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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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始终笼罩着一片祥和的云光，那是祖父对我的宠爱，也是我对祖父的牵念。祖父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然而，半个世纪的光阴，却没有磨去祖父留存在我心中的印记。
我的家曾经是一个大家庭，最多的时候为九口之家，九个人挤住在五间小房子里。说房子小是因为其中有三间古旧小瓦屋，只有40多平方米。小瓦屋是我的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生于1863年，病逝于1911年，他大约在1904年左右考中秀才，后来尽管做过许多努力，却不曾再有进步，就在这幢小瓦屋里开馆，为家乡学童授业，三间小瓦房屋他的书房兼学馆。我后来就出生在这个小瓦屋里，多少沾了点书房的书卷气。
我没有见到过我的祖母，她早在我父亲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的叔叔3岁，我的姑母才5个月。祖父把姑母托给人家带奶，后来就当了人家的童养媳，祖父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
我5岁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下我的妹妹，自此，我就跟祖父睡了。我跟祖父的睡房是连接小瓦屋与两间新建草房之间的小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睡柜（又叫坐柜），上面睡人，下面盛放一些衣被杂物。我和祖父的房间是连接东西房子的通道，是过房，因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公开透明的童年。
三间小瓦屋堂屋的前墙为半墙，上半部分装画格；门为两道，里面是普通门，外面置有画格子门（腰门），既能挡雨，又可以采光。增加了一道腰门的房子，与乡间的普通房屋就有了明显区别。小瓦屋的结构很讲究，房梁为五架，都是雕梁画栋，每一根房梁下都附有雕画“楔木”（房梁下的托木），楔木被雕成波浪形，波浪的弯势恰到好处地弯至房梁处。由于常年的烟火熏染，房梁和楔木都已成为墨色，看不出木料的本色。堂屋北墙朝南摆放着一张长香案，香案两端顶墙，也是墨色的。祖父称香案为香几，香几的东首摆放一个神龛，神龛前常设香炉、烛台，新学期开始，当我们从学校领回新书的时候，祖父会让我们将新书放在神龛前，点上香烛，然后叫我们跪下叩三个头，算是对文昌（章）菩萨的承诺和宣誓。神龛里其实并没有供奉菩萨像，祖父说，神灵就在我们自己心中，心到神知。祖父虽然识字不多，但他对书本文字的崇敬，足以证明他是秀才的后人，祖父的举动，增加了我对菩萨的敬畏和对读书的上心。香几的西头，陈列着祖宗牌位，牌位按长幼有序排列（这些牌位多在“破四旧”年代烧掉，只留下曾祖父和我叔叔的，叔叔是新中国开国烈士，他的牌位得以保留下来），过年过节祭祖，我们均要在这些牌位前叩头。
年底，祖父还会从的睡柜里拿出几幅画轴来，让我将它们按顺序一一挂在堂屋的后二檩上。画轴为五幅，因为年代久远，画面呈现出烟熏的灰褐色，纸张已经发硬发脆，但画上人物还很清晰，一个个画冠顶带，表情严肃，看样子都是做官的，画下没有留下人物记载（或者有我记不得了），不知道出自哪个年代，但可以肯定，这都是值得我们孙家为之炫耀的人物。我们姐弟几个曾经围着画像细细辨认，谁谁是男人，谁谁是女人，常常为此发生争论，因为画上的人物个个都戴着帽子，上衣是旧时服饰，看上去似男似女。这些画轴，祖父一般只让挂到正月底前后，就又叫我把它们收起来，封好，留待年底再挂。
堂屋正中摆放的八仙桌是祖父的一件宝贝。祖父说这张八仙桌是土改时分得的“浮财”，是哪户人家的，祖父好像说过。祖父说八仙桌的材料是柞榛的，后经考证，并不全是，其实从桌底就能看到，桌面的“肚子”木色发红，确认为柏木。这张桌子很重，一般人扛不动。八仙桌的制作工艺为“斗宝儿十三料”，这种工艺比较复杂，邻里间很少见，即使有，木料又不及这张。当然，现在有不少人家出现了十三料八仙桌，但在精度上又无法跟我家的“斗宝儿”比，首先是紧密度高，无裂缝，其次是桌子无需上油漆，自然木色；桌子的料子与料子之间都是经过精心打磨而成的，光滑而流畅。
祖父年纪大以后，雨天，我坐在腰门后做作业，他就陪在门边看雨。我听到雨水从瓦檐上往下滴的声音，檐水落进等天水的水槽（过漏）里，再从水槽里流进天水缸里……雨大或雨小，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痴痴地看着，听着，祖父捧着水烟袋，眯缝着眼睛，似睡似醒，忽然睁开眼，看雨，看我，我慌忙低下头去，看书，做作业。多少个雨天，祖父给我讲鱼干叔叔的故事。
我的叔叔叫孙惟年，他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叔叔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在我家里只保存一块关于他的木牌位——“生于民国20年11月24日，民国37年古历4月14日在余东战斗中牺牲，时年18岁，暂葬于海中区三星乡庙角镇。”廖廖数语，就囊括了叔叔的一生，我一直觉得文字对英雄太过吝啬。
小时候的叔叔聪明、顽皮，因为母亲早逝，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常年在乡间做木工，叔叔从小就跟着哥哥一起学做一些家务活。他们俩时常在学堂旁边采猪草羊草，听教书先生给学生读课文，学生在那里一遍又一遍摇头晃脑地读，却背不出来，遭到老师的戒尺。叔叔跟父亲说，他已经记得了，我父亲不相信，叔叔就背给他听。老师听到叔叔在外面背课文，就把他叫进来，问他念的什么，叔叔说是背课文，并笑这些学生太笨，这么简单的书文都背不下来。先生就让叔叔背给他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叔叔果然把《千字文》背得一字不差，先生给惊住了，就找祖父，“把孩子送到我这里读书吧，我可以不收他的学费。”我一直怀疑祖父在讲叔叔故事的时候，是不是加了一些夸张的成分，内中或许有鼓励和鞭策我努力上进的意思。
叔叔是在1946年参军的。当时，祖父担任村农抗会主任，在动员青年人参军的时候，他带头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当了兵，一时成为地方上的榜样人物。
我叔叔牺牲时只有18岁，当然不曾有婚配，更没有留下儿女，我们兄妹几个就成了他的后代。是祖父用小木船到叔叔的牺牲地海门余东将儿子遗体的棺木接回了家。在接叔叔遗体回家的一路上，祖父的心情是怎样的，祖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无法想像，也无法用文字表述。
叔叔牺牲时，我父亲还不曾有孩子，是孙庄村吴兴如老村长为烈士当了“孝子”，老村长将叔叔葬在我家西南边的大路旁边，祖父又在叔叔坟地前栽下两排白杨树，于是，叔叔的墓地就成了老家的一个地标——孙家庄白杨树烈士墓。
老邻居徐伯是一位享受复员军人待遇的老人，比我叔叔大几岁，当年跟叔叔一起参军，他见证了叔叔的当兵历史。徐伯家离我家不远，他时常跟祖父一起回忆叔叔的往事，我曾多次听徐伯说：“你叔太勇敢太好胜了，好几次打仗他都是最先一个摸到敌人炮楼子底下，第一个冲进敌人的炮楼。1947年，队伍上让他学医，他不去，说当医生没意思，没有打仗来得痛快，结果，就痛快掉了。”徐伯不太善于讲故事，讲我叔叔牺牲的事不带一点感情色彩，也不注意听者的情绪。好在岁月已经麻木了祖父神经，他在旁边听着，默默不语，好像徐伯讲的事情与他无关。“1948年，部队攻打余东（海门的一个古镇），你叔叔又是敢死队的一员，冲锋前，你叔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手里的烟还没有抽完，他已经倒在街巷里了，身上中了九颗子弹，九颗……”徐伯给我描绘我叔叔的形象：个头不高，脸圆圆的，像个孩子。能不像孩子们，实足年龄才17岁呢。“他太会打仗了，每次打仗前连长摆作战方案，他总能给出许多点子，连长称他是‘小诸葛’……”。
那些年清明节，祖父都带我去为叔叔上坟，在叔叔墓前点化完纸钱，然后，祖父会跟我一起在叔叔墓前坐上一会。
1968年，全国掀起制作最高指示牌的热潮。那天，我二姐发现在我叔叔坟前的白杨树上钉了一块木牌子，内容是“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二姐把这个情况带回家，不啻带回了一牧炸弹。记不得祖父当时的表情，只记得他以后好几天都没有说话。父亲满怀怒火去找大队书记，那是我见到父亲一生中发最大的火。“我弟弟是革命烈士，却有人给钉上这样的牌子，说‘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请问，谁是拿枪的敌人，谁又是不拿枪的敌人！”大队书记问清情况后，深知事情的严重性，在一位共和国烈士墓前居然出现这样的标语，这不是个小问题。大队立即成立了一个专案调查组。生产队政治辅导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是事件的当然责任人，他知道这事如果上纲上线，自己可能会打成反革命分子，是要坐牢的。他战战兢兢地找到祖父，声泪俱下，请求祖父原谅他的无知。他说最高指示是他选的，但是，牌子是队里请人写的，写好后再安排人分别去钉，哪里钉什么牌牌儿，没有具体确定。政治辅导员的父亲跪倒在祖父面前，替他儿子求情。
这期间，我祖父行为很反常，他不与我们说话，我知道他心里很苦。祖父时任大队党支部委员、生产队党小组长，在入党问题上，自己把关严，可能得罪了某个人，他们或许借机泄愤，这是跟祖父过不去，不是跟烈士有仇。现在问题却转移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自己如果追下去，肯定会害这个年轻人的一生，真正别有用心的人却有可能在暗中发笑呢。
祖父自动去找大队书记，声明不再追责。但书记坚决要求政治辅导员在大会上做了深刻检讨，承认自己对共和国烈士不敬的错误。此后，祖父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只是经常叮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不仅要识字，更要识事明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等。
这件事永远镌刻我的记忆里，从这件事中，我看到祖父的心胸和格局。
我的姑母从小就当了人家的童养媳，叔叔牺牲了，祖父的三个儿女实际上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他的晚年，把一切宠爱都加在我的身上，祖父有一个口头禅：“爹爹奶奶惯个长头孙，娘老子惯个瘪郎儿。”
祖父的晚年享有烈属待遇，一个月6元钱。但他生活十分省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倒是在我读书和生活上从来不省，他为我买了第一个书包，他为我买了一把二胡，他为我交了多年学费……祖父多么希望我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有用之人。如果说祖父生活中有什么奢侈品的话，那就是他有一只铜质的水烟袋，吃水烟成了祖父的终生嗜好。
祖父的木工活做得很好，他对木匠工艺倾注了大量热情。
从我记事起，我家的小库房里就堆满了各种木料。不到人家做木工的日子，祖父就时常在木料堆里翻找木头，翻出一根，举在眼前，眯起眼睛翻来覆去地看，放下，又拿起另一根来看；或者手拿丈竿（一种木匠量具），量量这块木板，又量量那块木板，然后，在上面弹上墨线，开始他的劳作。
有一次，祖父在家锯一块木料，看我在一边玩，便一边锯一边对我说：“林子，长大了，跟我学木匠手艺怎么样？”我一愣，心想让我也学这种东西，一辈子有什么出息？我撇了撇嘴，没有回答。祖父见我不回答，笑笑说：“怎么，看样子是看不起我这个木匠罗？”他停下手里拉着的锯子，眯眼看着我说：“来，你试试？”我心里正憋着一股子气呢，试试就试试。跑过去，接过他手上的锯子，学着他的模样，用一只脚踩住木板，对准墨线，拉动锯条，“呼哧呼哧”锯起来，初拉几下还行，再往下锯，那锯条就不听使唤了，左摇右晃，锯缝渐渐偏离了墨线，我想逼回去，结果越逼越歪，最后锯条被木头“咬”住，既拉不上来又推不下去，急出我一头一身的汗。祖父初时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赞许地点头，后来看锯条让木头卡住了，看我一脸窘相，伸过手来说：“让我来吧。”他接过锯，呼呼呼，只几下，那锯条就又听话地回到原先的墨线上。不一会，木板便分成两半，中间的锯缝一线的直，只有我锯的那一段，凸凸凹凹的很难看。祖父放下锯，轻轻拍拍我的肩说：“拉锯时身子要直，力气要匀，吃口不能大，要稳中求进。特别是这时候心一定要静，不静心就会走线。”停停，又说：“不要小看了这木匠。其实做什么事都是一个理，看似容易做时难，不用心，一事无成。”我呆呆地立在一边，只觉两颊发烫，那一刻，我才开始认识了木匠活，也才开始认识了木匠祖父。
我读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家有4个孩子都在这所小学读书，祖父就跟学校校长商量，把学校的木工活给揽过来做，祖父用他的木工钱解决我们的学费。这以后，我在学校的木工房里，时常看到祖父忙活的身影，看他把那些长的，短的，弯的等各种不规则的硬树杂木制作成方方正正的学桌。把长短不一，厚厚薄薄的木板合成一个盆，拼成一只桶……祖父做活很卖力，夏天的时候，光着的脊背常常是一身木屑一身汗水，老师让他歇会儿，祖父不肯，他说学校把活计交给他是对他的信任，那么多木匠呢，轮到他，他可不敢忘恩负义。如果某件木器没有能在约定时间完工，祖父便连夜赶出来。那年暑假，祖父因为生病，临近开学，还有几张学桌没有做完，父亲想去跟学校打个招呼，让祖父在家歇几天再做，祖父却坚持道：“学生娃要开学了，应承过的事，可不敢耽误了。”说罢，又带病去学校把事情做完。
1969年，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祖父成为“贫管会”一员，并被安排在我就读的学校，祖父却不肯就任，他说，我大字不识几个，哪有能力管理学校。祖父继续做他的木工活。
祖父逝世已经五十年了，但是，在我们村子里，至今仍有人家在使用祖父当年所打造的橱柜、桌椅和盆桶之类。祖父所制作的家具都有这样的特征：木桶不漏；木橱或柜子的板面不裂缝；桌椅不摇不晃，多少年不变，直到木朽。祖父制作家具对木料的挑剔是很有名的，我表舅曾多次给我讲过一件事。那年，他请祖父帮他打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祖父去看他备下的木料后没有答应，说这种桌椅他不打，打了会坏了他的名声。表舅问他什么意思，祖父说打桌子得用桑木，最起码也得用楝木，用这种杨木来做桌子，用不了两年就又是摇又是晃的，到时还不招骂？后来，表舅遵照祖父的吩咐，不料竟是那么费事：桑树、楝树倒伐下来，得经过水下一年多的浸泡（沤）；打捞上来以后，再经过半年多时间在露天风吹雨淋日晒；划成板材后还得码在家里的通风处，压平压实，又是半年时间。在祖父手里，一棵树从倒伐下来到制作成家具，至少要经过两三年时间。为此，表舅家的一套桌椅晚诞生了三年。但是，表舅不后悔，他家的那套桌椅至今不变形，不脱榫，成了传家之宝，也成了村子里的传世珍品，成了木匠祖父的经典之作。
祖父年纪大了以后，他将许多木匠工具都送了人，给我留下了一支丈竿。这支丈竿是祖父的随身携带品，每天晚上从人家做活回家祖父都带着它。祖父告诉我，这是闹革命那些年养成的习惯，以防不测，徐伯则说丈竿能够辟邪，有避邪作用。
如今，我把祖父的丈竿挂在家里的一面墙上，平时经常看到它。在我眼里，祖父留给我的丈竿，岂止可用于辟邪，它更有着一种警示意义：常用它来量量自己，做事做人，也应该像做木工一样，该圆的圆，该方的方，堂堂正正。关系
祖父是个多面手，他还会使牛。农忙的时候，祖父就停了木工活，回家赶农事。
在我的梦里，时常有这样的梦境：一张木犁，放在院子的一角，祖父坐在犁杖上咕噜咕噜地吸水烟，他的身边是他的宝贝黄牛。其实，这是我儿时常见到的场面。
我家的黄牛体格不大，但身上的毛发油光发亮，结实有力。祖父吸烟的时候，老黄牛正把头伸进饲料桶里，发出滋滋的咀嚼声……待黄牛吃完料抬起头来，祖父便牵上它扛着木犁朝地里走去。
我时常跟着祖父去地里，看他耕田，看他做农活。祖父耕田的技术很娴熟，就像一个骑士驾驭他的坐骑。祖父手扶木犁，嘴里不时吆喝“敝、驾”。祖父的吆喝与其他耕田人的吆喝声连成了一片。我坐在田埂上，看一个个耕田人跟在耕牛的屁股后面扭扭歪歪地跑，一张张木犁插进泥土里，犁出一垄又一垄黑乎乎的垡垄，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变成一条条波浪。空气中充斥着复杂的气味，里面有新泥土的味道，也有青草、牛粪的味道，还有耕田人的汗水味道。
耕田人很是辛苦，要扶犁，掌握犁尖的深浅、方向，到地头上要提犁拐弯等等，他们用双脚一步一步将所耕土地“丈量”一遍。整个春耕，耕牛和人一耕就是二十几天，量完一块地，又量完一块地。作为烈士的父亲，祖父本不需要吃这份苦，但他就是愿意，谁也劝不了他。这时候的祖父身体还很好，脚下还不觉沉重，一天能耕好几亩地。祖父舍得下力气，他耕的地吃土深，地面平整，一眼望去，平平展展，让人心里舒坦。
祖父晚上牵牛回家的情境是很美的，人和牛一前一后缓缓地行进在田埂上，身上披着如水的月光，构成一幅独特的乡村水墨画。这时候，疲惫的牛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声：“哞——”将水墨画变得有了动感，让村庄的夜晚变得更为宁静。祖父将耕犁轻轻放在院子的墙角里，母亲已经把牛料桶端过来，让牛先吃个饱，祖父则要先坐下来吸一阵水烟。
牧牛是养牛人家每天早上的功课。牧牛就是把牛牵到野地里吃草，也叫“看牛”。我很喜欢做看牛的事，记得第一次看牛，牛就是不肯低下头来吃草，而是跟着我不停地跑，我跑得快，它跑得快。我好生奇怪，骂它，又想打它，这时祖父走了过来，祖父一来，牛就听话地低头吃草了。我问这是为什么，祖父摸摸我的头，笑笑道：“你老是牵着它走，它的头低不下来呢。”我恨自己，连看牛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了，以后还怎样去干事业呢。
渐渐地，祖父的腿脚不灵便了，他让父亲接替他耕田。父亲是很不情愿的，他在队上大小算个干部。祖父不以为然，多大点的官，也想作威作福！父亲是有些怕祖父的，他只好接过祖父的犁杖，在祖父以前耕过的那片土地上耕作。
父亲使用着我家的那头老黄牛，使用着祖父使用过的犁杖和犁头，父亲将祖父翻过来的土地又一遍遍地翻过去。我觉得，农人耕田，就像读书人翻书，后人翻阅前人读过的书，父亲翻的书页，祖父曾经翻过，只是父亲今天翻动的一页已经不再是祖父翻动时的原样了。原来，耕田和读书是一样的，都是在延续和传递。
祖父的犁杖犁过多少土地，没有谁知道；祖父在老家的土地上留下多少脚印，也没有谁能说清，但我觉得，老家的土地上处处都有祖父留下的足迹。
祖父是完全有条件抽香烟的，但是，祖父只吸价格低廉的水烟，我知道这里面有为我这个孙子节省的成分。
印象最深的是祖父冬天吸烟，祖父手捧水烟袋，坐在门脸儿旁的太阳底下，阳光从树枝间筛下来，覆盖在他身上，暖洋洋的样子，他坐在光晕里咕噜咕噜地吸烟，西场大爹和二爹坐在一旁，有时还有徐伯等几个老人，水烟袋在他们手上接来接去，他们一起唠着家常，说一些曾经的过往，那都是些我所不知道的人和事。烟草的味道在空中飘散着，那样的时光，恬静而悠然……
徐伯又跟祖父说起战争年代，说起入党的往事。祖父说：“我入党那会还是保密的。党组织让我利用木匠身份打掩护，帮助他们送情报，打探消息，哪些人有些什么活动，就做这些简单的事。家里就两孩子，他们哪知道我在做什么。”徐伯说：“这可不简单呀，如果被敌人知道了，就没命了。”他们说着闲话，水烟袋在他们手中来来去去传递着。
祖父的水烟袋是黄铜的，水烟袋的底座上镂刻着人物画，可惜画面已经被时光和吸烟人的手打磨变得模糊不清，不知道是八仙图还是仕女像，那是经过多少人的手磨砂过的呢。
记得在一个夏天，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把在我家旁边地里栽秧的人赶到我家里避雨。栽秧的人一个个打着赤脚，在屋地上留下一片泥污，大伙有些过意不去，祖父却不以为意，热情地给他们递上水烟袋。
吸水烟的人形象基本上都差不多，嘴里衔着长长的水烟袋嘴，歪着头，半眯着眼，咕噜咕噜猛吸一阵，然后仰起头，静静地停顿片刻，才将嘴里的烟慢慢吐出去，我想，那一定是让烟在腹中作一个回旋，作一个回味、消化，其后，拎起烟袋哨子，嘴里逼着气呼呼地吹掉烟灰。生产队长也来了，生产队长对祖父十分敬重，开口总是“烈属老爹、烈属老爹”地叫。队长的烟瘾大，但吃过后老是咳，吸一阵咳一阵，再吸再咳，有人骂他：“都咳成这个样子，就别吸了吧。”队长在长时间咳过之后，缓过气来，笑笑说：“不吸，我咳得更厉害呢。”大伙大笑：“依你说，吸烟倒是可以治咳嗽的咧！”吸过了，他们嘻嘻哈哈，吸烟为他们一个个提了精神。这时，那雨竟停了，他们拍拍手，站起身来，道一声谢，心满意足地走出屋子，又走进了秧田。
祖父满脸堆笑送他们出门。
夏夜也是吸水烟的好时光。祖父坐在门前的场院里纳凉，西场大爹和徐伯他们又三三两两走拢来了，散散地坐在祖父周围，水烟袋照例从这个人手上接到另一个人手上。暗影里，我听到一阵咕噜咕噜声，看到忽明忽暗的火光，烟草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这时，他们的谈笑也开始了。看他们吸烟，我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不吸烟时，他们的手在忙不停地拍打蚊子，一经吸烟，就安静下来，那蚊子好像就不再叮咬他们了，我猜想，水烟的气味或许是有避蚊和镇静作用的。
常看祖父吸水烟，我从中也掌握了一些吸水烟的小技巧。首先是烟袋水的添加有讲究。水烟袋里的水必须恰到好处，太多了，容易吸进嘴里去，辣人；水太少，没不到烟管，烟会直接进入吸管，起不到过滤的作用，呛人。正确的方法是含一小口茶水，从吸烟管慢慢注入盛水斗，再试着吸，待烟袋里发出轻脆的“咕噜噜、咕噜噜”声即可。装上烟丝之后，因为气流受阻，“咕噜噜”的声音就会变得绵长悠扬，听起来软绵绵的，十分悦耳。
烟袋里的水必须经常换，日子长了会变黏稠，吸起来费劲。不过，黏稠的烟袋水也有用途。一是水田里有蚂蟥叮到手脚上，蚂蟥身体的两头有吸盘，不吸足血，不会松口，摘都摘不下来，这时，只需用烟袋水在上面一点，蚂蟥便会自动滚落；二是小孩子没来由地腹痛，这时，烟袋水就成了一种家用的救急镇痛剂，有时还真管用。
吸水烟很费火柴，一锅烟要一根火柴。那时候，没有打火机，甚至连火柴也凭票供应，吸烟者舍不得吸一锅烟划一根火柴，发明了一种吸水烟用的纸媒子。吹纸媒子是吸水烟袋的一项重要技术。卷制水烟媒子的纸是一种纤维很粗的“毛丈纸”，用手工搓成不紧不松的小纸卷，点燃它，夹在手指间，待装好一锅烟，将暗红的火头送到嘴边，吹燃。吹水烟媒子有技巧，其方法是：抿紧嘴唇，舌头一伸一缩之间，送出一股急速而短促的气流——呼！随着气流，火头一红，一团明火跃上纸媒的端头，将火头放到烟锅处——吸。这个技巧很不容易掌握，纸媒子太松，来不及吸，一下子就燃完了；纸媒子搓的太紧，不容易吹着。其实，吹水烟媒子应该不是吹，而是喷，所以，那时乡间有一个歇后语叫做“水烟媒子——大喷（笨）货”。
我上小学的六年间，几乎每一个晚上，祖父总是捧着他的水烟袋，坐在油灯下陪伴我，直到我把作业做完，他才跟我一起上床。早上，我又总是在祖父的呼唤声中醒来，这时候，祖父已经煮好早饭，手捧水烟袋在那里等着我起床了。当我背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祖父已经坐在门口眯着眼睛吸水烟了。
晚年的祖父，几乎与水烟袋形影不离。祖父离开的那天，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几天，那天，一直昏迷的祖父，忽然醒了，向我们做了个手势，父亲不知道祖父要什么，他们都不知道祖父要做什么，我知道，我说祖父要吸烟。父亲说，都这样了，还吸什么烟。父亲不给拿。我坚持去把水烟袋拿给祖父，祖父的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我扶着水烟袋，将烟袋嘴放在他嘴里，祖父狠狠吸了几口，渐渐地，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原来他已经走了。
我家老水烟袋上留下太多关于祖父的痕迹，我拿它在手里，就似有一股陈年的烟味扑鼻而来，依然看到手捧水烟袋的祖父，好像祖父从来没有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