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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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昨日晚饭后，闲逛城中步行街，发现一地摊上横七竖八躺着大小不一、厚薄有度的旧书。好久没遇到旧书摊了！忽觉眼前一亮。
初看，只是些农业、医学类的科普读物。俯身从刚被其他顾客翻乱的书堆中逐一检阅，《历代狐仙传奇全书》《红楼梦诗词选注》《普希金诗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旧版书籍依次进入视野，有的是线装书如砖头厚，有的是铜版纸封面装帧精美，最早的1986年8月出版第1次印刷，最晚的是1991年8月出版，原定价最低一册1.35元、最高的一书15元，选中10本现卖价共75元。这些书不同程度有些破损，经比对和衡量，我决定买下了。
有意思的是那本《红楼梦诗词选注》，先是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小男生拿着与卖主讨价还价，与《周公解梦》合计相差4元钱，主人坚决不卖，小男生将书放回原处。我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拾起那本《选注》一瞧便不舍放下，毫不犹豫地以5元成交。几分钟后那位小男生又转到摊主面前再问那本书卖不卖，摊主对着我说他已经买了，那个小男生起身离开。
临走时，摊主有点恭维意味地对我说：“从你买这些书可看得出来你是个知识分子。”我笑着说你看走样了。
事后，我想那个小男生因4元差价未买成想要的书，也许是他认为这两册书只值这几元钱，也许他是一个穷书生就差那几元钱而无奈，就像学生时代的我一样。他现在肯定惦记这书。当时真该为他添上几元钱让他取走，我有些后悔。
自古以来，大凡文人都爱书、藏书。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坚持做到“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常常“忙里偷闲，驻足旧书店或旧书摊买旧书。”作家余秋雨称：“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可见其藏书之多。
我连半个文人都算不上，但爱书、读书、藏书的习惯与文人们相似。大学期间，即使生活窘迫，常有捉衿见肘之状，还是不忘节衣缩食适当买一些书。我的第一单微薄稿费便用来买了一本崭新的《现代汉语词典》。参加工作后，买书的频次和数量与日俱增，凡外出只要有机会必逛书店，并购买三两本喜爱的书。当然，也有部分新书是作者朋友赠送的。日积月累，藏书逐渐增多。最后一次搬新家，我订做了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小书柜，大柜占据了一面墙，但还是没能满足上架的需要。
我的藏书有新书、旧书，其中旧书数量占了约三成。当然新旧是相对的，十年前买的新书，现在肯定成旧书了。这里的旧书，专指购买或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本身就已经陈旧了的书。
旧书，一则来源于购买。买旧书最初是迫于经济原因，主要是在大学阶段，条件不济又想买书，只得寻找旧书店或旧书摊（跳蚤市场）。后来发现旧书店有的品种或版本从新华书店也买不到，即使有的能买到但价格不菲，便有意识地“淘书”。真正学“淘书”，是1996年国庆节跟着二哥去贵阳花溪玩耍，沿着花溪湖畔闲逛，不时会有以卖旧书为主的地摊呈现在面前，跟着其他闲人围着地摊慢悠悠浏览，在那些乱七八糟泛黄却弥漫着浅淡油墨味道的故纸堆里搜寻着，希望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终于“淘”得一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回来还盖上自己的篆体藏书印。二则来源于继承。岳父生前，尤其是年轻时也是一个“书淫”和文青，积累了不少藏书，《四书全译》《四书五经》（竖排版）《金陵春梦》《话本小说》等中外文学名著、国学经典，等等，均购于20世纪八十年代。岳父生前还有著书出书的梦想，遗憾的是夙愿未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有我对那些旧书感兴趣并决定留下，用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扎得满满一袋。回来后，用湿布将所有书皮上的灰尘、污渍清擦一遍，晾干后再摆上我的书架，就这样算是继承了岳父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看到一则故事，据说，某大学有位教授为了使自己一生的藏书不至于在他死后流散，某天他对着书房反复思量，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只可惜这样的女婿实在难找。我与岳父对文学及书的爱好纯属巧合。我在继承他的藏书之前，并未看到过如前所述“教授寻婿”的故事。岳父若在天有灵，一定可以放心他的藏书不至于流散。
此外，有个别旧书是“托管”的。间或走亲访友，喜欢观察其书架，如发现有自己喜爱的书，不免开口相借，美其名曰“书非借不能读也”，连毛主席也曾向黄炎培老先生借阅。如遇到不太爱惜书的亲友，对我的“借”口持默许态度，而且事后对于还不还书、什么时候还书也无所谓，这时我就想，既然这样，这书放我这里也许比放他（她）书架上更安全，不如勇敢地承担起“托管”职责。坦率地说，这种行为是打着“托管”的幌子满足一时之私心。我不知道这跟孔乙己“窃书不算偷”有无两样？如遇到藏书大师马太龙先生，则定被骂作“窃书非雅贼”。
我的旧书大多出版年代久远，书的“年纪”均过不惑之年，甚至知天命；封面设计简明、雅致，清新、脱俗。内容大多是文史哲方面的，尤其是古典文学，还有马列经典著作，有的书有多个版本，如：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四大文学名著。再就是一些“奇异”的古书，如：《诸葛亮文选》《南方来信》，等等。有的虽然封面陈旧，书皮或横断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印记，但字体依然暗香盈溢，力透纸背；有的封面残破，甚至边缘被老鼠、书虫啃噬得像刨子刨过一样，但内容依然完整清晰，文字灼灼其华。
一个阳光的午后，坐拥书房，品味淡淡的旧书香，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灰头土脸的旧书，联想到它们的身世，不禁五味杂陈。它们本是高贵的，居庙堂之高，处书香之家。怎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庙堂险遭风雨摧残、书香之家人去楼空，它们便命运多舛，或如风尘仆仆的历史老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亦如轻薄的废纸被扔进垃圾堆或火坑；或像被遗弃的宠物狗流落街头进入寻常百姓家，几番沉浮，几易其主。它们有时显得忧郁、落寞，惆怅于滚滚红尘中随时都有遭到遗弃的新的风险；它们有时显得孤苦、清高，苦于茫茫人海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来到我书架上的旧书们，我不知道曾经有着怎样的遭遇，无论如何，也算是让它们获得了二次生命，由此，那些猥琐、灰暗的文字又重新灵动起来、阳光起来，不经意照亮了我曾经昏暗的书屋和灰暗的心房。为此，我常常不由心存感激。如果，未来的某个日子在街头的某个角落与其它的旧书们不期而遇，定会毫不迟疑地邀请其屈居寒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着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生生不息。书籍的命运如何，直接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发出“我死了之后，这屋子书将何去何从？”的世纪担忧，我也想到我那些藏书今后的命运，倍感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的未来女婿是否有如我当年对待岳父藏书的命运的担当？
（载《梵净山》2018年第3期；《贵州作家（微刊）》2018年4月2日以《藏书之忧》为题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