比赛，我全文背诵《为人民服务》，得了个第一名，被推选为学毛选积极分子，老师奖给我一只新书包。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共用过两个书包，第一个是祖父买的，第二个是学校里奖的。

那时候特别喜欢老师表扬，一表扬，就高兴，就飘飘然。越表扬，读书越起劲，也越加认真，慢慢地，喜欢读书就成了改不了的习惯。

到六年级的时候，我成了班上成绩最好的，而且，我的字也写得很规整，名字常挂在老师的嘴边，成了其他同学家长口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五

学校里开设写仿课，写仿就是写毛笔字。写仿本是学校发的，黑墨和砚台要学生自己带。学生带的砚台五花八门，有的人用碟子，有的用盘子，后来，一个个找粘土，做出砚台形状来，放在灶膛里烧制，但多不成功，烧狠了变形，火工不足的漏墨。不过，这让大家的业余时间变得很充实。上写仿课的时候，同学们认真磨墨，然后在“仿本”上学写字。教我们写仿的是康老师。康老师每次总是先把样字挂在在黑板上，让我们照笔顺临写。学生一笔一划，严谨认真，却扭扭歪歪没有个字形，倒把身上的衣服弄出一团团墨迹。

后来上写仿课，康老师就叫我们写大字报。

我们学校朝北的墙面有四个上下凸出的垛儿，正好用以写标语，标语的文字拟好了，是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前三句字数比较少，第四句却比较长，写字人说这一句写不下。吴校长到现场看了看，说这很简单，用隶书写，把字写成扁的，就像人家棺材弧头上字一样。吴校长说者无心，旁边的“造反派”老师听得分明，立即上纲上线，吴校长就被揪出来遭到批斗。

康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说，学校要求我们每个同学都写吴校长的大字报，斗争吴校长，可是斗什么呢，除了这件事，学生没听说过吴校长的其他罪行。后来康老师就写出样板报来，让学生照着抄写，这就成了学生的大字报了。吴校长的罪状还真不少，他曾经把有领袖像的报纸铺在床上的席子底下，天天睡在上面；他曾经在呼口号的时候，举起的不是红色语录本，而是黑皮夹子……一时间，吴校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按康老师安排，学生每天站在吴校长的宿舍门口，要他接大字报读大字报。

吴校长是祖父心中敬重的人，他不准我写他的大字报，每次上写仿课，他就帮我请假。就这样，因为我写大字报不积极，六年级没有获得“三好生”（优秀红小兵）奖。祖父说，没有奖就没有奖罢，不做昩良心的事，做个诚实的人最重要。

六

上体育课是学校里最有趣的事。一个星期两节体育课，除了下雨，都在室外上。体育课由吴校长教。吴校长个子高，身体却瘦，越发地显得高了。操场在学校的东面，操场的北边和南边都是小河，因此，在操场上打球我们就怕掉到河里去，体育课上常常出现在小河里捞皮球的场面，一个人手拿竹竿捞球，旁边站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说是操场，其实场上并没有体育设施，只在操场的东北角上有一个用于跳远的大沙坑，每次跳远前吴校长就叫学生用钉钯把沙坑的泥整理松，然后在上面跳。赛跑一般组成两支队伍，进行接力赛，吴校长站在队前做裁判。这个时候我很恨自己的个子矮，排在队伍最前面，跑得慢情况就会暴露无遗，如果排在队伍中间，或者能够蒙混过去。最让我头疼的是站在另一个队伍前面的是个女生，我每次都跑不过她，实在有点难为情。吴校长一点不留情面，常常在我跑过后骂我：“孙同林，你跑不过女生说不过去。”听了吴校长的话，同学们都笑我，我恨不得有地缝钻下去。但是，比赛跳绳我常常拿班上第一，吴校长也会表扬我：“哈哈，你跑不过人家，绳跳得不错，总算有个强项，一俊遮百丑。”同学们听了跟着鼓掌。

到了农村大忙季节，学校操场就被邻近的社员用作晒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上体育课的快乐。不能在场上赛跑跳远打球，学生可以在一些空地上跳房子，跳绳，踢踺子，还可以滚铁环、抽陀螺等等，也很有趣。

七

当年西凌小学有八个老师，有五个教过我，其中吴校长和薛主任年纪稍大一点，三十几岁，苏老师、吉老师、康老师都只有二十多岁，八个老师，六个班，他们没有空闲时间。老师们上课不讲普通话，一概乡音土话，也不教汉语拼音，不学字母。我的拼音是到高中才学的。

吉老师跟我走得最近，他很喜欢我，遇到下雨天，知道我回家的路上不敢过桥，吉老师就送我到桥头，把我背过桥再回去，我很感激他。吉老师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当老师，去电影队放电影了。但我一直叫他吉老师，直到他晚年依然如此。

吴校长、薛主任、苏老师和康老师他们一直从教，有的原来是民办教师，后来由民办转为国家教师，直到退休。

小学是人生的启蒙阶段，小学老师就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当然，我的祖父也应该算一个。他们教我知识，更教我如何做人。

我的启蒙学校西凌小学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撤并掉了，但学校里的人和事却常常走进我梦里来。老家人把启蒙叫开蒙，诗人郭小川在《夜进塔里木》诗里说：“再笨的徒弟，也认识开蒙的师傅。”是的，我不仅认识他们，而且永远感恩和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