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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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遇见晏子非先生大约是二零一二年春，当时他在铜仁日报社工作，依稀记得出差在玉屏田平镇偶尔相识，闲聊中还聊到有关少数民族生育的话题。之前只闻其名，这次终于把晏子非与晏武芳对上号了。
有幸获赠其短篇小说集《夜奔》，忙里偷闲，除去出差时间，算是一口气读完，且边读边在书页空白处记下当时的一些感想。近日稍闲，才得以梳理成文，愿与诸君文友分享交流，敬请赐教。
一
《夜奔》收录了晏子非近年来发表的十个短篇小说，主题涉及下岗、偷牛、打工、三角恋、躲债,等等，呈现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现实人文原生态图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风貌，深刻揭示了时代变迁背后的矛盾冲突。细读《夜奔》，也许是因为作品中浓郁的乌江锦江地域性色彩映照了我某些类似的生活经历，感觉格外亲近，读起来“口感”甚好，给人以启示，令人沉思。
《夜奔》这个书名极富想象张力，陡然让我想到在夜空中飞翔盘旋的夜鹰，想到夜晚草原上为生存奔波、追逐的狮群、羊群、鹿群，还有在乡村或城镇的夜晚，为了生计依然不停劳作的芸芸众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的诗也不时闪现在脑海里。
“朱长民没有想到郭德芬今晚会回家。”《夜奔》故事在冷冰冰的冬夜徐徐拉开了大幕。《彩虹》的故事是从“吃年夜饭时”开始的。《眩晕》开头就交代：“秋萍从锦江小区出来时，街上的路灯已齐刷刷地亮了。”《阳光下的葬礼》是从一个春天的夜晚开始的：“三月十五的月光汪汪地流淌，从窗口飘进又飘出。黔芳与光伟就是农历三月十五日夜的月光中走进他们的爱情生活的。”《日暮河滩》开头一幕：“潮湿的雾气迷天漫地。我乘着载满煤炭的铁壳船顺流而下，在坚硬冰冷的河道碰碰撞撞狂奔了一天一夜。”《不死鸟》则以一个忧郁的夜开头：“夜，越来越深了，黄灿的歌声在昏暗的房间里悠悠地飘。谢晶沉浸在这歌声里，有一种欲罢不能的伤感。”小说集十个故事皆以夜幕作为背景，夜色是整部小说及故事背后的底色，它为小说故事背后的矛盾冲突奠定了主基调。
黑赋予了夜的神秘特性。每当夜幕降临，广袤的城市或乡村流转着夜之特色风景，人们似乎期待着什么，又担心发生什么，因为夜生活的主角或将引爆无限的可能。夜间众生相将次第登上夜生活的舞台，强烈的好奇心使我迫不及待。
二
有一种说法叫“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开始。”[1]晏子非先生原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后转行到文联。即使在新闻单位，他也是新闻、文学“两条腿”走路，这正暗合了他的生存路径和生活理想。
无论是企业职工下岗，还是偷牛、打工、躲债，等等，既是新闻素材，也是文学素材，子非以敏锐的“新闻眼”捕捉到了，比如《夜奔》从新闻视角可写成一篇精彩的现场短新闻，可子非有意要让“新闻结束”，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作家，他不囿于“河流上的波浪” [2]，还要深入“河流下的河床”[3]，探测底层的“富矿”，洞见别样的人生底色。
企业职工下岗，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朱长民原本是厂里的业务副厂长，也是业务骨干，他爱岗敬业，“厂里的每一条生产工艺，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螺丝钉，他都能闭眼想象得出来”，无不良嗜好，从不喝酒，有一个温暖的家…… 在改革的洪流中，由于“不暗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与虚伪的规则”，连遭重创，先是妻子下岗，然后是自己丢了“副厂长”的帽子，最后便“自动下岗”。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首先招架不住的是妻子郭德芬，她迁怒于丈夫是个“窝囊废”，妻子的冷淡、丈母娘的白眼，让朱长明失去了家的温暖与和谐。
人往往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在无奈和绝望中，善与恶的德行必然较真碰硬。遗憾的是朱长民的另一面太软弱，原本正直、善良的他在挫折面前，在生活的重压下，软弱的一面很快暴露无遗，甚至不堪一击。他从一个热爱生活、有能力、有和谐家庭的人到背叛自己的妻子、威胁恐吓发廊、到街头骗吃骗喝，从正面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面目狰狞的“痞子”形象。
诚然，人的命运有时自己无法掌握，朱长民前面是一片昏暗，他感到迷茫，他无法预知前面还会发生什么。
下岗是矛盾冲突的开始，也是根源。如何解决朱长民与妻子以及前面他所“犯众”的矛盾？在作者看来，只有到另一个世界才能和解。他的人生有太多峰回路转，他最后的“狂奔”能否逃出生活的阴霾？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改革意味着有阵痛、有牺牲。朱长民与郭德芬的“痛”与“牺牲”令人刻骨铭心。
朱长民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里。
三
在农耕文明里，人们对牛有着某种特殊的崇拜，因而牛成为许多文学作品描摹的形象。之前阅读过一些有关作品，如越南著名作家范玉进短篇小说《牛奴》[4],马仲星《牛缘三题》，牛的命运令人叹息。子非在《彩虹》中讲述了彩虹姑姑（当年的一个小女孩），因疼爱怜惜保护一头瘦弱牛犊黄丫最后变成“偷牛贼”的故事。小说没有一波三折的情节，却有着大量的细节描写以渲染烘托哀婉的情愫和意绪。
彩虹姑姑幼小而纸一样白的心灵容不下眼前刀光血腥的一幕，她要极力保护黄丫。当她被指责“原来她是想来偷牛，怕是穷疯了，真是人小鬼大。”她听不懂大人们的议论和指责，便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她辩解道“我没有偷你家的牛，我是去牵黄丫。”在一个淳朴、天真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心里，根本就没有“偷”的概念，只是她对瘦弱、多愁善感的黄丫深深的担忧、怜爱、依恋，导致她要不顾一切去“牵”黄丫。
孔乙己“窃书不算偷”，彩虹姑姑是“牵”牛而不是“偷”，她这样做难道有错吗？可冷漠、世俗、自私的大人们是怎样看待的？连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的爷爷也认为彩虹姑姑是偷盗行为，他真希望彩虹姑姑去投河自尽，以洗刷耻辱。面对爷爷的责骂，彩虹姑姑再次据理力争：“我没有偷，是看黄丫可怜，把它牵回家。”童心最真。正是爷爷的愚昧无知，给彩虹姑姑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一场大火毁灭了牛肉干厂，毁灭了一个豆蔻年华般美丽的生命，也毁灭了一个耻辱，摧毁了所有世俗的眼光和偏见，留下一声声叹息，当然也化解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和矛盾，剩下的是一堆发黑的人骨和牛骨。
如果用作家刘震云的观点“文学,解决了生死和青春的问题”[5]来看，彩虹姑姑和黄丫并没有死，因为她们的“骨骼”还在，这是“不死”的精神象征，彩虹姑姑永远是那个天真无邪、善良无辜的整天陪伴在黄丫身边的小姑娘。彩虹姑姑和黄丫在涅槃中获得了永生。
四
除了白日的劳作，许多人夜晚也停不下来。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杜国景就透露过，说喻子涵“喜欢在夜间作业”，“每一章散文诗所需要的文字都是在黑夜里一个一个拣来的”，“当白色诞生，世界就打破一切平静和庄严，有生命，有爱，有诗，有万千色彩”。[6]
我从子非的《眩晕》中似乎也看到了这“爱”“诗”及“万千色彩”。
城市往往最容易暴露时代的“病”和“痛”，却为文学的生长提供了养分。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兴起打工文学热潮，一批打工文学作家应运而生。印象中铜仁籍比较有影响的打工文学作家有田夫，其《感受广东》就是一个南下打工作家的心灵感受。
子非的《眩晕》当属打工文学，其中的秋萍是打工一族的典型代表。她在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铜城，也遇到了城市“病”和“痛”，这就是她“教育梦”的“痛”。
但秋萍一家是幸运的，她的工作主要是帮一些单位或家庭打扫卫生，虽然辛苦，但收入较稳定，“包月的一共十五家”。她自己不能生育而收养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偏偏有良好的音乐天赋，钢琴弹得好，还小有名气。杨老师的一句话，既戳到秋萍的“伤痛”，也点燃了秋萍的梦，更点亮了孩子的梦。因此，秋萍“咬了咬牙，发恨一定要为女儿潞潞买架钢琴。”
秋萍在圆梦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三次“眩晕”。“一架钢琴最少都要一万多”，仅凭打工收入何其难啊？“算嘛，虽然每月有两千多的收入，可要给你父母寄六百，潞潞练琴要四百八，还有房租，水电，生活费，还要应付人情事务，杂七杂八，还能有多少？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去年你爹生病，又花光了。”秋萍与丈夫庚宝面对生活的重负，能不“眩晕”吗？
秋萍忽然病了，可是病还没好，“公公”又从老家来逼要“一万三”的包墓费，秋萍头昏目眩，天旋地转。“秋萍做梦也没想到林教授夫妇会来看她。”林教授原来是为秋萍的行动感动了，答应将自家的钢琴送给潞潞练习。这让秋萍一家喜出望外，秋萍又一阵“眩晕”，这次眩晕不是“病”，是从未有过的满足。
“锦江”“锦都小区”“东太大道”“锅巴粉”，等等，都有“铜城”的地域文化特征，读来亲切自然。故事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小说。
五
晏子非每一篇小说的构思，总是在寻求突破，试图以更为绝妙的结构方式展开一个陌生而又惊奇的世界。这是其小说的一大特色，《阳光下的葬礼》便可管窥一豹。
从该文学文本的结构上看，分为“事件”“青春”“电话”“葬礼”四个主体部分，而在“事件”后面又嵌入“案一”“案二”“散页一”，在“青春”后面嵌入“散页二”，在“电话”后面嵌入“散页三”。 
这是一个互文性文学文本，文本之间构成一个较为复杂的相互关联体。文本总体结构呈现一种“飞翔姿态”的意象，正好隐喻了作家的创作精神。
文本叙写描摹了一对文人夫妻自轻的凄美爱情故事及情态。诗人寒隐从小城一个水泥厂下岗后，在当年水泥厂同事及文学难友现任副县长田振的关照下，“幸运”地到工业局上班，然而一个文人骨子里的清高和不识时务，又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一下子从局长身边的“红人”变成了被抛弃者，田县长再给他介绍到私企上班，他却不愿而打算专心致志搞创作，但不久他发现，当他静下心来写作时，再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文字了。诗人工作丢了，现在连自己的“精神支柱”也丢了。更为恼火的是，曾经田振的女友紫烟后来与寒隐结婚后，无生育，还患有抑郁症。真是祸不单行，一对靠低保维持生计的夫妻，在忧郁和孤独中自亡。一直以寒隐为仕途“垫脚石”的田振副县长，为寒隐夫妇主持举行了一场葬礼，送葬那天，刚当选为县长的田振，坐着那辆黑色的红旗轿车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边。两天前，人们还不知道小城中住着一个名叫寒隐的作家，现在，作家的死亡方式在这小城一鸣惊人。好个“阳光下的葬礼”！
文本以第三者目击现场的方式开始，“在一种极端的处境中展开冲突”[7]，其互文性的精神生发与生命演绎以及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结局，充分凸显了一个孤独灵魂的窘迫和困厄。
文学作品的张力，不仅需要作家驾驭故事的水平，还需要作家营造氛围的语言技巧。子非这方面的实力毋庸置疑。
“散页一”：“空气在交头接耳地传递着小话。一双双溜溜转动的眼里藏着一个个鬼胎……”“笔作为精神的拐杖，在偌大的世界找不到一个支点。”
“散页二”：“奔腾的血啊!奋勇地向前方，我看到了死亡的海洋，原来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驿站，收留着那些奔逃而疲惫的灵魂，让它们真实地倒下。”
“散页三”：“语言像风雨来临的星星，仓皇逃遁，失语是一种境界，这并非我空前绝后的顿悟。”“然而，世界恰恰是真理的刑台，是灵魂的地狱，是爱恨交织的网。”
这种散文诗式的文本语言，赋予并持续倾注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强烈风暴。
整体上看，这种互文性的表达，是“再现型、表现型、象征型三种文学文本相互渗透的多元呈现”[8]，更好地实现了作家“在理想寄寓与世俗伦理的瓦解和对抗中反思时代与生活”[9]的文学使命。其“反传统的叙述方式，多有内心独白，人物的陈述充满跳跃和矛盾，奇特的想象、哲理的沉思、冷峻的幽默、繁复华丽的文字风格。”[10]具有当代美国最出色、最重要作家威廉·H·加斯短篇小说的特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子非对小说形式的实践创新与突破，货真价实地支撑了他“先锋的姿态”[11]。
六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日暮河滩》讲述了一个落魄北漂多年的中学教师，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十五年后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和暧昧的方式回到故乡淇镇的所见所闻及悲戚际遇。
那盐市沟的石碑，街口那棵歪斜的麻柳，久违的乡音，物美街心转角处的油糍粑摊，封火桶子四合大院、吊脚楼，古朴典雅的“雅清香”茶馆……依次进入他的眼帘，是那样亲切生动，一幕幕往事勾起主人公无限的怀旧之情和伤感。
来到茶馆门前，见到曾经让“我”青春迷乱的田叶青——现在茶馆的老板娘，她已变成一个“打扮时尚、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这样的女人与淇镇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此时，“我”与田叶青、杨疤子之间的爱情纠葛又跳出脑海激烈厮杀，再次引发了“我”的胃绞痛。田叶青没有认出“我”，给“我”两片药、一杯水，吃后又给“我”5元钱，只把“我”当作乞丐般打发离开。此刻，“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觉得在没有力气走出这茶馆了。”“我感到一阵酸楚。”
就在这时，“我”又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在江边吟诗的“疯子”女人，田叶青认为“乞丐看上了疯子”，茶客也嘲讽“我”说：“你与她很般配哩！要不带上做你的媳妇?”“我感到一阵热气要把我吹散”。
通过旁人议论，“我”得知这位女子就是曾经崇拜自己、暗恋自己多年的学生。“我多想伸手把她揽在自己怀里”，但“我”没有，“在黑暗的掩护下，任一脸泪水无声地下。”正当“我”起身离去时，“一团黑影突然重重地落在前面的江水中，我问花儿，她不屑地说：‘别理他，他是一个疯子，一个花痴……’”
斜晖晚照，江面飘过一阵阵哀怨、愤怒、无奈、绝望、悲怆的歌声，淹没了河滩。
故事中的田叶青是“我”的精神，“我”是学生“花儿”的精神，“花儿”又是一个投江花痴的精神。在淇镇这个神秘而厚重的故土上，一场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交织缠绵，最终都被一江激荡的春水淹没。
淇镇是作家的故乡，更是他的精神原乡，可是当他重回故土，发现故乡消失了。回不去的故乡，除了重构，便只剩下怀念。
晏子非小说的地域性极强。不仅《日暮河滩》，还有《灭亲》《阳光下的葬礼》《彩虹》《还债》等篇什，都具有浓郁的乌江地域文化因子和乡土情怀，深深打上了“边地文学”的烙印。可见，晏子非是真正“想用自己的文学图景构建一个外在的、可视的灵魂的世界。[12]”
七
作为短篇小说，晏子非十分注重小说的谋篇布局，尤其注重小说结尾的精巧构思。
看《眩晕》的结尾：“她又一阵眩晕，猛然一惊，以为是病情复发了，待她清醒过来后，才知道不是病，是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样的结尾堪称神来之笔、点睛之笔。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她在村中走动了。”这是《灭亲》的结尾。茂登伯娘大义“灭亲”后，自己也随之在村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老人是不是玩“人间蒸发”？给读者深思与回味。
《还债》也是一篇打工文学，其结尾也耐人寻味。“我转身准备离去，浪浪忽然说：‘知道你父亲是被谁杀的吗？’我猛然回头，愣愣地看着浪浪，惊诧地问：‘谁杀的？’浪浪看着我笑而不答，眼里掩饰不住得意的神色……一阵恶心涌向喉咙，我急转身，匆匆离去。”这样的结尾，像猜谜一样，让你惊喜而失望，失望中又隐含一线希望。
包含《奔丧》在内，晏子非小说结尾“藏的艺术”[13]发挥到了极致。
八
晏子非先生说，他的写作与生活距离较远。纵观其小说集，我认为其实他的作品现实感很强，始终“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关注他们的生生死死”。朱长民、彩虹姑姑、秋萍、寒隐……“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处于生活的最底层，处于一种生存的极端状态，这无疑是作者自我生存地域环境恶劣的投射。”[14]因为，晏子非曾说过，“‘夜奔’一词是偏执的，疯狂的，也是诗意的，一如我这几十年的人生。”[15]他认为他与小说里的普通人物是一个阶层的，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因此，我可以说，主人公的遭遇就是作者的遭遇，他（她）们的痛苦就是作者的痛苦。杨绛先生说过：“当你身处卑微，才有机缘看到世态真相。”正是对现实生活有着逼真的极深的文学体验和丰盈的创作想象，才使得晏子非获得了作为新闻难以具备的、独具博大阐释空间的艺术张力。
“夜幕”对晏子非而言是一个特殊的语境，从其作品不难看出，他喜欢夜色，或者说习惯在夜间行走。虽然黑夜没有白天那么明亮，而对他来说，却拥有“躲在暗处看明处的从容与放纵”[16]。
文学点亮生命之光。文学对晏子非而言，就像谢晶心中的那只“不死鸟”，“每当夜色降临，那只鸟就扑凌凌地飞腾起来……”在许多艰难的岁月里，是文学陪伴着作家度过漫漫长夜，滋养精神，孕育出人生新的希望。恰如晏子非所说：“只有文学，让我保持着一种飞翔的姿态，看到一丝不灭的希望。”[17]当合上《夜奔》文集，我仿佛看到，在无数个夜晚，作者就像一只夜鹰，以一双明锐之眼，如一盏探照灯聚焦在街巷、乡村左冲右突、逃避或回环的每一个羸弱生命，努力探寻夜幕下人性的“隐秘与深邃”，并试图“温暖那些孤独的心灵。”[18]这或许是其创作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短篇，小说只截取社会生活的一幕或一组镜头，让人目睹“夜奔”者的生存状态，巧妙艺术地“呈现现状与问题”[19]，达到引起读者共鸣、警醒、反思的目的，已是难能可贵。而要回答时代之问，一般不是短篇的使命。不过，如果作品在挥剑拷问世道人心的同时，能够力所能及地帮助“夜奔”者举起手中的火把，力排面前的困苦，重拾前行的信心与坚毅，也许更符合读者大众的预期。当然，作家没有一味“迎合”阅读预期，这就是他作品的特别之处。
期待晏子非先生佳作频出。
注 释
[1] [2] [3]陈仓：《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到底何为（评论）》，第150页，《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2期。
[4]范玉进（秦晓洁译）：《牛奴》，148页，《世界文学》2018年第5期。
[5]刘震云：《文学，解决了生死和青春问题（评论）》，152页，《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7期。
[6] [15] [16] [18]晏子非：《夜奔》，第005-006页，第189页，第041页，第19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版。
[7] [9] [14]隐石：《我们如何拯救自己——晏子非小说印象》，《铜仁日报·梵净山周末》2010年7月10日“文苑”3版。
[8]王一川主编：《文学概论》（第二版），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第52页，2016年版（2019.4重印）。
[10]叶丽贤：《美国作家威廉·加斯作品小辑》，《世界文学》2018年第5期，第7页。
[11] [12] [13] [17]孙向阳：《心灵的守望——黔东作家访谈录》，第231页，第229页，第228页，第22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19]庄鸿文：《现代性视阈下的乡土叙事》，《梵净山》，第128页，2018年第3期（总第191期）。
（刊载《梵净山》2020年第1期；《劳动时报》2020.5.28第4版“书香影花”；入选《贵州文艺评论》杜国景、李晶 主编，2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