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的伯父,总是有许多遗憾,在伯父去世前就有和他好好谈谈的想法,想了解他的经历,以他曲折而富传奇色彩的经历,那一定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总是觉得伯父身体还可以,总是觉得工作忙,总是抽不出时间,结果一拖再拖,本来打算到春节时间在家多住几天,和伯父好好谈谈,但就在这年的春节前夕,伯父溘然长逝,使我终生遗憾。
我的伯父是一名离休干部。在我童年记忆里,我有一个伯父在安徽工作,但什么样我从没见过,直到有一天,一辆大卡车拉着一车家俱开进了我家的胡同里。听父亲说,那是伯父回来了,那是1982年,当时惊得我有些目瞪口呆,那东西太多了,有好几个大木盆,还送给我们家一个,有好几个竹藤椅,还有一个精制的木合子,用红布包着,后来听说是骨灰盒。更吸引我的是他有一个能放音乐,播放评书的收音机,《岳飞传》、《杨家将》、《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当时风靡一时的著名评书都是在伯父的戏匣子里听到的,有时听得入迷,常常耽误了吃饭、割草,为此没少挨父亲的骂。每到此时,伯父总是说,让孩子听吧,有好处的。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对什么都充满好奇,总愿意听伯父讲外面的事情,每天放学,只要有空,总是要到伯父家串门,听他讲过去的事情。
伯父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少年朝代正生活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小时候胆子特别大的。有一次,日本鬼子从我们村里过,他(当时十四五岁吧)胆子比较大,站在路边看热闹,结果让日本鬼子抓住,让他帮着背行李。当时日本鬼子为了拢掠中国人,对小孩也不是见一个杀一个,有时还拿出糖来给小孩吃,日本鬼子叽哩呱啦说什么,啥也听不懂,伯父当时也不害怕,给吃的东西,看日本人吃,他就吃。当时刚下过雨不久,路上一片泥泞,伯父趁日本鬼子不注意,偷偷地把日本鬼子吃饭的叉子埋进了路边的泥里。日本鬼子吃饭里找不到,急得叽哩呱啦地乱叫,当时以为自己掉了,并没有怀疑伯父偷藏他的叉子,大约走了二三十里地,日本鬼子就把伯父放了回来。当伯父有惊无险地回到家,并带回了日本鬼子的一把叉子,可把爷爷奶奶吓坏了,听他洋洋得意的一说,不仅没夸他,反而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挨揍的事,伯父没说,是后来是听别人说的。后来,日本鬼子在离我们村有三四里地的三官庙建立了据点,当时据点里住着一个鬼子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中队长是我们村上有个叫田道林的,比伯父大二十多岁。当时,我们这一带也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活动,为了争取伪军,区指导员决定深入虎穴,要到敌人的巢穴,需要先与据点里的田道林联系。当时找了几个人,谁也不敢去,伯父自告奋勇,说,我去。田道林与伯父是没出五服的叔伯兄弟。到了据点门口,他就说我是田队长的弟弟。果然把门的没怎么盘问就让他进去了,他偷偷把信传给了田道林。后来,他又陪着指导员(可能姓郭)到鬼子据点里,与田道林见面。虽然没有把田道林争取过来,但田道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敢做过太大的坏事,只是与日本鬼子应付,再也没有祸害百姓。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我们这一带已经解放,伯父已经结婚,并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伯父性格比较倔强,受到祖父的责备自然也多,当时以为祖父不喜欢他。当政府号召参军保护胜利果实时,伯父便不顾伯母的反对,积极主动地报名参军。在打羊山的时候,听他说,他和同村的开祥一起,开祥从阵地上伸头往外看,让伯父一把拉下,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去,按伯父的说法,要不是他,开祥早就死了个屁了。当时死了不少人,但他却没有负一点伤。南下到安徽时,参加了淮海战役,伯父腿部受伤,在当地疗伤,后来在蚌埠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右派,伯父虽然性格比较倔强,但遇事却比较乐观,虽然被打右派,他仍能坦然面对。他曾对我说过,当时,我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开批判会我参加,你说我就听,态度比较好,红卫兵也不太为难我。当时有个人,开始的时候,他带着人来批斗我,后来他自己又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开,没多长时间,他在一个小水沟里自杀了。凭着坚强的毅力,伯父硬是挺了过来。文革结束后,伯父被平反,后来安排到了蚌埠市殡仪馆任馆长。在最坚难的时候,他遇到一个伴他度过坚难岁月的女人,后来他与我原来的伯母离了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婚姻生活。对于这个伯母,我从没见过,我只是家人叫她老冯,大概是姓冯吧,好像家里人对她的鹊占鸠巢也没有太大的敌意。至少不是深恶痛绝。大概是因为她一生没有生育,而且对我伯父的几个子女都还不错,我的两个堂姐都是跟他们在安徽长大,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我不知道这个叫老冯的伯母是否撑到了伯父平反,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我清楚记得,当伯父82年离休返家的时候,只是带回了她的骨灰盒。只到伯父去世后,才和伯父一起,同眠在我们祖父母的身边。
伯父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离休返乡后,当时正赶上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刚刚开始,他总是鼓励和带动大家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虽然有时并没有多成效,但他总是坚持,并指导家里的生产。比如种麦子,快收获时,总是不是很熟,他就催着收割,他说十成熟,八成收,八成熟十成收。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这经典的论断是伯父发明的。道理虽然有,但过犹不及,有时,割得过青,也不是太好。过青,则割的时候难割,打的时候难打。当时全是人工割,不是太熟的话,麦秸不脆,比较费力,打的时候,需要晒,如果遇到连阴天,麦子往往要发霉。这样难免要遇到家人的反对。
伯父也是一个开明的人,看问题总是有独到的见解。我兄弟三人,前边两个哥哥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同时考上了大学。对此父亲彼为得意,并且也有些心满意足,后来我在第一年高考失利,父亲就有了在家留下一个防老的意思,不想让我再复习。伯父知道,就劝我的父亲,我们老人能活几年,不要误了孩子的前程。我本来已经做好打工的准备,如果没有伯父的一番话,我也许至今仍在耕作在田间地头。对此直到现在,我仍充满深深的感激和谢意。
对了,伯父的名字叫田道美。但不知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名字。以此短文,聊表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