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

堂哥是我们村第一个跳出农门、分到城市工作的人，曾是全村人的骄傲。20多年前，我有幸考入堂哥工作所在城市的大学。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堂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从此，我顺理成章成为远方堂哥家的常客。

记得堂哥当时30多岁，已是两个小孩的父亲。女儿上小学四年级，儿子还不到三岁。嫂子一表人才，没正式工作。或许当年就是冲着堂哥这个体面的工作而委嫁于他的。他们家住在离汽车站不远的一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职工集体宿舍里，两楼一底，砖木结构，天楼用瓦盖的。堂哥家住二楼，大约四、五十个平方，客厅正顶上还有“亮瓦”，从农村来的我感到很新奇。当时，堂哥家的小日子还算过得有滋有味。可好景不长，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卷进这个城市，堂哥家的命运渐渐发生了逆转。单位改制，职工下岗分流。堂哥没有更好的去处，只好“内退”，每月只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基本生活费，维系一家勉强度日。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用钱的地方不断增加。有限的收入显得捉襟见肘。强烈的危机感不断支配着堂哥四处找工作。可是“再就业”之路何其漫漫？堂哥好不容易在市中心大十字新华书店旁一个不太起眼的位置找到一个小摊位，做了一个移动式的小货架，卖一些香烟、火机、矿泉水、餐巾纸之类的小杂货，晚上还帮一家公司看管仓库。利用这个机会，晚上就将小货架存放到这个仓库里。不久，这里搞开发。摊位被废了，那家仓库也被拆了。堂哥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的这“双份工作”，无情地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再次推向生活的边缘。

生活的压力逼迫堂哥继续寻找新的工作。就在原新华书店对面，两个商业门面中间有一过道，顺着过道纵深约5米处有一个破旧的厕所。因城市功能建设的需要，有关部门把这个改造为“公厕”，有偿向市民开放。堂哥抓住了这个机会，有幸成为该厕所的“所长”。从此，他便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职业。

他一边管理“公厕”，一边在公厕门口继续经营他的小摊生意。这一干就是将近20年。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工作。几年后，偶尔来这座城市出差，本想借机看望堂哥。可开始两次都没见着，敲门无人应，手机已停机。我估摸堂哥是不是搬新家了，手机换新号了？又一次出差到这个城市，吃过晚饭没事到市中心闲逛。突然内急，看到前面有个公厕，就匆匆前往。走近忽然发现收费的这人就是堂哥。我一下子既惊喜又惊诧。喜的是好久没有堂哥的音信，不曾想到在此偶遇。诧异的是这公厕的“主人”竟是堂哥。堂哥见到我也是大吃一惊，继而显得有些难为情。

那天，我跟堂哥谈了很多。我认真倾听着他和嫂子诉说这些年生活的际遇。两个孩子都考到沿海城市上大学了，房子还是原来的那个破旧房子，有时还漏雨。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要来上班，晚上要熬到九、十点钟才收班。堂哥和嫂子轮流值班，早晚都要从家里送饭到值班地方。每个月除了交公厕承包费和上税外，勉强能够维持生活。在同他们摆谈间，有个匆匆到此上厕所的人，递上100元大钞就急不可耐地进去了，出来后才找零钱，堂哥又把那一张钱还给他，说到：“没零钱就算了！”待那人走后我悄悄说，哥你这本身就是小生意，都这样做你不更亏吗？他说：“人不能太过精，有时与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这一刻，我对堂哥和他这份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我调到这个城市工作后，与堂哥见面的机会又多了。前两天，我又去跟他闲聊。说着说着，大家都慨叹日子如此之匆匆。堂哥说，当时你在这里读大学的时候，你这侄儿侄女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现在两姊妹都大学毕业了，都不肯回来工作。眼看堂哥年近六旬了，这些年虽然过得很艰难，有时难免遭受嫂子的怨骂，可他从不发脾气，仍热保持着20年前年轻的样子。

谈到下一步打算时，堂哥说，就是希望房开商早点开发我们住的那一片，等有了新房子，就叫丑毛（儿子小名）回来接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