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权威

“《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阳明的名篇《瘗旅文》、《教条示龙场诸生》。”这是《彩绘全注全译全解传习录》﹝（明）王阳明著；思履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0（2018.8重印）﹞一书第8页的一句话。该书封面标注的是“国学典藏馆”“超值全彩珍藏版”。

看到这里，我打了问号，记忆中《古文观止》收录王阳明的名篇有三：《瘗旅文》《尊经阁记》《象祠记》。立马查阅原典《古文观止》，确实没有《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我想，既然是国学典藏馆收藏的，一定算是经典著作吧。经典的本质特性是权威性，而该著经典的权威性毫无疑问被大打折扣。

“经典”之“经”引自《诗经》《道德经》等之“经”。经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解释，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都是经典。艺术经典如《高山流水》《广陵散》《二泉映月》等；文学经典如《窦娥冤》等四大元剧；小说中国四大名著等；哲学经典如《共产党宣言》等。尤其是那些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单称为“经”，如老子、论语、圣经、金刚经。《易经》被称为经中之经，位居群经之首。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一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

经典有标准吗？如何才能成为经典？我想，标准肯定有，但世界各国的标准可能有差别。不过有一项核心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经典的价值定位，“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如中国文化及传统思想的“孔孟老庄”，英国文学的莎士比亚，法国文学的雨果，俄罗斯文学的托尔斯泰，这些经典已上升为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共同经典。

朱自清在《〈论雅俗共赏〉序》中回忆道：“这回重读那篇小文，仔细思考，觉得有些不同的意见；又将《佩文韵府》引的材料与原书核对，竟发现有一条是错的，有一条是靠不住的。因此动手重写，写成了比旧作长了一倍有余……”这种严谨负责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这又让我想到，在《人间词话典评》一书里，卫琪指出王国维先生一个小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应是柳永的名句，《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却误为欧阳修的。这是我在纸质书刊上第一次见到有人纠正这个错误。后来，我在《科研境界》【见《修身与治学》，沈阳出版社，2009.7（季羡林文丛：纪念珍藏版，2011.4重印）】一文中，发现季羡林先生引用王国维“三境界说”这个“经典”时，依然认为“那几句词引自欧阳修的《蝶恋花》”。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副作用”也显现出来，如文化市场一些文化乱象令人担忧，尤其是一些粗制滥造的读物，披着“经典”的光鲜外衣，大摇大摆、毫无羞耻地充斥市场。如“某作家误把明代归有光和张岱视为先秦作家；某作家把《诗经》‘七月流火’”中指称星宿的‘流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炎炎烈日；某作家错将《易经》中的‘大亨以正’一律写成了‘大享以正’；某作家误用典故、古典诗词和古代文化知识。”（《沈杏培：文坛需要这样的“求疵者”》《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1期）

如果广大读者没有一双火眼金睛，如果这样的“经典”谬误不被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不仅会误导大众，贻害读者，而且让文化蒙尘，影响和制约经典文化的传承发展。如此“经典”泛滥，那么经典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与权威。

究其原因，窃以为主要有二，一是受商业市场潜规则的驱使，部分作家或著者与出版商形成利益联结机制，有的出版商干脆绕过作者或著者，唯利是图，不负责任，生产“垃圾文化”，以讹传讹。二是有关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管缺失缺位，导致出版商肆意妄为或者侥幸蒙混过关。

如何解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要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大力弘扬优秀传统经典文化。二要树立精品意识，严格执行经典的标准。三要提升个人素养，坚持“求疵”的态度和良好文风。四要完善监管体系，严格落实监管责任。五是文化受众要擦亮眼睛，提高辨识度，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毛姆说：“每个人自己就是最好的批评家。……你在读，你就是你所读的书的最后评判者，其价值如何就由你定。”有这样的自信是必要的，但不可盲目自信，避免自大与偏狭。

在向往经典、研读经典、传承经典的过程中，只有全社会同心协力，人人挥舞批评的利剑，以诚实负责的态度，去伪存真，求真至臻，真正的经典才会绽放其权威的光芒，权威的经典才会永流传。

 （首发《劳动时报》2020.7.24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