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没想到与久违的文友田儒军居然在思南县城的一次会上“偶遇”。会后他匆匆赶回家,随后又匆匆送来亲自签名的两部文学作品《周家桠记忆》和《蝶变》。如此礼遇,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来说最是感动,除了莫大的荣幸外,还有一份隐隐的压力,或许只有认真拜读作品才是自我解压之道。
安元奎先生似乎会看“相”,他认为“儒军更像一儒生。名虽有一军字,人却一身文气,待人儒雅,甚至偶有迂味。”拜读田儒军大作后,又联想到元奎老师看的“相”和“儒军”的“为人”,一个可亲、可感、立体的“文”“人”印象渐渐清晰起来。
踔厉前行:从业余到职业的转身
细想起来,与田君初识大约是在新千年伊始,当时他在县政府办做领导秘书,一段时间联系过我所在的部门工作,一来二往很快就熟悉了。那时的他个子高挑,脸庞清秀,常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文质彬彬,一说一个笑,一看就是个大秘书模样。后来他到亭子坝乡挂职任乡党委副书记,在组织一次村级文化活动(农民擂台赛)中,邀请一些县直部门参加,我作为一个部门的副职也受派前往凑凑热闹,不出所料,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很受群众欢迎。据说,挂职期间,他做了许多惠及民生的善事,被安元奎老师记在心里,称赞他“很敬业,在踏实地为老百姓做事。”此间,他还业余创办了一个“边乡文苑”网站,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反响不小。是我孤陋寡闻,之前只是觉得他是个当领导的料子,并未发现其业余文学雅好。
2011年我离开思南工作后,很难见到他。据说,挂职归来的他,当上了县文联副主席。之后,不断获悉其文学上的成就,比如,2016年他荣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刊物奖),2017年出版了散文集《周家桠记忆》,可谓一鸣惊人。这对于一个身处基层的文学工作者或文学写作者来说,实属不易。
自2016年起,贵州省先后出台了《关于“文军”征战深度贫困地区助推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2017—2020年)》《贵州省“文军扶贫”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全省“文军”队伍以笔为剑向贫困发起总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田儒军迎来人生重要转机,毅然投入全省“文军扶贫”队伍,2016年担任思南县合朋溪镇荞子溪村第一书记,2018年调瓮溪镇联盟村任第一书记,这一干就是5年。
在这场伟大战役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工作节奏和压力,有的想逃避,有的抱怨不休,有的干脆“躺平”。但他平心静气,迎难而上,沉下身子,埋头苦干,曾经在亭子坝乡的挂职经历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使他在“文军”扶贫道路上毅然“雄起”。他不仅是参与者、见证者,更是组织者、推动者、践行者,充分运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调动各方积极参与其中,收效明显。比如,在荞子溪村走访遍访过程中,发现好多家庭因学致贫,便在微信朋友圈上呼吁各界人士献爱心,很快获得了爱心人士的响应。在联盟村驻村期间,他发现猴子沟自然风光优美、独特,就决定将其打造成乡村旅游景区。他将该景区美景发到朋友圈,号召大家捐款捐物献爱心,很快得到县内省内的同学、朋友甚至北京、上海、杭州、广东等外地爱心人士积极响应。他还先后组织两次大型文艺采风活动,邀请文艺家走进猴子沟撰文推介,让这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景区成了网红打卡点。当时在朋友圈里看到这些动态,我就感言“文军”扶贫真是一种好办法,但愿有更多实干型能人加入“文军”扶贫队伍。
五年来,他扎根乡村,投身火热生活,不仅以身作则切实为驻村群众办实事,还经常深入自己的扶贫点以及挤时间到其他扶贫点实地采访,见证和感受思南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用心用情记录和反映脱贫攻坚伟大壮举及其历史性成就,真切地践行了文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功夫不负苦心人,2017年他荣获铜仁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2019年获思南县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发表文章30多篇,其中《明月初照王家沟》获得铜仁市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征文三等奖,《62号界桩》和《汤家坝的魔术师》分别获得2018年和2019年铜仁市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
由此看来,“儒军”是名副其实的“文军”,是“文军扶贫”的优秀代表,更是思南扶贫战线上的文艺“轻骑兵”。
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说:“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自觉的,因为知识分子身处文化领域,对文化最敏感,会首先发现这个时代该做什么。”20余年不变的文学初心,使田儒军从业余文学爱好者变成了职业文学工作者及职业作家。如今,他已成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无论是早期的业余作家,还是后来的职业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田儒军,其勤奋敬业、文化自觉、责任担当精神都是令人钦佩的。
精神还乡:从现实到历史的回望
古往今来,大凡诗人或作家都怀有浓厚的故乡情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此诗表达了唐朝诗人王维强烈的乡思之情。《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冯骥才的天津》等作品,可读出现当代一些著名作家与故乡之间特殊的情缘。
田儒军在外奔波多年后,故乡情结更加刻骨铭心。他超然于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深情回望故乡,用十余年的时间,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走访了本村多位老年人、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等,全面盘点村里的地理、历史、文化、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立足当下,深挖故乡尘封的历史,用58篇文章和14幅黑白照片全方位记录了周家桠村的历史状况以及村庄变化,映照周家桠的山川风貌,汇集成23万字的散文集《周家桠记忆》,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精神还乡。
从书名看,所谓“记忆”,有历历在目的清晰轮廓,也有忽隐忽现的模糊“片段”,明明暗暗,皆为记忆。
从内容看,全书共分三辑:“村中人事”“寨寨留名”“史海捞针”。第一辑“村中人事”,从《最后的硝工》到《最后的难关》,从《第一名共产党员》到《第五个研究生》共40篇。第二辑“寨寨留名”,包含周家桠、花园、丁家屋基、当湾、木瓢盖、青杠坳、金鸡岩、石山岩、李家沟、长林坝、河底峡11个村寨景点,一寨一文。第三辑“史海捞针”,收录《我们从何而来?》《田家六口碑祖坟传说》等7篇田野调查。三辑合一,构成一部沉甸甸的村落史。
周家桠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曾经是一个人神共居、人神共舞的神秘乐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独特的文化景观。《最后的端工》《最后的反王》《最后的神医》《最后的瓦匠》《最后的花灯》……《第一个会凫水的女人》《第一个人民教师》《第一个加工坊》《第一个亿万富翁》《第一个下岗工人》……周家桠的“老班子”“顶子坟”,当湾的“犀牛阡”“五公洞”……无论是涵盖“七十二行”的N个“最后”和N个“第一”的“村中人事”,还是凸显地理文化符号的“寨寨留名”,其背后都蕴藏着生动精彩的故事,有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从“最后”到“第一”,又从“第一”到“最后”,体现了周家桠村“人事”发生到消亡的过程以及互为转化的辩证关系;“寨寨留名”不仅仅是山川风物介绍,其丰富的内涵、优美的文辞或可作为周家桠村文旅导游词。德江籍作家沈应雄这样评价:“《周家桠记忆》应该说是一本奇书。”“为故土立言,儒军为我们开了一个先河,《周家桠记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读《周家桠记忆》,不能不想到冯骥才。他很早就指出“中国所有村落没有村落史,所以我们丢了什么村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对后代负责?”新世纪初,冯骥才发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开始对濒临消失的古村落进行抢救与保护。
或许田儒军受冯骥才先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影响。“记录三百六十行中有关人和事,给后人留下一个片段,告诉他们,前辈们所经历的变迁,以此再现家乡近百年风云。”这正是本书作者创作的初衷。可从书中感受到,抢救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村落文明,是本书的核心所在。周家桠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悠悠的土家山歌,原生态的哭嫁歌、薅草歌,神秘的傩戏,别具特色的花灯、狮子灯、驴子灯……构成了周家桠村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田儒军对周家桠神秘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如痴如醉,不遗余力收集、整理,倾情讲述和书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这些“老古董”在渐渐消逝。“除草剂除掉了野草,顺便也除掉了这些靠野草而生活的歌谣。”“回忆消失了狮子灯,我们该拿什么文化对后辈作交代呢。”田儒军对这些“最后”消失的文明怅然若失,一种“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境油然而生。
“周家桠为什么不姓周?为什么周家桠全是田姓?为什么我们能听懂千里之外的四川话,却对百里之外的铜仁腔听得那么费劲?”田儒军对故乡历史的隐秘充满好奇,他以史学家的学术精神作了艰辛的探索,为的是弄明白“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目标追问。
传统古村落不单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糅合了一方百姓的生活、历史、宗族、民俗等人文概念,承载着悠长的情思乡愁。田儒军之于《周家桠记忆》,恰似刘亮程之于《一个人的村庄》。村庄赋予了他精神的密钥,让他以特有的方式走进村庄的秘境,悄然进行有深度、有温度的审美创造,承载他的文学理想及艺术境界。
“20世纪70年代,公路从花园穿寨而过,2011年变成了柏油路。田儒刚的吊脚楼、石院坝,石朝宣的龙门,田儒兵的石院坝、酒厂,花园曾经的标志性建筑,被公路两旁的白瓷砖房所取代,渐渐有了街市的味道。现在仍有几个倔强的老人坚守着原先的老屋,或酒或歌。密密匝匝的老屋越搬越稀,花园正从青瓦雕楼渐变成高楼街市。”原来“拥有多个第一”的“花园”,被现代物质文明肢解得面目全非,渐渐模糊的故乡周家桠给田儒军留下的是一抹淡淡的乡愁。
作者擅用白描等手法对立传的人物和村寨进行勾画,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富有个性。如“阳升老爷盘子脸,山羊胡,中等个子,长袍马褂干净、得体。”“他中等个子,身体如砖瓦一样硬扎,经得起日晒,经得起雨淋,经得起冷冻。”寥寥几笔,“老爷”和“瓦匠”仿佛就站在你面前。难怪安元奎先生称《周家桠记忆》为“乌江流域第一本富于文学色彩的村寨志。”
田儒军对周家桠的倾情付出,已发挥了不可小觑的社会效应。2016年,周家桠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传统古村落”。
周家桠是中国传统古村落的一个缩影,《周家桠记忆》饱含了作家的情怀,彰显了史学家的抱负,传承了志学家的遗风,是思南县传统古村落人文精神的代表。它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百年周家桠,进一步增强了作家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致敬时代:从历史到现实的仰望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说:“报告文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体,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有社会担当、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学。”评论家丁晓原将这一类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概括为“国家叙事”。据笔者观察,近年来《人民文学》的“时代楷模”“新时代纪事”“光的赞歌”、《中国作家(纪实)》及《光明文化周末》中的“中国故事”、《人民日报》副刊的“逐梦”等文学报刊有关栏目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均属“国家叙事”。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为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国家叙事”丰富生动的题材资源,也催生了一批产生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贵州而言,省文联主席 、省作家协会主席、贵州文学院院长、作家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作品《江山如此多娇》就是典范,该作品于今年8月25日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作为全省“文军扶贫”的一员,田儒军直接参与了脱贫攻坚从精准识别到精准施策、再到摘帽验收的全过程,亲眼见证了精准扶贫给思南乡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亲眼目睹了驻村干部、基层一线同志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感人场景。他以此为契机,一连创作了22篇报告文学作品,出版社收录其中18篇在《蝶变》中。
脱贫攻坚的主阵地在乡村,产业扶贫、农村公路“组组通”、 异地扶贫搬迁、持续推进“两不愁,三保障”是贵州打赢脱贫攻坚的“四场硬仗”。《蝶变》中的作品内容大多以乡(镇)村为主,涉及思南县胡家湾乡周家桠村、瓮溪镇汤家坝村、大寨村、安塘村、联盟村,合朋溪镇王家沟村、秦家寨村、荞子溪村,三道水乡周家寨村、大河坝镇鹅溪村,孙家坝镇双山村,比较全面反映了思南县这“四场硬仗”的主要做法、经验及成效。主要反映产业扶贫的有《62号界桩》《张诚和他的红薯情缘》《双山李子“嘎嘣”脆》《茶在山上梳辫子》,突出异地搬迁扶贫的有《唱着花灯去万山》,反映教育扶贫的有《还能更好》,反映综合施策精准扶贫的有《汤家坝的魔术师》《明月初照王家沟》《“租来”的乡长》《瓮溪扫雷记》《秦家寨:一座“皇城”的前世今生》《神仙手臂粗又长》。
作家田儒军深入脱贫攻坚主阵地的前沿,扎根生活的沃土,不仅要亲自干扶贫帮困的实事,还要挤时间深入一线,贴近干部群众,仔细观察,入微体察,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深入采访,充分获得创作的第一手素材,将一个个村庄告别贫困的故事娓娓道来。尤其是聚焦一村一人,以小见大,塑造了一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物形象,真实呈现鲜活的人民群像。如《汤家坝的魔术师》中的“下派科局级支部书记”许朝友被群众喻为村里的“魔术师”,让人印象深刻。脱贫攻坚最难改变的就是群众的思想,许朝友就善于做群众工作。“唉,你们都是官,我这屋里很少有官来呢,坐下来脏你们衣服、裤子噢。”“不是什么官,是为大家服务的!”这是许朝友到贫困户安锡军家里访问时的对话,一句贴心的话,他一下子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如果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没有恰当的方法点子,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群众的,但是许朝友做到了。前段时间在央视热播的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大山里的女儿》第五集中有句台词“永远不要把教育农民变为教训农民”,令驻村书记黄文秀深受感动,并对照自我反思。也许,许朝友同样深悟这句话的道理。我认为深度贫困村汤家坝“蝶变”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贫困群众的思想变了,精神富了。要做好群众工作,许朝友就是生动的榜样。《最后一公里》的思想教育工作也与《汤家坝的魔术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报告文学难写,难就难在其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把握上。田儒军力求运用描写、对比等多种手法增强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避免写成长篇通讯或者深度报道。如《62号界桩》《唱着花灯去万山》等作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62号界桩》中的田茂明,退役后回到家乡立志创业,繁荣地方经济。母亲认为他眼高,将钱撒在荒坡野岭,前期投入100多万元养牛、养羊、养鸡,如同丢进河里,泡泡都没冒几个,他还不收手,又投入100多万元栽果树500多亩,扶持了乡亲,却苦累了家人,不划算,对他恨铁不成钢。他的壮举和善举终于引起了当地党委政府、上级的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支持,给周家桠村群众带来了福音。该文立意深远,意境宏阔,结构精巧,综合运用借喻、描写、插叙、对比等文学手法,读来引人入胜。当初我在《梵净山周末》头版拜读后,深感这是一篇真实可信、文学味较浓且有力量的佳作,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同一层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堪称上乘之作。后来我把此文推荐给我的与田茂明类似经历的朋友阅读,希望他能从中受到启迪。
作者还将题材触角延伸到历史纵深处,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勾连,在今昔对比中表现新时代精神和价值。如《秦家寨:一座“皇城”的前世今生》《神仙手臂粗又长》等作品,在时空上为村庄的“蝶变”提供无限可能。
一个个村庄依形就势自然生发,又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中持守与变迁。如《62号界桩》《“租来”的乡长》反映了周家桠村在传统村落保护基础上积极推进活化利用,充分挖掘传统村落的自然山水、历史文化等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使传统古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今天的周家桠村和身处其中的村民,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跑与嬗变。
《蝶变》用同一支笔真实、生动、全景式地记录了思南县脱贫攻坚的新进展、新成果,为读者描绘出移步换景的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历史画卷。它是对作家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的一次全面检阅,集中体现了田儒军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致敬新时代、从历史到现实的仰望。
当然,一部作品篇与篇之间难免参差不齐,个别作品新闻性强于文学性,这也是作为报告文学初创阶段难免的。坚信田儒军今后的作品“还能更好”。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指出,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必须走出“舒适区”,向着历史的深度、社会的广度、生命的力度和艺术的难度进发。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田儒军始终在奋进。
“柏香火把不易熄灭,绵长耐用;不用时,它火星不熄;要用时,在手里摇晃几下,它就能燃起来,燃得慢,熬的时间很长。”“晃一下火把,感觉稍远的地方有一些亮光。”“夜深人静时,我们摇着葵花秆悄悄来到主人家……我们又摇着火把往回赶。”传统的周家桠人习惯剐柏树皮制作柏香火把,或者用干葵花秆当作夜行的照明工具。上述文字就像文学的火光在《周家桠记忆》中不时出现。
在阅读《周家桠记忆》和《蝶变》中,“火把”意象也反复浮现在我的脑海,仿佛看到一个摇着文学火把的人,夜以继日乐此不疲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村庄,用文学的方式聆听历史足音、仰望时代,为时代存真,为人民立传,不停地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群峰间放光。这个人就是田儒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