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一把钥匙

站在窗边鸟瞰出去的时候，他发现车来车往，人流穿梭，不见一丝消停——原来整个世界都是这般忙碌啊，而不仅仅是他。

因为他简直还不知道哪儿有配钥匙的摊点，而这样的摊点多半又就摆放在一些小巷道，那么他就得去一条巷道一条巷道地寻找，这无疑就很需要一点时间。也就是配一把钥匙，配一把小小的钥匙，就要花去不可能太短的时间，似乎不值，就拖了一个星期。

拖了一个星期，周四下午接近下班时，他本来已经计划妥帖，就在卸风锦江站下公交，先去道坳上，再去龙井巷，都找不到配钥匙的摊点，就等下一趟公交坐去凤凰台站，附近也有和尚田、犀牛潭两条小街，不相信，几十万人的一个城市，竟就没有人不配钥匙了。

可电光火石似的，他猛又想起还是得先去一趟教育局。

李一是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据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这个主任其实是没什么权的，仅仅一个科级的行政级别，两所小学的校长所以给他足够的面子，是因为这个面子并不值钱，比一般的熟人稍进一步就可能给，而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

用“老熟人”的身份，李一帮过他一个大忙：前后给所在河西和凉水井两个办事处两所小学的校长打过电话，要他们分别接收了他的一个侄儿和一个外甥女入学，因为都来城里打工的兄弟和妹妹两家，就一家租房在何西，一家租房在凉水井。

头些年，兄弟和妹夫携家带口，陆续到过佛山、顺德、英台，总不顺当，见哥哥学校毕业分来这座城市，二十来年似乎终于站稳了脚跟，就转移来到了他的身边。

便先打了个电话给李一，说晚上一起吃顿饭。就先去了他的办公室。聊到门外廊道上有了杂踏的脚步声，再各自给夫人电话请过假，也跟随出门随便找一家小餐馆，两人一起吃了顿晚饭。

李一不认为那个忙值得他为此破费要请一顿饭，那么他说的请客，最终却是李一签单。

往回赶时，城市已经灯红酒绿起来。

猛想起家里电脑上还搁着一篇文稿等着结尾，一时灵感也争先恐后似的在脑门响起嗞嗞声，便招了一辆的。才坐上，又突然鬼使神差地想起李一来：啊？原来也是姓“李”？因为几天前一次同学聚会，有同学从名册上不经意看到，竟有近一半是这个姓，就不禁感喟，说真是“名门望族”啊，眼下已经挤过“满天张遍地王旮旮角角都是杨”，而成为全中国的十大姓之首了。后来便饶有兴致去“百度”了一下中国姓氏，查到一个资料说，在大约11969个姓氏中，排名最末的“贶”（kuàng）姓，据说总数不过百人；其次分别是“难”（ｎàｎ）姓、“死”姓和“山”（yà）姓。而分别居住在安徽涡阳和辽宁彰武，总数也不过2000人的一个“山”姓，还都自称是岳飞的直系后代，因遭秦桧迫害逃往，再把“岳”字砍掉一“丘”，就有了这个新姓。祖上更曾建立过史上最兴盛王朝之一唐朝的这个“李”姓，一代一代的皇帝也尝多给子民赐姓，比如唐末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即因平叛有功，获赐李姓名国昌，后来还建立过短命的“后唐”。可见“名门望族”所言之不虚。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比如它们都是怎么姓起来的，他就懒得去想去查了。

才下公交走进办公室，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语气很拘紧，说是他小学同学，姓王，王二。

“王二”？一是兄弟和妹妹都迁来身边，父母也跟着来为他们煮饭带孩子之后的这么些年来，就很少回一次老家了。二是偶或回去一趟，也是来去匆匆，还多在年节，不要说小学同学，就是没考上学的中学同学，也是轻易难见一次的；而更少有小学同学考学出来，由于实在无法克服的显而易见的“身份”差别，他不去主动邀约，他们更无由大胆跨过“身份”差别的沟壑，来见他一面。

事实上他就从未去主动邀约过任何一位小学同学。

比如现在，他就实在想不起曾经的这位名叫“王二”的同学了。何况王同学还说，有头十年光景，他也都在深圳、佛山等地打工，甚至有五六年都没有回来过春节。

但他还是得表现出必需的热情：“哦，你好你好！我们怕是二三十年没见了吧？”

说是他读高中时，他们还是在乡场上见过几次的，某一次还一起在街头吃过一碗牛肉汤锅。他工作后的哪一年吧，随市里的领导去他们乡里视察工作，王二也正巧去乡里办什么证，两人打过招呼；只是没说上两句话，领导已经上车，他只得一步不离跟上车去。

对这些描述性的情节，他确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就算是吧。

然后他问有什么事。

就说，他有一个案子，明显是对方当事人仗势相欺，县法院却把他判输了，他已经上诉到市法院。如果那儿有朋友、熟人，请帮帮忙。

“老同学”到底有些情感牵引力，脑海里一度真还涌起过小学时玩过的斗鸡、骑马马，捅马蜂被蛰得脑袋肿成西瓜，偷人家橙子从树上摔下昏迷半天的诸多画面……还泅在这些画面卷起的汹涌波涛中，想都没想就慷慨应承了下来。

在这个叫做“城市”的地方厮混二三十年下来，既是政府设置的一个机构，而机构之间，也总有一些相互帮衬和制约的环节，要与一两个法官厮熟成熟人、朋友，大约还是情理之常。

好容易抽挤出一个空闲去了一趟市法院，大致复述一遍王同学说过的案情，就得到了法院朋友要看看县法院的判决书，再根据情况跟复审法官念念的答复。

走出法院大门，一边招的，一边给王二同学拨去了一个要他把判决书复印一份寄来的电话。

因为平时偶或也写点文章，更是市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也趁便在十好几年前就成了单位的“宣传干事”。领导是从一个县的宣传部长移位上来的，可能对“作家”先就有几分高看，便在口头上同时移置来了一个县委宣传部特有的“职位”，在本单位这么称呼他。当然，既是“作家”，又是“宣传干事”，也相应给予一定的权利方便。

“宣传”历来是各级政府、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他的努力，至少本市的那份机关报，就常常有本单位的“新闻”，本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多次受到相关领导的口头表扬和市委宣传部的授牌表彰不说，他更是几乎年年获评该报的“优秀通讯员”奖励。

但他并不认为，这些仅仅源于他在市报有一两位铁杆哥们，包括今年刚刚擢升的一位副总编辑张三。眼下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快捷，越来越失去秘密性，单靠一种朋友关系，就这么大一点圈子，报社也好，他也好，都不可能让自己的行为方式太“出格”，而招致“非议”。

当然，朋友关系肯定很重要，这就是，编辑编发和总编签审稿件，他和另外作者的文章同时摆放在面前进行取舍时，谁的文章会得到最终刊发是用不着怀疑的。何况，他还有一重“作家”的身份，报纸的副刊更是常有他见赐的各类佳作——少不得就因于张三的关系，他还是本市首位获得在该报“连载”小说的“作家”。只是那题小说写得似乎不成功，就是在市作家圈都没有引起一点“反响”。

刚刚成为单位“宣传干事”时，报社现已是他铁杆哥们的副总编张三，时任编辑部主任。张主任有一天愁眉苦脸对他说，报社新近出台了每一位编辑、记者都必须完成一定量的广告和拉“宣传专版”，或者联系到“协办”一两个栏目获取一点“协办”经费，诸如此类的经济“创收任务”规定。说他从分进报社就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不如记者有机会认识各路商家朋友，拉广告轻而易举；也不如别的编辑“有眼光”，善于从编辑的稿件中发现哪个单位部门尤其是一些企事业单位，“财力殷实”，领导又能意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然后鼓吹他们时不时提供材料来做几个“宣传专版”，或者“协办”几个栏目。

但某一次终于向他期期艾艾地提出来了：也想不出你们单位有什么需要打“广告”——就在我们报纸做几个“宣传专版”吧。

他以“宣传干事”为本单位宣传工作作出的积极贡献有目共睹，向领导建议拿出一两万块钱在当地报纸“协办”一两个栏目，要获得这么点面子还是足够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认真工作并且出了成绩，就有理由获得一定的“权”“利”奖赏。

好在，张三也是市作协的作家，两人因此就更是好朋友，每收到一笔他亲自送去的或“专版”或“协办”“特约”栏目的费用，都会在自己按照报社规定提取的“提成”比例中，分出50%来塞进他的荷包。

因为报社的这个“提成”规定也早已经不是秘密，而且别的同事也一直在这么做着，这样做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懂。于是他最终能够保存在荷包里的，又只有这一半的一半，因为领导无疑也清楚张三会怎么做。

第一次，张三向他递过一沓票子来时，他半推半就半天才勉为其难接收下来。领导也一样，最初也动作夸张地推搡了几个来回。

想起彼时的情形，他就情不自禁要笑。

笑了笑，他才若有所思似地发现，报社原来的编辑部主任，现在的副总编辑张三，已好几个月没联系他了。

一方面，眼下张三本人也已很少还写“新闻”稿，而考虑起怎么更多地写一些符合“作家”身份的“文学”稿来；一方面，身为副总编辑，怕也再不用执行拉广告、“宣传专版”或“协办”“特约”栏目的“创收任务”了吧。

就拨去一个电话，说忙得都好久不见了，晚上在哪儿“撮”一顿。

下了班向约好的餐馆赶去时，他一路在想：要不要提醒一下张三，他再收集点材料来做两个“专版”呢？

确实已经成了朋友，到时看看情况再说吧。

就两人，竟也边吃边喝边东拉西扯，直到张三的夫人打来电话，问他在哪儿，是不是才当上个古代的副“七品”，也学起了养“小三”来——这是他从电话中不经意听来的原话——才搁下杯子，微醺着各自打了辆的回去。

他组织材料在报纸上出两个“专版”的事，张三没提，他也就不便说。

便白白浪费了大半天和一个整晚的时间，尤其是一腔殷殷的心情。

手机上“叽叽”一响，摸出一瞟，是财务科（为什么不是办公室呢？）主任刘四的一条“群发”信息：同事陈五的岳母于今日凌晨五时去世，灵堂设天台山“蟠桃仙宫”。要前去吊唁的同事，请于下午五时三十分在单位门口集合，一起坐车前往。

正以为今天可以早一刻下班，去哪个巷道转转，找一处配钥匙的小摊了。

好在真不是什么非办不可的大事、要事、急事，也不沮丧，先就给逝了岳母的陈五发了一句手机短信过去：“请节哀”。

想一想，又给财务科主任——他省称成“财主任”——刘四发去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在单位食堂还是去天台山吃晚饭？”

要问这个问题也说得过去，因为都知道天台山食堂：宰人那是天经地义的，出奇的价贵和量少不说，味道也只有才出狱的饿牢子才能勉强扒一碗来充饥。

殡仪馆离城区不近，路途陡险固然可以看作一个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则是政府几年前出台的一纸“铁律”：为了减少占有有限的耕地，和对环境的影响，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或其家属过世，“必须”送往天台山火化，然后就葬在山上的“陵园”！

就因前往的道路险阻，殡仪馆所在地的办事处又把它租放了出去，成立了一家“天台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与最初的通讯行业设置的电话座机费、网话费、手机双向收费，等等若干“霸王条款”一样，在丧葬这个行道，这家“公司”也是可以“独霸天下”的，并在短期内不必担心出现竞争对手，落到也提出丧葬“淡季”打折多少（如何确定丧葬的“旺季”“淡季”就首先是个问题）、“连葬两人（或两人以上）”优惠多少、“大众灵堂”“地下灵堂”如何优惠、“凹地公墓”“背阴公墓”怎么便宜，诸如此类的“丧葬优惠”口号。真正要让眼下这家“陵园”公司在各类丧葬器具、饮食、公墓等等价格上甚至回归到一个基本合理的价位而不用“杀价”，就还只有管理它的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家里有多位亲人连着过世，而又没有得到如其他行道例定的诸多优惠，不得不出来主持“公道”那一刻。

也就因于另一个“客观”原因促成了前说的那个“主观”原因得以成立，这就是，凡人都要死！不管你去的是天涯海角，还是去的“蟠桃仙宫”，而且源源不断！

当然，能去到“蟠桃仙宫”，据说那儿倒真是一个人人都向往的去处，不少人也在电视、电影上见过，一度是孙悟空和他的猴子猴孙们的天下。能去到那儿，看上去就会比活着还幸福——如果真有。如果真有，就真心祝愿同事陈五的岳母，从设置在天台山人间的“蟠桃仙宫”去到天庭的“蟠桃仙宫”吧。但她只能让自己的灵魂飞去，肉体暂时还得搁放在人间的一方自然也是由“天台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叫做“公墓”的土石堆中，直到它慢慢化成也能搁放别人肉体的土和石。

陈五和他的郞舅、姨姊们要“天价”才能为老人购置到这方“公墓”，也是勿庸赘言众所周知的事情。

正在这么漫无边际联想，“财主任”刘四却打电话来了，因为听起来字数太多，发短信费劲费时：“你不晓得去天台山的路是好陡好弯？又那么远。哪次不走它个八九十分钟？来去耗在路上的时间就是两三个小时。上山了你也得待个半小时个把小时吧？关键是有些人今天还要加班——就只好去山上吃。你就将就一顿，回来再宵夜嘛。”

“财主任请我？”笑问一句；但“财主任”却“呸”了他一口：“你想得美。”

尽管有一个“呸”的音节，但根据这么多年爱读文章写文章养成的酌字斟词的“职业习惯”，要将“财主任”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他觉得她的语气可以不用感叹号。

本来私心里还是盼望着一个意外出现的，这就是天台山终于换了厨师。他本不挑食，在“美食”这一块简直还是助理职称的衔级，城里城外的各种宾馆、酒店、饭铺——人家开起的，味道总是过得去——他每每都可以作出狼吞虎咽状，大快朵颐一顿；可今年去的两次天台山——一次是一朋友的父亲过世，一次是一同事的舅父过世——两次都吃得他现今如不慎在正要吃饭时想起，就食欲顿无，与人话语交流时，更还会夸张地用上“作呕”这个词。

也有同事或朋友在多次听他用到这个词时，要表扬他难免“故作惊人之语”：“不过就一顿饭，你不吃又如何？”

不吃是不行的，因为他是少有地把每一顿饭都看得很重的人。

果然，快深夜十一点才从天台山返回时，他就去离单位门口不远，他最常去的那家“思南牛肉”面馆饕餮了一顿。

因为陈五有三个郞舅两个姨姐两个姨妹，都是有“面子”的人，老人健在时，似乎也没听说过几姊妹曾为其赡养问题闹过矛盾，那么送老人赶去“蟠桃仙宫”——不在“地下”也不属可搁放多台灵床的“大众”，明眼人其实也能感觉出“陵园”公司还是拥有着“优惠”可以给予的——要热热闹闹风光一场，就更不会有谁有意见：便依照八字先生的掐算，足足又让老人在天台山搭在人间的那处“蟠桃仙宫”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后两天竟从灵柩里溢出了让不得不靠近的人，又不得不有嫌失礼地把鼻孔紧紧捂住的腐臭味。

只要相关部门比如民政不以宣传封建迷信的名义，并不殚路途遥远车行不便去查处，“蟠桃仙宫”的主人，也就是“天台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或总经理，就愿意永远热忱欢迎每一位逝者的亲人都去请算一下八字先生，哪怕八字先生们也已正在越来越不笨起来，一次一次开出的“回扣”价码都会让经理或总经理心疼好一阵。

他记得自已的岳父过世时，陈五是连着三晚都去天台山守了半夜的，于是他也每天都在接近下班的时刻，要搭上陈五的车颠去山上一趟；因为他并不打牌，也就谁都能理解，在善魂恶魂四处飘荡游走的天台山，他独自一人能待多久。于是总是十点过吧，他也会搭上其他熟人、朋友的车返下山来。

也几乎每晚都要去一趟那家“思南牛肉”面馆。有时有人陪，有时就他一人。

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也就每晚都是来去匆匆。

早在半个月前的一天，上午才接到一条杨六同学的手机短信：某月某日下午四时三十分，送小女出阁，在东太大道“名城世家”酒楼敬备喜筵，欢迎光临。下午一进办公室，还没抽出椅子来坐下，同事黄七就踱步进屋，把一张菲红纸面上印着“喜结良缘”烫金四字的请柬搁到了他的桌上。

已经被手机告知了时间，还早着，打都没打开就把请柬插进了桌角的台历架下，留着一角以备提醒。

记得时间就是今天，抽出请柬打开一看，“封面”标宋印着从哪儿抄来的几行诗：

兰舟昨日系，今朝结丝萝，一对神仙眷侣，两颗白首同心，金宵共温鸳鸯梦，相知相爱同白首——

沉浸在幸福中的我们将许下一生的承诺

在这神圣的日子里

诚邀您共同见证我们的幸福

通俗易懂的信誓旦旦都越来越不被遵守，晦涩一点的“诗”，它的朦胧，它的“意向”，它的易碎，就更其有理由遭到背叛。于是都不用把它一颗字一颗字看进心去。

短信告知的是杨六送“小女”出阁，以同学的名义相邀；手边请柬上的落款却署着“小女”的“芳名”，以晚辈的名义相请。不消说，他肯定是“长辈”，“小女”自然要用“您”来称呼，不管所有受请无疑都被用“您”来称谓的人，能不能意识到它和“你”还是应该有区别，他本人却是因着这个“您”而顿然增添了一丝尊贵感，进而还打算为“您”加一点礼金进去。

这么想明显有嫌自作多情，嘴角竟不自觉地抽了抽。

既然请柬是请黄七转的，估计他也受邀，就拨了一个电话过去，要他四点出门时招呼一声——考虑可能遭遇的堵车，提前三十分钟应该正合适。

因为已经接受了一个要在四点出门去赴宴的信息，就不必黄七打来电话，提前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口；来到办公室门口刚刚站定，手机就响了。黄七听见响声一歪头，就放下电话跟了出来。

估计今天是个好日子。“名城世家”酒楼大厅，四角都各张扬着一张无疑都是酒楼设计的贴着一个大大“囍”字的条幅，都或密或疏地围着一圈人。

便要黄七分别去看看哪一角是杨六的礼台——为什么不与黄七分别去看看？要是看到哪一家是一时没想起自己而忘了送来请柬的熟人或朋友，你就得做出责怪对方“见外”的表情后，再掏出两三张四个伟人头来搁在台盘上了。而今天，却恰恰所带不多。

果然，就在黄七去到第二个插着“囍”字的人堆边瞄看时，就传来了他的几句责怪之语：“了啰！你的公子就娶媳妇了？咋不兴通知一声呢？”

耳聪的人都能听出这话明显底气不足。不管是不是也是自己的熟人，他真还在心里涌出来一丝庆幸。

既然并没有发来请柬，黄七摸出钱包捻出两张递到台上后，也就用不着去那儿吃饭，再瞄到一处时，就朝他扬起了手来。

真正开席，是在五点半都过了的时候。一桌就只他们两人互相熟悉，就不需劝酒，也不必“斯文”，几大口一刨，十几二十分钟过去，二人就差不多同时抹嘴剔牙离席。

走出酒楼大厅，天并不见大黑，却并没想起要去找找哪儿有配钥匙的摊点；却还记得今晚打算要改的一个小说稿，就马不停蹄赶了回来。

作家们时不时要自娱自乐组织一点活动，比如现在，他就接到市作协通知，作为“常务”理事，他受邀参加于本周五在石塘召开的本届作协第二次理事会，如能前往，请知会市作协办公室，并请务必于是日上午八时前赶到市作协，由相关工作人员安排乘坐车辆。

因为是市作协的第一批会员，二十多年写下来，累计就在各级各类报纸发表了近百篇长长短短的散文——当然主要还是发在本市的那张市报；就在去年，自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市作协主席的赵八，又从哪儿买来一个香港的丛书号，因公因私的原因，他得到“照顾”，被列入从协会报名的十名会员中遴选出的五位作家之一，分摊赵主席报出的书号价，以比省人民出版社不知便宜多少倍的价格，出了一本散文集。

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总有居心叵测的人要说，赵主席卖给他们的是假书号，说赵主席就利用大家都没有有关书号的任何知识，“投机倒把”在做书号“生意”——鉴于此，赵八主席亲自为散文集写了序，算是为他“消除”这些非议的“不良影响”。集子一出，又把他“选”成市作协的“常务理事”。赵主席还说，他们单位在市报刊发的那些“专版”文章，其实好多篇都可以纳入“散文”的范畴，而这些可以纳入“散文”范畴的文章，又恰恰就是他写的——便动员他再出一个集子，申请加入省作协后，“让那些就爱乱嚼舌根的人看看，莫非随便一个写作者都能成为省级作协的会员？”

便惴惴地谈起自己去年在市报连载的那题“小长篇”，但赵主席也认为他没写好，还不是一篇成功的小说，不值得为它出一个单行本；倒是这些“专版”文章，更具散文的艺术标准。

赵主席的建议，而且还答允继续给他想办法搞一个书号，只是价格可能要比前次那个香港书号贵得多——他就心花怒放忍不住蠢蠢蠢欲动起来。

当然就想着要与赵八主席再亲近一点。前往石塘时，就和另一个理事商量换了车位，与赵八主席坐在了同一辆小车。

他认为自己一方面是个唯物主义者，一方面又因自己是一个作家，作家又通常都敏感，敏感就免不了有时会唯心，比如他们快要到石塘县城时，就不慎遇到了一次车祸——注意，不是他们出了车祸，而是他们前面拉着一车重货的一辆大卡“黄河”，因为转变太急撞了人。他们撵上来时，几个人正站在车边的一摊血水旁叽叽嚷嚷，血水中躺着一个人纹丝不动。旁边一人对着手中的手机号啕不止。

他登然就袭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因为要赶时间，而且车子驶近晃眼看上去时，感觉血水中的人大约已经咽气，旁边的人又明显是在等着什么，交警也最有可能正在赶来，就稍一犹疑，还是继续前行了。

作为一个最基层的民间社团，“囊中羞涩”是用不着说的，就算市作协把每年的一次年终总结会放在市里开，其余的小说、散文、诗歌三次创作讨论会，和两年一次的理事会分摊到七个县（区），一个县（区）一个县（区）地轮过来——今年轮到承办第二次理事会的石塘县作协，市作协也是不忍心让他们过多破费的，再考虑到大部份作家都是“业余”创作，时间不容蹉跎、浪费，发给受邀代表的通知上就注明会期只是“一天”。

这几年本市已经县（区）县（区）通了高速，各县（区）之间最多就两个小时的车程。

于是会毕，觥筹交错一番，再没尽兴的，也只得作依依惜别状踏上归程。

车些才陆陆续续鸣响油门，就听得县城边随着一声惊天动地巨响，消息即如风吹来：一辆油罐车突然失滑翻下一个高坎，被一块硬石撞破油罐发生剧烈爆炸，碰巧有三人正从坎边路过，当场炸死一人，炸伤两人。

心里又一阵不安掠过。但不该他们管，他们也管不了，还是和赵主席一车人自顾向市里赶来。

天慢慢在黑起来是一个原因，后来经交警查验，对方司机还属于典型的疲劳驾驶——仿佛就为了印证他的不详预感，市作协一行偏偏就是他和赵八主席所坐这辆车，在离市区八华里左右的滑石坡，被一辆大卡车撞得在一面五百来米长的斜坡上滚了四圈。

很久之后，他都还认为这次车祸堪为一次生命史上的奇迹：除司机折断两根肋骨之外，他、赵主席和另两名同行，都只是四五天五六天就能出院的轻伤，哪怕小车已经翻滚得几乎报废；反是医生开给每一个人“重度惊吓”的诊断结果，让他们坐在各自的床沿相互对视一眼时，似乎都掩不住一丝狼狈。

他想起了上午路过那辆撞了人的大卡车“黄河”时生出的那一丝不祥预感：他发现自己的预感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提示，更是提前告知。不禁恐惧起来。

这都源自一个“作家”的敏感？

——老天保佑，以后还是迟钝一点好。

老婆周九先来守了他一天。

因为时不时有夜班，为了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自然是她把消息发给了在省城读大学的儿子吴十，吴十便在第二天凌晨匆匆赶回，代替了要上班的妈妈——哪怕他原本也很忙，除了功课不能落下，院里、系里，团委、学生会，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名牌大学教授、名师讲座，篮球赛、足球赛、乒乓球赛，校运会、系运会，书法（画）大赛（展）、辩论（演讲）赛、歌咏比赛、主持人大赛、文艺晚会，法制宣传周、校园商品交易会、联谊晚会、爱国教育电影月、宿舍文化节、厨艺大赛、社团文化节、班级联谊交流会，周末进社区、访敬（养）老院、到监狱听廉政报告，进村入寨访贫问苦做“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及健康调查，“留守老人”养老、病患就医调查，等等等等各种社会活动，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络绎不绝，层出不穷。忙累，但是充实。

第四天，他就无大碍了。

因为回来一趟，而学校也似乎正在开展的什么活动比较重要，并不经意絮叨了出来，他也不经意留意到了，便要儿子回去；说他也干脆出院算啦。

吴十见他起居行动都已和常人无异，就同意了一起与爸爸妈妈吃毕晚饭——也顺便庆贺一下爸爸康复出院，就去坐十点十分回省城的那趟高铁。

突然想起什么来，他又有些难为情似的对吴十说，现在，我就自个慢慢回去，你去给你妈妈配把钥匙来吧——就是那扇铁门的钥匙。

——他们家住的那套单元楼，共六层十二户人家。住来不久，就先后有四户被盗；和他们同住六楼的那户，说除了拿走才买来还没开盒的两台全网通的苹果iPhone 7手机，竟还橇开保险柜，把只要向银行挂去电话就毫无用处的两张银行卡也一并取走了。大家就商量，凑钱在一楼装上了一扇厚厚的铁门。

因为儿子还要在外读几年书，最终也未必会回来，每户分到一把钥匙后，他回家的时间段较为固定，钥匙就由他掌握，周九下班回家时，如果铁门碰巧正关着——这样的时刻很少很少，到现在为止也才几次——只要摁响门铃，他再下来为她打开。

当初选购这幢楼房而且偏偏是六层，就看中它是步梯，而且六层也不是太高，爬爬也正好让忙得感觉正在越来越不如的身体得到一些锻炼。但如果才上楼不久，周九又脚跟脚赶到，门铃一响他又得跑下六层再爬上六层，如果还是几次都集中在了一个时间段，也着实不好让人始终保持好情绪。

就想着给老婆周九配一把钥匙。却快过去半年了，一直没配成。

你去找找。他对吴十说，龙井巷呀，道坳上呀，和尚田呀，犀牛潭呀……这些地方应该还有配钥匙的小摊。我早就想着去配一把的，就没抽出时间来。有时间时又没想起这事。

那种小摊也只能是在这些地方——在儿子吴十看来，这也真是一桩比钥匙还小的事情，道坳上也好，龙井巷也好，就在家和他单位来去的公交车途中，随便抽一个时间，从卸风锦江站下车，左转几步是道坳上，右转几步是龙井巷——也如他本人曾经所想，如果这两处都找不到配钥匙的摊点，就坐下一趟公交去凤凰台站，附近也有和尚田、犀牛潭两条小街，不相信，几十万人的一个城市，竟就没有人不配钥匙了——哪时不好配，又哪里不能配呢？

看着儿子吴十出门去时，他没有捕捉到嫌麻烦的神色，尽管吴十也完全可以随口问他一句一天到底在忙些什么，因为也就是去配一把钥匙，实在并不是去做一件多么费时费力的大事。

看来只是没去做——爬上楼来要烧的一壶水都没开，吴十就回来了，一边递出两把钥匙给他，一边说，他出医院门口不远，就看见一条巷道，拐进去几步就发现了一处配钥匙的摊点。

他并没看出儿子有任何责难之意。

但第二天，周九下班回来时，却没能用儿子吴十新配的钥匙打开铁门——看来钥匙没有配成功。首先，没有哪一位配钥匙的师傅能保证从来无误，又无法把新配的钥匙就近插进一试；其次，新配钥匙和老钥匙半丝半毫的差异也很难用肉眼识别，吴十配好回来取出插进锁孔的，又偏偏是他原来掌管的那一把。

对这一点他倒是并不曾有几天前坐车时的那种“预感”，因为它与生命毕竟有着十万八千里都不止的距离。

打开铁门迎进周九后，他说，那就哪时再去配一把吧。

“哪时”是哪时呢？他也觉得这个答案有点玄，因为似乎哪时都忙得不可开交来着，尽管实在也理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