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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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运问：“你们看过这篇文章没有？”
几个人都转过了头来。
“《农民期盼纠正垂直上挂部门不正之风》。”他拿着一张报纸念道。
都相互看看后迟迟疑疑地摇了摇头。
他就感叹一声：“不仅农民期盼，我更是期盼呢。”
报头标明，那是市报的周末版，也是吴运最愿意看的一份报纸；到现在为止，他收藏剪贴了这份报纸在一版显要位置设置的“下情上达”栏目里刊发的所有文章。一般情况下，这份报纸一到，他最先翻看的就是这一期有没有这个栏目，如果有，又是怎样一种“下情”。这份周末版的这个栏目只是他在所有报纸中最愿意先看这份报纸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川岩有一位家乡人是这份周末的主任，而这个叫甄鸣的主任正是他一直保持着较好友情的中学同学。在川岩的这整整六年时间，他眼看着七所八站陆续垂直上挂，当然也因此少揽了不少事情，少负了不少责任，但接着，也有许多工作要变得棘手了起来，譬如有的部门拿原则作交易，根本不来征求一下镇分管领导的意见，就乱审乱批，给镇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他都早就想着要把这一“下情”给他的同学给这份周末去“上达”一下了。
而眼下的问题，又尤其让他一筹莫展，焦头烂额。
3月14日，大雨瓢泼，雷鸣电闪，从县城柳河至川岩的10千伏供电线路的一电杆瓷瓶遭到雷击，击断供电线后触碰到余林村罗湾坨组连接两村民家的照明线路，相邻两个组共用的变压器和供电的部份电器再被同时击坏；不巧的是，因为下雨不住，无法外出劳作的村民只得呆在家中，不少人家都拧开了电视，刹那间，随着眼前一阵金光闪烁后接着嗞嗞冒出的一绺绺白烟，两个组的总共16台电视机又一起变成了一堆废铁。
事故发生后，镇供电所原所长、余林村和事故发生地两个组的负责人，集合在镇里协商好了解决办法，并由派出所派人作记录，双方都在一份协议书上签了字。供电所承诺，除了首先保障供电线路及时、正常供电外，保证在15天之内修复16台被高压击坏的电视机。
可惜，协议书上的墨汁都还没有干透，县供电局第二天就一个电话把这儿的供电所长调去了另一个镇，新来的负责人拒不“背黑锅”给他的前任“揩屁股”。
就剩下川岩镇这党政一干人、剩下他吴运来背这口“黑锅”，给供电所“揩屁股”了。如果尚有制辖供电所的权力，这口“黑锅”这供电所的“屁股”，也就勿需他劳神。
最让他劳神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同学、朋友也就是市日报的周末部主任甄鸣，就是罗湾坨出去的。仅仅从同学、朋友的情面出发，他也不能置他的父老乡亲的损失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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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吴运也同时想到了：在单纯的书记的任上，倏忽又过去了三年。也就譬如上阶梯，踏上一级之后，眼睛自然而然是要盯着上一级的。几年之前，他就看过一篇题目就叫做《向上的台阶》的小说；小说题旨事实上毫无新意，触动他的是小说的结尾：小说的主人公已经上到相当的“台阶”之后的某一天，得闲去爬中山陵。同仕途精神、心理的“台阶”一样，中山陵纯属物质的台阶，无疑也很累人——他气喘吁吁站在某一个高处扭身一瞧：啊！一浪高过一浪的坟茔争先恐后向他的视野扑来！
认真说来，这种寓意也已司空见惯，但他偏偏要把它同人生联系起来；联系到人生，他就好一阵惶恐不堪，好一阵悲切不胜。好在需要在意的事情很多，不久他还是得继续坦然泰若起来。
他记得这题小说是被《小说选刊》头条选载的，单纯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他不认为这是一篇优秀作品，它惟一的意义也就在于提醒那些在仕途的“台阶”上奋力攀爬的人，无论你爬得顺利与否，也不管你爬得到哪一级，最终都因为生命的局限而逃脱不了一个大限——这就是，你总归要被埋进一处坟茔。
事实上，除了这篇小说的影响，他也原本就一直没有培植起一个强烈的“上进心”；从此更其不求“上进”，这篇小说还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依据。
但是，仕途的“台阶”到底不同于中山陵或任何一处山头、高坎泥砌或石砌的台阶，在任何一处泥砌、石砌的台阶上，你爬累了可以歇脚休息休息，影响了继续向上爬着的人，抽身让让就是，而且它的景致也并不全在山巅。可仕途的“台阶”呢？它则是越往上景致越灿烂，越妩媚多姿花团锦簇绚烂眩目的。它让你欲罢不能欲休不忍；它会让你始终沉浸在一种绚丽的想往之中，让你忘了疲劳忘了艰辛，忘了要歇脚休息休息。而这仕途的“台阶”又很窄，你要歇脚休息就会挡住别人的“上进”之路，稍一立脚不稳，就要被挤下“坎”来。
吴运走上这道“台阶”，纯属无意，纯属偶然。
师专毕业以后，他分进了撤并建前的川岩区中学教书。因为一直爱好文学，不久，中学同学甄鸣读毕本科晚一年毕业分进了市日报社当编辑，那张报纸的副刊就算得上是他发表诗歌散文等一些短小文艺作品最牢固的一块“阵地”了。各种原因，使他没能让发表作品的“阵地”得到更进一步的拓展，这块“阵地”也毕竟有嫌窄小，他的作家、诗人梦就终于开始寡淡起来，也要鼓捣拾掇一些新闻作品了。同样是因为同学的原因，转写新闻作品的第一年，他就同时得到了这张市报的优秀通讯员奖和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工作一等奖。喜滋滋领奖回来不久，他就被抽调到了县委组织部，开始从事专门的组织通讯工作。
川岩距柳河县城有近两百华里，应该说，在他的整个少年时期，他梦寐以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去逛逛县城。实现这一梦想是在他考上师专的时候，因为不仅路过了县城，更还去到了比县城大得多，也比县城要高一个级别的市委市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师专要毕业时，他最大的理想也就是能被分到柳河县城，随便哪一所中学都行。
也就从毕业分配开始，他深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关系”什么叫“后台”。就因为阙无“关系”阙无“后台”，加上父母亲含辛茹苦供养他读过三年大学下来，再也无力为他提供就业打点所需，一所原本答应要接收他的中学还是中途变了卦，硬生生让一个就从设在县城的柳河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中专生顶了。
他倒是真的显得寡淡，区中学就区中学吧，也不过是换一个地方领工资而已，有什么值得太在意而老是要耿耿于怀着呢？但是不久的后来，他还是走进县城来了，真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呀。
意料之外地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夙愿，他承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毫无疑义，这个功劳是同学甄鸣建树的。但是《塞翁失马》不是说，“此何遽不能为祸乎？”甄鸣在给他建树着功劳的同时，又焉知没有在哪儿给埋下一些祸种呢？尽管去到县城和再度被派遣到川岩，言福言祸都是一种夸大其辞的说法，他却总是因为他的一篇如何处理农村干群关系的文章，被从干部科副科级的位置上跳过镇长一级派到川岩“代理”镇党委书记、镇长双职的。那篇文章被甄鸣在他主持的周末版“说说而已”栏目发表后，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部长闻听后把它找来，也认为文章主题切中恳紊富有操作性，要求各相关部门特别是各乡镇的领导干部要认真组织学习。
在他有限的经历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上面指派的“代理”在稍后的“两会”选举中不被“选”上的情形。当然，“书记”“镇长”都让一个人兼着的，也是他闻所之未闻。那么也就是说，他吴运能够创造这种先例，足见组织对他是何其之信任，何其之委以了重托。要把川岩镇书记、镇长二词前面的“代理”修饰词顺利去掉而把两职一肩担上，即便不是上面的旨意，到了那个关头上，他也只能作破釜沉舟之搏了。领导最后一次找他谈话时，情形就相当于逼他上路：“下去到选举前这点时间你该清楚要做些什么工作。要是选不上，是不好再让你又回部里来的。”——不努力把书记、镇长“选”上，他就又只能呆在乡下而要等待另外一次“意外”出现了。加上原本就是上面的旨意，在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举行的镇党代会、人代会之前他又确实“积极”地做了一些他原本就清楚“应该做”的“工作”，那么在不久召开的“两会”选举上去掉那个“代理”就是一种题中之义的结局。
在川岩的第一个回合是他初次在“台阶”上获得感受。
从撤并建扩大原区辖川岩的地理位置，到他前来“选”上书记、镇长，其中不过六年不到的时间，这里就走马灯似的先后换任了三届书记和三届镇长，没有一任满届，其中的两位书记和两位镇长甚至没有在任上呆满一年。而且无一例外被同时免职调离。有一段顺口溜是这么唱的：“川岩川岩，三县相连；左比右看，让人心寒：一边吃米，一边吃面，就是我们，无人来管。既不通路，也没有船。为了种烟，拔了麦子，扯了苞谷，铧了秧田，还要罚款。万不得已，我们造反！”
对这段顺口溜刻画的川岩的地理形势，吴运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的：在全县的28个乡镇中，这儿离县城最远，也是到他接任时惟一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同柳河县城连接的一个镇；仅有镇机关所在地和它附近的两个村可以用电来照明，其电源还是来自“文革”时期三个大队共同修建的一个小水电站；只有镇机关有自来水，但不能碰上百日天干，否则还得去寻找水井挑水来饮。而接壤的两个县，万江县盛产煤，德印县是有名的朱砂蕴藏地，群众都比较富裕。因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峻的地理位置，明清一直到解放前夕，川岩就盗贼横行匪患不断，饥民也每隔三年五载就要揭竿而起造反一回，境内的荆竹园白号军就曾在满清末年把朝庭闹了个寝食不安，十多个年头出动了数十上百万大军都没能清剿干净。
就在吴运失意回到川岩再意外地离开川岩到柳河县委组织部谋事的短短几年中间，这儿就先后因为计划生育摧垮村民的房屋和向村民强行收烤烟特产税的事，而酿成过两起群众围攻镇政府的“民变”。
据他了解的情况，前者是因为一户村民在前两胎都是女娃的情况下，户主先就向镇计生干部明说了，因为他是他们家的独儿子，而且左近又并没有一个同姓的族人，老了以后是寻不着什么依靠的，他必须再生一胎试试；只有实在没有儿子的盼头了，他才甘心。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是肯定不能通融的，那位计生干部当然就只能给他以斩钉截铁的回绝。
不料，那位已经有了两个女娃的人家后来真把第三胎怀上了。他们要遭遇的结局也就在预料之中，但男人让老婆去藏在了一处亲戚家，又趁先把一头喂来准备过年的半大肥猪卖了，一头正等着教会铧田的耕牛也牵去老丈人家藏了起来，给计生干部剩下的惩罚选择就是拆卖那一间歪歪斜斜的小木房了。
这不过是这次事故的一个由头或者说导火线。在此之前，这个村已经有六户人家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拆卖了房子牵卖了耕牛或过年猪，还有三四户人家正等着被拆卖房子牵卖耕牛或过年猪，都积起了一股怒火在嗞嗞的冒着烟。正拆这家房子的这一天，碰巧女主人也腆着便便大肚要回来生产，她先跪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哭叫，哭叫一会见镇里的干部仍然提刀执斧要往房上爬，就匍匐过去抱住了一个人的一条腿。尽管后来这名干部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有意要踹孕妇一脚，但他确实在奋力抽腿的时候把孕妇绊得重重地砸倒在了地上，不一会就见污血直涌，浸湿了好宽一片地。孕妇被火速翻山越岭抬到医院紧急抢救不及，几个小时后忘故。
这就惹怒了一村的人，一阵吆喝声响过，上百人就拥到镇政府门前，把镇机关围了个水泄不通。
所有被或轻或重执行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一听到风声，都齐呼呼拥来，声势直闹到了省里。
这次“民变”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几个武警中队的官兵往密匝匝闹嚷嚷的人堆边荷枪实弹一站，人些才慢慢地忿忿不平地散开去。
村民们并不是要蓄意“造反”，否则他们也不会惧怕几个中队的武警官兵；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只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个个都不过狗屁大一点的官，就真敢在这是非之地视民命如草芥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们的祖祖辈把清朝庭闹得十多个年头都鸡犬不宁呢。
那次被就地双双免职的书记、镇长，一开川岩党政一把手被双双免职的先河。
第二次“民变”发生在吴运“代理”之前仅仅两个月。
一则为了完成县里规定的任务，一则为了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在册干部的工资，镇里就把烤烟工作抓得很紧。最先是发动栽种烤烟，镇里要求包片干部务必走遍所包片区的每户人家，不管这户人家是何其偏远；其次是烤烟栽种检查工作，同样要求包片干部要检查到每一根田埂每一块地角，凡是适宜种烤烟却种了别样农作物的，得亲自或稳犁或执锄把它们铧翻、铲除干净。
吴运是本乡本土人，在他的印象中，他还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几时有人抗交过各种合理的税费，也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来政府门前聚众起过哄闹过事；再穷再苦，他们也还是乐于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当然，生计艰难和“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就多半都显得桀骜难驯，性烈似火；他们的忍耐程度相当有限。
事实上，烤烟刚被引种进来时，因为根本无从了解它的收成情况，而一个人吃饭要靠粮食，缺钱花也可以卖粮食，祖辈传下来的经验不说，自己又是能够看到粮食的诸多益处的，要让大家把它放弃而去栽种烤烟，就有不少的抵触情绪。直到后来见了效益，才有农户不用动员也要主动栽种了。终于要发生一次“民变”的原因在于，因为土质的原因，有的人家栽种烤烟没有高于粮食的收成；因为烘烤技术的原因，有的农户无法把看上去长势优良黄灿灿的烟叶烘烤成合理的等级去换来金灿灿的票子；还因为烟叶收购站逐渐逐渐有些压级压价起来，这种种原因就让一些农户不愿再去种烤烟。而这时县里又给各乡镇下达了多少担多少担，以及这些担还得是什么什么等级的任务。这就在所难免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埋下了对立的种子。如果有谁的田土栽了别样农作物又被铲平了，还胆敢不栽种烤烟，就按每一个田地人口向镇里交上多少多少的烤烟特产税，直到叫拒种烤烟的人倾家荡产。
七所八站垂直上挂，让乡镇失去了对它们的辖控权，应该说是给川岩带来第二次“民变”事故的一个重要根由。
吴运深信自己的这一判断。
烤烟发动和栽种检查工作，镇直机关的工作人员肯定得首当其冲，因为乡镇就指望从这里得到一笔可观的税费用来发发薪水。但一到烤烟收购时节，他们就得靠边了。要压级压价也好，要打收购白条拖上个一年半载不付现款也好，他们都无权过问。
用古话说，川岩发生的第二次“民变”就是一例典型的“官逼民反”事件：从开始收烟到事件发生时为止，共收购了三个场天，而每一个场天，都有烟农因为发觉自己交售的烤烟遭到了很明显的压级压价而宁愿承担损失不把它贱卖给烤烟收购点，干脆把它们一把火烧了。最后那个场天，川岩烟草站附近竟燃起了六堆熊熊烈火，一时浓烟蔽日，黑云压城，直叫人心里长长地透不出一口气。
无法可想的烟农们最终还是把矛头指向了镇政府。他们一窝蜂堵在党政机关门前，不成章法地喊起口号，要求镇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当初就是镇里要组织人去铧他们的秧田犁他们的麦地迫使他们种上烤烟的，而今烟叶收购点压级压价收购，镇里又没有一个人来为他们主持一下公道。他们要砸烂镇政府踏平镇机关。
事件僵持了近一个月。
那次被双双就地免职的书记、镇长是川岩不满届就被换走的第三位书记和第三位镇长。
中间也被同时换走的两位书记和镇长，则是因一边的书记恼火镇长一手把财权握得太紧，他甚至没有报销一小餐饭钱的权利。作为报复手段，他就整日价到处去游山玩水，只在需签名领工资时才回来露上一脸。这情形很容易就被县里获悉了去，两人成了川岩镇第二对被同时免掉职务的党政负责人。
吴运才熟悉过上一个县城人的生活不久，有一天就被叫到部长办公室，部长示意了一下，副部长就对他说，组织上想让你到川岩去几年，考虑到你一是本地人，二来看你发在市报上的那篇文章，看得出你有一套与众不同的乡镇工作办法。你去边实践，边总结经验，如果确有成效，我们再在全县推开。
不仅在无意间就实现了少年时代的一个夙愿，而且还是落脚在一个让不少人都羡艳的所谓“实权”部门组织部，他就无疑有充足的理由要比“外界”更具体和更早知道本县的一些人事变动情况。到他在这儿为领导写写讲话稿、向上级组织部门报报工作材料、编发一点工作通讯的短短几年时间，他也一样要比“外界”更多和更其详尽地知道，从第一次“民变”以来，川岩镇的党政负责人调选是怎样的让县委书记、县长和他们的组织部长心思煞费绞尽脑汁：在大家的心目中，川岩就是一个是非之地。不说造化偏颇没有给它造就任何特色资源比如邻县的煤呀朱砂呀，它亦因此受到了历届领导的“冷遇”，一直把它看得可有可无，建并撤之前才好歹给它拉通了一条毛路；光是那儿动不动就有人要围攻党政机关，就令人闻之而色变。没有一个人主动请命要去那儿建功立业不说，就是有心物色一两个从档案上看可望压住阵脚的，也刚一闻听到风声，就或请说客或闹病住院或干脆拒不领命。在仕途周旋了一两年，吴运才知道，全县的28个乡镇长、党委书记，固然有因能力不俗浴血苦战奋力厮拼，或者如他更多因缘机遇而挤上“台阶”者，社会大环境使然，也有之外的种类。这一点，吴运也能够理解：对前者，因其对自己的饭碗不胜珍惜，各项工作若非蓄意挑剔都正干得让上下满意着，把他们“打整”去川岩着实于心不忍；对后者，既然已被扶上了一个位置，就自有其比较坚实的基础，不便轻易撼摇。县直各部办委局的，都好不容易才抛头颅洒热血拼杀来到一个好去处，又焉能主动也罢被动也罢“从米箩箩跳进糠箩箩去”的？何况总有机会与相关领导抬头不见低头见上午不见下午见，更有操作条件不让自己从一只“米箩箩”跳进一只“糠箩箩”。偶有主动请命要去川岩把那艘“破船”撑顺的，却因一考查下来无法让领导都满意，而只能让自己的一腔豪情壮志被遗恨埋没。
当然，并不是说，堂堂一级县委政府、堂堂一个县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就不能从全县一个偌大如许的工薪俸禄人群中给一个偏僻辽远的乡镇派出“掌舵”人来了。换句话说，县委政府、县组织部的领导，并不是如至少在川岩的妇孺间被流传得滚瓜烂熟啷啷上口的那段顺口溜所说的那样，“就是我们，无人来管”了，而且就在短短的六年乡镇两届的时间，为那儿任命了三位书记和主持“选举”了三位镇长。还不止于此。就在第六个年头还没有到来，书记和镇长的位置都一起空缺下来的关头，更要让他吴运下去把这两个空缺都一并“代理”起来了。
吴运学的是中文，一度树立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当长的人生阶段，他一直算得上对官场冷若冰霜；作家诗人梦想的影响，尤其是一些文学作品对冷酷无情、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描写和刻画，更使他对官场抱上了一份拒绝、警惕情绪，甚至就在毕业分配时对官场的意义有了第一次切肤的感受，和后来无意间踏进了直接面对官场的组织部门，他都没有覬觎过有朝一日能够挤上一级“台阶”。而且按照他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和感受，显规则和潜规则告诉他，要挤上一级“台阶”，“关系”和“后台”至为关要，而自己，有什么“关系”和“后台”呢？
但这一次，就同样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了。
可是慢着。他吴运清楚，这也不过是上面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策：总不能干脆放下川岩不管，“事情”屡屡不绝，三年两载就要闹一次“民变”，县里是不可能完全脱掉干系的。要让川岩这么一艘“破船”，随它怎么摇摇欲坠，只要能够勉强行驶下去，是县主要领导每每都要进行交流、考虑的事情。
吴运无从逃避摆在他面前的那两条理由：一、他是川岩本土人。这是赢得川岩人认同的先决条件，他们会因此相信并认定吴运会为他们谋福利，会尽心竭力带领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二、因为川岩的两次事件，说到底都是因为干群关系恶化所致，而他在市报上写发的那篇市委有关领导都给予了好评的关于怎样处理好干群关系的文章，也向人证明了他或者能搞好农村工作，他有处理好干群关系的“丰富”经验。
事实上吴运也没有拒绝。就因为阙无“关系”阙无“后台”，就因为他的作家诗人梦的影响以及别的诸多因由，在没有可供倚靠的情况下，他也一直没有在驻扎县城这么几年有限的时间中间去寻找一个倚靠。就像他在毕业分配时被人挤掉后所表现的那种寡淡一样，他也并不认为让他去川岩是遭到了“打整”，而且，他还能从另外一种角度对领导的这一任职考虑表示充分的理解：一个镇级机关，书记、镇长老是要被双双就地免职，实在也是让上级机关一种颜面无光的事啊；如果吴运依然不能驾驭那么一艘“破船”，要再次翻覆，掉河的“损失”、“损失”造成的影响，总会因为减少了一个人而有所减轻的。在排除还是得离开县城所必然带来的一瞬间的怅然、失落感觉之后，他抱着既不是使命感，也不是被贬遭迁的落魄感，回到家跟老婆扎实亲热一夜，再在临行前给小儿子买了一把他嚷要了一两年的小提琴，就在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坐上一辆老牌吉普，离开柳河歪歪扭扭颠颠簸簸向他的家乡川岩奔踬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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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上任伊始，吴运就把明清时代一些官衙镌刻在门前石碑上的四句话抄录来刻挂在了机关大门的门楣上：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在接着召开的一次全镇干部职工大会上，作进一步解释说，我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或者哗众取宠，我希望我自己也希望大家能够时刻意识到，我们不用经受日晒雨淋，我们不会遭受雪冻霜冷，我们也不会吃不饱穿不暖，最多不过是，一些时候不能准时准数领到那点工资而已。但是，有人在经受日晒雨淋，有人要承受雪冻霜冷，有人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确这种对比的深刻含义。讲白了说，我们的工资——他抬头指着门口的那张匾——也就是上面说的“俸”“禄”，就是我们寻常说的老百姓经受日晒雨淋，遭受雪冻霜冷，挨饿受饥为我们创造的——说“民脂民膏”言重了，我有些不忍心。在这种前提下——他又抬头望了望门口的那块匾——如果我们不去怜惜他们，去为他们谋利造福，却相反还要去欺负他们、虐待他们，上天——他又抬头望望天——会看得清清楚楚的，它不会容忍我们这么做，它会让我们遭到报应的。欺负他们、虐待他们，就等于欺负、虐待我们的父母，这样的人，我们谁都要指着他的脊梁骨骂不说，更要遭到上天的报应。他接着还谈了在这儿发生的两次事件，认为并不能一味归罪于闹事的群众，我们干部要更多地找找自身原因，比如高人一等的思想，动不动就把有点情绪的群众看成“刁民”的意识，以及工作方法简单，工作态度粗暴，等等，等等。
那块匾，那次在全镇干部大会上的一席话，一时在川岩的街头巷尾成了热门话题，吴运亦因此先期赢得了川岩百姓的好感。
他承认他还有很深的“农民意识”；放在最浅层的角度，他认为他的所有想法和说法，以及之后实践这些想法和说法的过程，都源于他的“农民意识”促使他考虑怎样让他的父母兄弟都能过上一个好一点的日子。
因为曾经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要害部门的组织部工作过，县直的一些物资部门都不同程度打过交道，有的部门的领导他还作为考察记录人员参与考察过。按司空见惯的一个说法，他是党政一肩挑，没有掣肘——仅仅在上任的第一年，他就先后从县交通局、水利电力局、财政局、教育局和县扶贫办等部门要到了好几百万款项，改造了连通县城的那条毛坯路，镇机关所在地也被整葺得面目一新；启动了全镇性的通电工程，为适宜拉自来水的村组拉去了自来水，改建了几所村小的危房之余还新修了两所；征得特许，取消了烤烟特产税，引进了一个蔬菜项目和一个冷水养鱼项目……
川岩镇顿时一派生机。
早在副部长告诉他，“选”不上是不会让他再回城去时，他就已然清楚了自己的结局：就是真“选”上了，就是双肩都挑着这一副重担，让川岩这艘“破船”顺水走上三年，莫非就能回去了？因此，在成功“选”上书记和镇长，三年任上也平安无事，更还让川岩特别是民心特别是干群关系大为改观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奢望就能被招回去的。可能性只能是两种：要么继续呆在川岩，要么换一个乡镇。而无论哪一种可能，他都懒得去费心思。
也是早在组织部工作的时候，他就或亲眼目睹或道听途说了一些乡镇领导仅用在任上的三年就能在县城置下一套房屋的“本事”；更还亲耳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不能在任上搞到一套房子搁在县城，那不是白搞这三年了？”根据他的了解，要在县城置下一套像样的房子，非得三二十万不行，而一个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除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让自己的工资被动上一分一厘，三年累计下来也才三四万，离一套房子的价格也还有相当距离。可他竟然也没有听说有哪儿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受到了调查或党纪、法纪处分。面对逐年把县城面积扩大着的一幢幢新崭崭的小巧精致的楼房，他一则对那种“白搞”的说法半信半疑，一则又对那些主人的能为感叹、佩服不已。到川岩有了直接的体会以后，他才真切地明白，如果说到基层工作是叫做锻练叫做“吃苦”，为这些锻练、“吃苦”的所有投入和付出，却是可以很快地收回“成本”并缴回若干倍的“利息”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吴运愿意“在任上搞到一套房子搁在县城”，不让这三年被认为是“白搞”，也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但领导派他下来的一个理由不就是因为他是川岩本地人吗？他不是还把明清之际一些府衙官吏用以警诫的四句话刻挂在了镇机关门口作为自己为官的座佑铭，并要求别人也要经常把它掂量着吗？他不是更还坦白自己有相当深的“农民意识”吗？这就使得他不想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更还要遭到“报应”地去中饱自己的私囊。他于是就只能让自己“白搞”三年。
三年即将满届的时候，川岩镇党政一肩挑的吴运依然纹丝不动；素来寡淡是一个重要原因，实质上也因囊中羞涩，让他没有能力去到处“打点”。这一天，他不过是像素常一样要回一趟县城。可是他打开门走出院子来一看，登时就愣住了：院子里黑压压挤站了好几百号的男人女人中年人老年人。
他没有亲眼目睹过就在这儿发生的那两次“民变”的具体场景，但他无法不在刹时间就把眼前的情形同它们联系起来。他失态地张大了嘴，一时有些手足无措。就在这失态的间隙，他在脑海里闪电般迅疾地筛过了在这儿转瞬即过的三年的几乎每一天、处理的几乎每一桩事情，他没有发现哪一件事情是处理失当的，尤其找不出哪一天自己不曾把精力用在这儿的工作上。那么，聚集在眼前的这几百号人，又是因为什么呢？
“吴书记，你不能走！”
“吴镇长，这里才刚刚上路，你就再把它理好点了再回县城吧？”
“吴书记吴镇长，外乡人来这儿都是敷衍了事，根本不管这儿发展不发展，一个个又都贪得无厌，混满三年、搜满三年就走；只有你才是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的。我们不让你走！”
……
还在教书的时候，因为中学附近的三个大队联合修建的小水电站，中学和区机关一片都能用电照明，让乡里人稀奇的电视也就能最先走进这一片区。他记得有一次电视上播放电影《焦裕禄》，看到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因病要被送往医院，成百上千的群众都到车站去同他依依惜别的场面时，他也被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直转；只是稍后他还是理智地认为，这跟艺术的宣传需要、跟艺术的夸张手段有关。
今天，他吴运作为一个小小的镇党委书记、镇长，也有人而且肯定还不止这面前的几百人误会了他要离开川岩，而齐压压拥来堵在了门口不让他离去，他才相信，原来“民心”是不能夸饰的；“民心”根本夸饰不来。
跟当初看到电影《焦裕禄》上的那个场景时一样，吴运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来；他动情地说：“我现在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我这是回家去。”他想开一点带“荤”味的玩笑把大家逗笑起来，“你们倒是天天都可以同老婆煨着的。俗话都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也还不到四十呢，正是如‘狼’如‘虎’的时候，你们叫我怎么熬？”见人群中有了窃窃的笑声，他又正色说，“我是真回去。看老婆是一回事，我小儿子前不久才升上初一，我还得看看他赶得走赶不走。”
被同电影《焦裕禄》上一样令人感动的情节感染下，利用回县城的机会，他先后找了几位相关的领导，要求再在川岩呆三年。
要求得到满足是他意料中的事情，而且说不定还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呢。
他同时得到答复的一个要求是就在他的副手中“选”了一个人出来当镇长。
就这么又过了一个三年。
⒋
乡镇工作的诸多难处，吴运感受深刻，体会良多。镇直机关的事，因为他是“一把手”，特别还因为他本人一以贯之的处事原则和工作方法，倒是完全能够做到说一不二令行禁止的，要费一些周折的事情就是那些垂直上挂部门。仅仅就七所八站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来说，他也能够依靠个人的影响，顺利办妥一些事情，周折多半都出现在上挂它们的那些县里的部办委局。
就在去年，也发生过一件换一种方式，或者处理方式欠妥也极有可能激起“民变”的事情，而这一件事也与眼下正让他感觉棘手的事一样同电有关。
第二届开始运转不久，吴运带上乡镇一干人辗转颠沛，跑省跑县，软磨硬缠，终于从县境内的一家大电厂拉来了电，为川岩解决了照明问题。
因为有了电，许多依靠种植蔬菜、实施冷水养鱼的农户有了点积蓄的，都想把致富的门路扩宽一些，纷纷打起了电的主意，先后有人采买了磨面机、打米机和其它一些能够找钱的动力设备。供电所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不得不各在一个村分别聘请了一个小工来管理一些小安装和收取电费的事宜。
事故也发生在去年的开春时节。一名聘用的小工正爬在高压电杆上为一农户安接电线，电站没有发出任何通知，突然来电，几千伏的高压当场就将这名聘工从几米高的电杆上击死震弹落地。
责任无疑已经很明确，在电站一方，问题在于它不可能只要几百几千就可以打发。
吴运后来会常常想到一副对联的上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好欺，自己也是百姓。这副对联的前两句不过是他作为警诫自己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直捷、浅白、易懂些而已；同样是直捷、浅白、易懂，但它的后两句却要比“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委婉温和得多，就因其温和委婉，而常被人不当一回事。聘工被高压击死以后，就因“百姓好欺”，电站方就只答应给付总数七千的丧葬和聘工遗孀、孩子的抚恤费，另责成安电人家赔偿五千元。
由于这起事件不涉及镇里，吴运就不便插手，而且电站负责人还出面要他从电站是一家企业，国家实施的电网改造正让其面临倒闭的危险，职工的工资也已入不敷出的角度考虑，用自己的面子出面安抚安抚，不要把事情闹大，让电站步入一个艰危境地。
吴运无暇去翻看处理这起事件将要涉及的诸多法律条款，在良心和处好同电力部门的关系的两难选择上，他只好让良心屈服，亲自陪同电管所长把七千元钱送到了聘工的遗孀手上。为了让良心少受些折磨，他又跑县民政局，为遗孀要来了一千元“补助”。
确实“百姓好欺”，但吴运一边也无由不万分感动：就因为他薄薄的一点“面子”，这次事故竟没有激起一点波澜。
而今年一直被拖到如今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高压击坏十六台电视机的事件，不是他吴运的“面子”还搁在这儿，情景又当如何？
他不记得自己是在哪儿看到的社会是一个大染缸的说法，而他更愿意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官场”更是一个大染缸，其染色的力度和效果都过之而无不及。他由是发现自己以前看来的诸如“官场”可以把人的脸皮染得更厚，可以把人的心肠染得更黑更刻毒，可以让人变得更奸狡更自私完全失去道义感等等，都有嫌“书面化”有嫌理性了。在川岩五六年下来，他更有了最直接的经验和最感性的认识。
通过政府派出的一起去对电视机被击坏的情况进行调查登记的同志回来说，十六台电视机没有一台可能完全成功修复；都是通电以后才买的，无论以哪一种折旧率计算赔偿，也要两三万才能对付得过去。
这件事同样也不涉及镇党政这边的工作，吴运也主动为他们操起了心。他无法不感觉气愤的是，县供电局会来这一手，新来的负责人也干脆不理账，把一个烂摊子完全撂给他。
接下来的处理让他再一次认识到了“百姓好欺”。
来川岩的第二年，并不完全是为同学的家乡着想，他向市“渴望工程”办公室打去了一份报告，以求得到一笔资金，解决甄鸣老家罗湾坨村民组所在的余林村的人畜饮水问题。但三四年间都杳无音信，直到最近，才由甄鸣通过他报社的一位同事与市“渴望工程”办公室负责人的私人关系，弄到手了两万块钱。
他一方面从财政挤出两千块钱，把十六台被高压击坏的电视机按黑白电视机每台补偿三十元、彩电每台补偿五十元的规格发放到十六户村民手中，一方面给甄鸣打去一个电话，要他承认解决全村人畜饮水的这两万块钱是他吴运弄到手的，以此作为条件，要求那十六户村民体恤体恤他吴运，“顾全大局”作一点牺牲。
他听得出电话那边的甄鸣表现得相当为难：“他们可不像我们，每一个月都可以领到那一笔钱，我父亲一年的收入就才有我一两个月的工资呢。我不知道他们要怎样节衣缩食，要下多少力要出多少汗才能把一台电视机的钱挣到手啊！”
他则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也是我情非所愿，但确实又情非得已。你知道川岩的情况，任何事情，都难得被上面考虑到，比如电网改造，都好不容易才争到手？你们村的人畜饮水工程，你知道我是几年前就把报告打上去的？要没有你在上面出力，这两万块钱也不晓得要拖到猴年马月。我也不是要争你的功，我是想，这件事情弄不好就还要激起群众的情绪。我也实话给你说，我在这里转眼就是整整两届了，总算得上一帆风顺吧？我不想要到岸了还要被闪一下腰。”
又说：“我已经努力了，要按照具体的损失额度来赔偿，供电部门坚决不答应；他们先就是抱着一份施舍的心理，认为给川岩、给余林村实施的通电工程，是份外的事，因为按照他们原先的计划，整个川岩是排到后年的。”
“看来你真不容易啦。”他听得甄鸣在电话那边沉吟。
“我更不是要在你面前表功。说这些，是我实在需要你搭救一把。无论那笔款是你要到的，还是我要到的，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余林村可以解决人畜饮水，我可以靠它走出眼下的困境。”
那么，至少在他能够接触的范围内，他没有听到一点怨言；他们都说，我们祖祖辈辈都要去很远的井里挑水来喝，挑水来喂牲畜，逢上天大旱，还得整日整夜派人去井边排队。可吴书记要给我们引水来了，不用再去挑水了，不是把我们的劳力节约出来了吗？节约了劳力，就可以去做很多别的事情，找回一台电视机，又是好大的事呢？
一时间，吴运心里隐痛不已。
⒌按照某种约定成俗的“规矩”，吴运知道，这一次他是得挪动挪动了。
他相信每一位奔波仕途的人，都有与自己相同的感受和体会：上了这道“台阶”，你主动和被动、潜意识和显意识都得接受“台阶”的理念熏陶，获取着对官场的特质认识，以及主动和被动、潜意识和显意识地被改变着所有与官场原则悖离的为人、行事理念。就像自己曾经的经历一样，吴运也相信，在这道“台阶”上，每一位攀爬者的行为，它可能不被站在“台阶”之外的人所理解，但它实际上却因制约于“台阶”而符合着“台阶”的原则需要。
现在，这个问题就迫在眉睫地摆在了面前。
用忆苦思甜的话来说，吴运想，祖祖辈辈都受着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托新社会的福，从父辈开始，下半辈子就成了国家的“主人”，他更还读毕业了大学，拿上了国家开给的薪水，从此就再也没有脸朝黄土背朝天向土地讨过食。不仅如此，他后来还一度踏进了乡下人朝思暮想的县城，尤其在不久之后，他料所不及地还担起过一个两三万人口地方的领导责任，不管是不是“打整”，是不是只让他来收拾一个“烂摊子”撑一撑这艘“破船”的权宜之策，他都该知足了。还在学校读书时，他就背牢了元朝或者明朝无名氏的一首题为《十不足》的古曲：“逐日奔忙总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买下高楼并大厦，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嫌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一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红楼梦》上的“好了歌”也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先前的理解，它不过就是告诫人要知足吧，要不，你总是不可能有完全满意那一天，直到“大限”来临；而所有的满意，仍然抵不过一堆“荒冢”。但为什么还是有人要“上到天上还嫌低”呢？他慢慢有些懂了：这是生命使然。这是“台阶”使然。
生命使然，“台阶”使然，那么他吴运也就不能继续如先前的那般“寡淡”，那般毫不介意 “台阶”约定俗成的那些规则。
从县委采纳他的意见，就让人代会在他的几个副手中“选”出一个人接替他兼任的“镇长”之职起，为了川岩这艘已经得到改造的“船舶”继续顺利航行，在考虑到县委可能还会征询并采纳他的推荐意见的情况下，他一边就在几个副书记、副镇长中间物色起了镇长接替他的书记职位后新的镇长人选。那么也就是说，他要抽身出去，已不再还有被拖“后腿”之虞。既然川岩已经“上路”，大约也不会再有百姓来“拦截”了；如果真要出现这种情况，那也是可以用组织来作说服工作的。
当然，就如他已然深谙的官场原则，他是不指望自己被放进一个好的县直的部办委局去的，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投入”。许多人都在乡镇苦熬了三年，是早就一边盼望着能够挤上一级“台阶”，一边打着在不能的情况下再退而求其次的算盘的。求其次，不就是那些福利待遇足可让人安度余年的单位和部门？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潜移默化的醺陶下，都知道不“投入”甚至“投入”的份量轻了，自己的任何如意算盘都不能打成功。
早些时候，他就与同老同学甄鸣在电话闲谈中谈到过这个话题。
他同甄鸣的良好友谊，固然有甄鸣在日报社的编辑职位曾经为他要实现自己的作家诗人理想提供过桥梁和“阵地”的帮助，为他发表的那篇如何处理农村干群关系的文章，也是他得以意外踏进仕途的关键，尽管他一度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理解了他走出的这一步。事实上，帮助也是相互的。他来川岩的第二年，甄鸣因为完不成报社额定到每位编辑记者头上的广告任务，也要他同意川岩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发了两个宣传“专版”，在他本就不堪枯微，职工工资都是寅吃卯粮的财政账上挖去了六千块钱。
那时，甄鸣也是一脸的可怜巴巴相啊：“伙计，你知道我在报社已是工作十多个年头了，就因为一直呆在家作编辑，根本没有机会出去结交朋友，再加上又面浅，那点广告任务真是要我的命啊。我倒也不是怕扣工资，而是每个记者的任务要比编辑的多得多都能完成，我说不过去啊。”
他就答应，用六千块钱在他们报纸上做两个“专版”，说，这是他所能尽到的最大的努力了。
他要党政秘书收集了相关的材料，给甄鸣寄去；报纸“专版”相继面世，也就在川岩热闹了一阵子；因为现在市场上多如牛毛的报刊杂志，就像甄鸣坦率讲的那样，不看“宣传专版”已经成了普遍的阅读心理，这两版川岩的宣传材料也仍然不会有人来翻读，“川岩”这个名字还是让人陌生如初。
就是帮帮同学的忙而已，他并不奢求那六千块钱能够为川岩、为他吴运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不过一为“还情”，一为他有朝一日可能有求于甄鸣的时候，打一点“情感”基础罢了。
两人都有相投的爱好、相宜的情趣、相适的世界观，无疑也是他和甄鸣从中学毕业各奔前程以来还保持着良好友谊至为关要的一个因素。
甄鸣比他晚一年走出校门，也是因为不求“上进”，比他晚一两年踏进报社机关的，都有人先后成了领导他的副社长、副总编，或到一些县干常委、宣传部长去了，他却还是那张报纸的周末部主任，升成正科甚至还在他吴运之后。甄鸣说，他是既无“官愿”，更无“官运”呀，他因此看得淡；并要吴运也最好不好被挟进“官场”；说，身在“官场”之外，他都能够感觉出一些官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战战兢兢情状，不是自讨苦吃不是？
吴运就哂笑起来，心想，干报纸是多让人羡慕的一个营生啊，现在的大会小会，哪见不到记者的影子？小车接小车送，会议上有“红包”，饭桌上有茅台，舞会上有金曲……拉广告、要赞助，谁敢不给？就算是编辑，还不是也有人为了发文章要来打点你一下？总也是衣食无忧的。就像自己也在被环境“同化”着一样，他相信甄鸣也未必没有出席过一些作者为致谢而设的饭局，而塞的“红包”。
但他没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吧？而只是接话说：“我还是想换换位置了。我也不是很在意工作环境，比如再去哪个乡镇搞一届——和老婆分开了６年，再分下去，那个家就要垮了——你能不能给我出个点子，在县直给我谋一个好点的去处？”能上一级自然是最好的一个“去处”，但怎么可能呢？因其不可能，他就想都不往这方面去想。
甄鸣就在电话那边苦笑了一下：“你真是高看我了。我一是几乎没有外出采访的机会，就是我们县里的官员都不完全认识；二是偶有机会同他们碰面，也全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无法建立起私人感情。再说，你也知道，我的性情有毛病，一般也懒得去张理那些狗屁洋骚的官员。伙计，我真是爱莫能助呀！”
因为也不过是不抱任何希望地顺口说说，因此，他也不感觉得失望。
⒍
甄鸣也要还他吴运的“情”。
三天之后，甄鸣就给吴运反馈了一个电话回来。
他听到甄鸣在电话里问他身边有没有人的时候，心就情不自禁地咚咚直跳：
“没有。没有。今天马镇长母亲满六十，都吃‘生酒’去了。”
他以为甄鸣接着就会告诉他，已为他联系好了一个他理想的好单位，比如城建呀水电呀民政呀等等，哪一个去处都会令他不胜欢悦的。
不料甄鸣却说，可以给他“操作”到一个“副县”的位置去。
他握着话筒的手就不禁一抖，脑门上也一股血直涌。他担心自己听错了，又追问一句：“你说什么？‘副县’？你又不是组织部长，不要开这种玩笑！”
甄鸣说他肯定不是组织部长，自然不是开玩笑；就是一个组织部长，也是不能随便开这种玩笑的。他说，他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在市委组织部当负责县级干部调升的干部一科科长。“你那年支持我的六千块钱并没有花冤枉，我把那两版介绍川岩的‘专版’和最近涉及川岩的新闻，要他先看看，再要他适当时向部长反映反映。你在川岩的业迹，是无话可说的，再加上我和我同学在大学四年都同一个寝室，他肯定得尽力帮我。”甄鸣说，也就是第二天，他的同学就把他吴运的情况报告给了部长，说部长显得若有所思似地问了一句：“柳河川岩吴运？是不是任书记、镇长满一届时，要回家看看儿子被群众拦住不让走的那个吴运？当领导就要这样受群众拥戴才行嘛。”
“据我的同学分析说，部长后面这句话算是对你作为一个‘领导’的一个明确肯定。事实上仅是接着的前面那一句话——他知道你回家看儿子被群众拦住不让走这一件事，就说明你在这位部长心中是挂得有‘号’的。”甄鸣兴冲冲不岔气地说，“你想想，在全市的近两百个乡镇中，落在书记、镇长（乡长）职位上的名字就有三四百号，又基本都是三年一换，调换他们时少不得都得组织部长过一下目，不说快频若走马灯，也与我们经常形容的‘让人眼花缭乱’差不远了——我都怀疑他们有几个人能够被组织部长把名字记住。而你，不仅被组织部长——惯例都是市委常委不说，还在前不久被明确为了市委副书记——记住了名字，更还有幸被他说起了群众要留住你的那个感人场面，说明你可能就要时来运转了。”
如果讨论的事情与吴运毫无干系，他一定会认为甄鸣如是这般的絮絮叨叨有嫌罗嗦了；可他这会儿偏偏就听得津津有味，听得心潮澎湃，听得热血喷涌，听得耳根发热。他希望经过这长长的铺排之后，顺利发展到那个令人感觉石破天惊的“副县”的话语实质。
“当然，”甄鸣说，“我的同学还不具备向部长建议就把你安排一个‘副县’职位的条件和理由。真正提议给你‘操作’一个‘副县’职位的还是我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同窗就是同窗。有一瞬间吴运真有些感动。尽管他非常非常想知道甄鸣实施“操作”的详细情形，但他同时也完全理解甄鸣此时完全不亚于他的兴奋心情，他完全理解甄鸣要表述成功的强烈愿望，哪怕这种表述在他听来已经冗长得像有意“卖关子”一样让他感觉得心跳激烈，他不时得探出一只手去胸口处抚抚了。
这会儿甄鸣又换了一个话语中心人物——他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甄鸣说，他们社长（兼总编）就是从他们县起步踏上官场“台阶”的，先后干过县农业局局长、县委办主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离开时的职位是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不堪官场的劳心劳力之苦，在几年间都不见更进一步的情况下，才挪到报社来从事一个比较单纯的业务工作，社长、总编一肩挑。
初进报社时，甄鸣就以他压在办公室玻板下的那张无疑已经被人使用得有嫌俗气了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条幅座右铭，给这位新领导留下了好印象；在了解得知比甄鸣还晚进报社的都有人作了他的领导，他也从无情绪依然一如既往地积极配合工作，更其让这位新领导对他刮目相看起来。不久，这位新领导在进行报社二级机构的负责人调整时，理所当然就把甄鸣已经当了好几年的那个周末部“副主任”转了“正”。
听说甄鸣打算帮帮他的一个同学，看了看川岩的那两个宣传“专版”，就主动说：“我也听说过这个吴运。他这些成绩，弄个‘副县’也不是哪样难事嘛。”
因为是从柳河县上去的，现在柳河县的一些县领导也多半都曾作过他原来的下级，他的建议如果没有触及根本利益，是会被采纳的。
甄鸣说，他就亲眼看到他们社长兼总编当即就给县有关同志挂去了电话，并也当即就得到了爽快的回答。
最后，甄鸣在电话里要他抽空去县里“看看”“走走”，如果手边实在空缺，可以先去他那里支借支借，他能够为他腾出一点数来。
放下电话好长一阵，吴运都颇觉讶异和不解：甄鸣是何时有了如许丰富的“经验”的？既有那么一种条件，他缘何又不想法再挣上一级“台阶”？
或者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够了“官场”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种战战兢兢情状？或者真是既无“官愿”，更无“官运”来着，也懒得去培植“官愿”，寻找“官运”？
后来，吴运又想，要是自己就在柳河生活，也是不会去挤那道“台阶”的；他甄鸣，更还生活在比县城柳河要视野宽广得多、要热闹喧哗得多的一个小小的都市，他“知足”他不去挤那道早已是熙熙攘攘、人满为患的窄窄的“台阶”，就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了。
吴运说，既然有这个可能，他就不妨去试试看；能上前一步——他开玩笑说，到时候，你要是还需要我给你完成广告“任务”，再多一点，怕也不成什么问题了；“不能上前一步，在县直找一个部门，也该方便、利索一点？”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甄鸣则表现得较有信心。
⒎
吴运之前，川岩的问题，特别是川岩的党政人事安排问题，让柳河县领导班子伤透了脑筋；而从吴运开始，不仅解开了那个党群、干群关系的“死结”，秋稂入库、税费征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等各项工作也一改往日，开展得一马平川，直追其他先进乡镇，不管是口头还是在心里，都不再还被县里的领导比喻成一艘摇摇欲坠的“破船”了；相反，还有几次被县里作为农村基层工作抓得出色的“典范”，让其他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来取过“经”。
不说刮目相看，但吴运在县领导的眼里，也着实变得份量不轻起来。
在川岩刚刚任满一届书记、镇长的兼职的时候，柳河县委组织部部长被明确为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找他去谈话的副部长被补上县委委员、组织部长的空缺。吴运接受同学甄鸣的建议，就先去“看了看”后来的这位组织部长。
尽管对于他们的关系来说，直到如今，都还是一如从前的上级和下级，但他们毕竟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同过事，那么事情就要让吴运容易启齿一些。
他还说出了他在市委组织部那位同学的同学的名字，以及同学的领导市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已经给相关领导打过招呼的事情。
见吴运说得言之凿凿，部长就答应等下个月开常委会研究乡镇人事任免事宜时，尽力“撮合”。
走出部长家，吴运又到组织部的老部长，现今的那位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家去了一趟。
在那位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家里，主人告诉他说，他已接到了日报社社长兼总编，也就是曾在这儿当过与他现今一样职位，更是曾经提拔过他的老领导打的“招呼”，他会尽力而为的。“更重要的是，”主人说，“你在川岩确实干得不错，有可观的实绩，解决了县委县政府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一块不错的料子。这样的人不提拔，要提拔些什么人呢？像你这样，既有知识，又有能力，也还年轻的同志，是应该压重担子的。”
⒏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方式：走下川岩镇党委书记的位置之后的半年时间，是吴运在川岩呆的六年当中的十二分之一，但吴运觉得，这半年只能有那六年的百分之一甚至还不止，因为它实在是过得太快了，真正只是一“转眼”；眼睛一眨，仿佛还是昨天。
昨天，吴运就是川岩镇的党委书记。
今天，他换了一个位置，成了川岩镇的人大主席团主席。
他不仅没能被“操作”到一个“副县”的位置去，甚至还没能回到县城。
早在市委组织部派人来到川岩对他进行任职考察时，他就告诫过自己，这最多就是开始画“八”字的一撇，千万不能得意；得意就容易忘形。
吴运，男，现年39岁，现为柳河县川岩镇党委书记，拟提任副县级实职。
到一道“任职公示”先后张贴在川岩党政办和印刷在甄鸣供职的那张市委机关报上，他也才相信是这个“八”字被画完了一撇。
因为柳河县的县级班子没有空缺，他被安排到另一个县去任“副县长”；就如同当年来川岩“代理”党委书记和镇长双职，要在稍后分别经过党代会、人代会进行一道“选举”一样，吴运“副县长”仍然要在半年之后的一次全县人代会上过一个“选举”关。
他把这一关理解成那个“八”字的最后一捺。
而这一捺，也如同他当年在川岩先后经过的两道“选举”关一样，他也愿意更多地相信领导的“意图”。他于是丝毫不怀疑这一捺会被成功画上。
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吴运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还是过多地“误解”了“官场”，自己几乎没有作出一点会让人事后惋惜和心痛的“投入”，还应该算得上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就地当上了一个县的“副县长”，“官场”又怎么会被一些官场小说描绘得那样肮臜和恶浊呢？许多人——包括甄鸣——对官场的嫌恶，可能本质上就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在作祟：要是给你一个官去当当，就不会那般极尽恶毒地诅咒它了吧？
如是轻松如是罗曼蒂克的心情，吴运保持了将近半年之久。
因为这样的心情，暂时指令吴运分管的工作，都被他完成得上下满意；只是时间总是太有限了，他仅仅才勉强熟悉全县各局级机关的负责人，“选举”工作就开始了。
他不知道甄鸣是从何处获得的经验——才从市委组织部报了到出来，打算顺便去报社坐坐，谢谢甄鸣和鼎力促成此事的他们的社长兼总编。刚在甄鸣的办公室落座，甄鸣就郑重其事而又语重心长地提醒说，下去以后，一心一意把要他分管的工作抓出色自是一桩题中之义的事情，千万不能马虎的是，要同所有相关的人士都把“关系”处好，因为你这个“副县长”才划出了“八”字的一撇，完成这个字的最后那一捺，笔就是他们握着的了；在划这最后的一捺之前，你还得委屈一下自己，当一阵子龟孙子再说，等写成了这个“八”字，你才可以扬眉吐气起来。
他笑着要甄鸣具体说说怎么个“委屈”法，以及要怎样才能当好一个“龟孙子”。
甄鸣也笑了：“我是班门弄斧了。你在官场戎马十来个年头，还要我来教你解破机关？不过话说回来，我虽说没能跻身其中，亲身感受和体验到它的艰危，可也耳闻目睹了不少，你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许多人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说机关算尽，抛掷钱财无数，总是绞尽了脑汁，打点得囊中羞涩了的；而你，光是县里把你的名字填上来这一关，都由我们社长一个电话就为你解决得妥妥贴贴了。你今天来请他吃一餐，因为高血压，他又根本不沾酒，又给你节约了多少？”顿一顿，甄鸣又说，“我的意思是说，越顺利，越要慎重，掉以轻心，又把这个名头抛洒了，就可惜得让人心痛。”略作沉吟，他的脸色陡的一下变得严峻异常起来，“刚刚——就在上个月，这儿就有一位从市劳动局下去‘选’区长的副局长，因为被区政府一帮人做了手脚，代表们就像电视连续剧《人大代表》里面一样，每人都得到了一张‘标准答案’，而‘标准答案’的内容之一就是要代表们不遵从市委的意图，偏要把这位副局长的得票数控制在当选数以下——只得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劳动局。只是因为市里决意提拔他，不久就让他去统计局当了局长。听说，好些地方都有悄悄给代表送‘红包’让他‘选’自己的事，你细心一点，如果到选举的时候，你们那儿也有这样的情形，你也不妨‘破费’‘破费’——俗话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你来说就是，‘蠃得青山好栽柴’呀，是不是？”
他就有些怀疑甄鸣平素对于“官场”表现出的清高是不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但他还是慎重地点了点头。
临选举前，甄鸣又亲自赶赴这个县，翻看了几页吴运分管工作的一些汇报材料，杜撰了一份关于吴运如何终日泡在乡村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工作认劳认怨勤勤恳恳，初到异地不久就蠃得了广大机关干部和城乡居民普遍称赞的人物通讯，发在了他任主任的市日报的“周末”版上——他谓之曰“舆论造势”。
只是天算不如人算。无论是“选举”开始以后，吴运如何倍觉难为情地一百两百地为他还不太熟悉的代表悄悄发送了累计上万元的“红包”，还是他甄鸣站在朋友的立场两肋插刀夸大其词的通讯“舆论造势”，都没能帮助吴运在“副县长”的位置上站稳脚跟，他还是以如果仅仅再增加一个当选名额就能轮到的选票数，重重地跌下了那张副县级干部的任命名单。
吴运不承认自己“破费”得不够，也不认为甄鸣的通讯“舆论造势”帮了倒忙——尽管，如果代表们都看了这期刊发有歌颂他的通讯文章的市日报的“周末”，逆反心理在所难免；但就如他本人，要不是这份报纸还有他的一位同学在那儿作编辑，他又哪里愿意抽挤时间和培育心情来阅读它？同样的，除了市委或相关的职能部门在上面登发了一些重要文件必须靠它得以了解和学习，或者其他重要信息需要从上面阅读得知，代表们也不会有谁来翻看翻看。他后来找到的惟一一个他认为合情合理的解释是：上面其实是早就有安排了的，让他来参加“选举”，不过是为了凑一个数。
因为上面如果真是要他“选”上，那么他是一定会被“选”上的，就像当年要在川岩让他同时“选”上书记和镇长一样；就算也如甄鸣所说的下到市机关所在的那个区去“选举”区长的那位市劳动局的副局长一样，他要被“标准答案”排除在外，市里也会让他暂时担一个副县级的虚职的。
但是他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
原因依然是“台阶”的比喻：要往上攀爬一级，原本就是一种体能的厮拼了；偏偏这“台阶”又呈扇形，眼见着是越往上越窄狭的，又加上了一种心智的考验，不善攀爬就无立脚处，有了立脚处调试不妥身体重心而又缺少一点援力，也即刻就要被挤垮下来。
吴运显然已经有了立脚处，不说继续向上，甚至没有丝丝援力可供他站稳，他就只得失望而伤心地跌落下来。
也还是通过甄鸣连夜去了他们社长兼总编家里一趟，要求他无论如何要他县里的熟人、部下关照关照，最后才在县福利院给吴运腾出了一个“院长”的职位出来。
吴运却不当这个“院长”；他说，你们还是让我回川岩去吧。
吴运回到川岩时，随身带来了一份任职文件，上面写着：“兹任命吴运同志为柳河县人大常委会川岩镇主席团主席。”
后来某一天，在川岩镇人大主席团办公室跟几位老同志练习书法的吴运，刚刚把自己请柳河县城一位篆刻名家雕刻，头一天才专程赶去拿来的印章，盖在一幅临摹的王羲之的行草上，一时就愣在了几位老同志对印章雕刻技艺的啧啧赞叹声中，两眼盯着“吴运”好半天痴迷着，身子定根了似的一动不动。
都问他“吴主席，想起什么了？”“想起什么了，吴主席？”
他恍然大悟如释重负似的一笑，一句话也没有说。
几人转而对某一幅刚刚临就的书法作品说三道四起来，吴运则重又靠近摆满纸笔的办公桌旁，猝不及防抬腕一抹，一时纸张飞舞，笔砚腾空，震弹的墨盒把一围的人都溅得花花糊糊而昏昏糊糊，张目结舌好半天没有问出一颗字。
甚至也不用等来质问，吴运头也不回就向门外疾步走去。
此刻，他很清楚，他必须想方设法极力控制住自己，否则，他担心会去杀人。尽管并不知道他到底被谁捉弄，他会去杀谁。
站在门外，望着空濛的天宇，吴运兀自有些悲怆的感觉：哦，既然天生“无运”，又何必让我去徒劳想往一遭？然后深深吸进一口气，莫名其妙竟至于声嘶力竭地骂了一句出来：
甄鸣，你他妈——混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