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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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当代文人学者都在持续关注研究“贬官文化”，近来读《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深感王阳明的遭贬经历与明清时期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及“王学”的影响力，应是中国古代“贬官文化”的一个缩影。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读书人以做官为最高人生理想及价值追求。但是，宦海沉浮，稍不留神便有遭贬谪的危险,轻则被降职逐出京城,重则被流放到几千里之外未开化的蛮瘴之地。南方烟瘴之地、西北绝域、东北苦寒之地，成为帝王打压文人官员的最好选址，其中房县、儋州、伊犁、宁古塔便是古代四大著名流放地。
而这些蛮瘴之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往往与该地的贬官有很大关系。远离京城，来到谪居地，大多贬官不甘堕落，奋发有为，或寄情于山水奋笔疾书，或兴学育才贡献才智，或兴办民生实事建功立业，得以名垂史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贾谊、张九龄、李白、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元稹、李德裕、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王阳明、纪晓岚，等等，便是典型代表。其中以唐宋时期居多，唐宋八大家除了苏洵外，其余均遭贬谪过。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书中对“贬官文化”作过重要阐述。后来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大多学者谈及的“贬官文化”仅指诗文方面。
笔者认为，“贬官文化”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贬谪期间创作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即“贬官文学”；二是贬谪期间为地方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姑且称作“贬官教育”；三是谪居地遗留下来的有关名胜古迹，姑且称作“贬官遗迹”。
贬官们虽然政治上失意，人生受到委屈，却秉承忠君报国为民思想，以己所长并以“洪荒之力”对抗蛮荒与蒙昧，“在文化的荒漠上，开辟了一条文化苦旅”，“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了一道亮丽的色彩”，最终搏得一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和兴盛，缩小了偏远地区与中原文化教育的差距，这是当地人民及文教事业的幸运。从而树起了一座座独立、忠直、高洁的士大夫人格精神的文化丰碑，在辽阔的大地上交相辉映。
“贬官文学”摇曳生姿
史上大多数贬官都是优秀的文学家，《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线装经典·中华美文》等典籍中，都有其相应的优秀作品入选，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名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摇曳生姿，永绽光芒。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楚辞”体开创者。在流放江南的岁月里，他忧愤交集，写下了中国古代最瑰丽的抒情长诗《离骚》，也是世界诗歌史上最雄奇的诗篇之一。
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第二年创作了《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全诗借一个沦落天涯的琵琶女的可悲遭遇来抒发自己仕途失意的愤懑，成为有唐以来长篇叙事诗中最突出的名篇之一。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游历永州山水，写下《永州八记》《江雪》等名篇，《柳河东全集》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苏东坡一生，波澜起伏，回环曲折，年届六十二岁的他终被放逐荒凉的海南儋州。虽历经磨难，他却像关汉卿“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深刻的人生思考使他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谪居黄州期间，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传世美文，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流放海南期间，整理杂记文稿，汇集成《东坡志林》，还完成了为《尚书》作注。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林语堂称道“苏东坡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他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天才的多面性、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
乾隆三十三年，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谪戍新疆伊犁，三年里，他对边疆生活怀有浓厚兴趣，所作的一些见闻笔记，后来整理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可贵的是，他以饱满的激情创作结集了《乌鲁木齐杂诗》，包含160余首七言绝句，真实记述并讴歌了西北各族人民开发建设边疆的壮举。
“贬官教育”风生水起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书院教育是古代一种教育方式，起源于先秦时期，宋朝时发扬光大。唐宋以来，许多官员将创建书院、讲研义理学问视为一种可以自豪的政绩，希望以书院长育人才、开启民智、移风易俗。饱读诗书的贬官们，虽然政治上失意，却不忘教育之职，在其努力之下，所到之地教育事业日渐兴盛。
唐朝贬官王义方，到儋州任吉安县丞后，为黎族子弟讲经授学，是岛上传播中原文化第一人。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把中原的教育和文化带到了岭南，兴办州学，捐出了在潮州任上八个月的所有俸银，用于乡校的办学费用。还“以正音为潮人诲”，推广唐朝普通话，从事语言规范化工作，一个近乎茹毛饮血的社会得到革新，被潮人奉为神。
晏殊贬知应天府期间，极重视书院的发展，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晏殊开创大办教育之先河。
苏东坡把儋州当第二故乡，创建东坡书院，自编讲义，自讲诗书，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他被贬的三年，儋州乃至海南这块“蛮夷之地”读书蔚然成风。姜唐佐就是苏轼培养的海南第一位进士，从此开启了海南人“入朝为官的时代”。海南因此而文化日盛，人才辈出。
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触怒擅政的宦官刘瑾，贬至贵州龙场驿做驿丞。龙场在当时处于“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蛮荒之境，他克服重重困难，著书立说，创办龙岗书院，聚众讲学，从学者三十余人，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旋即受聘主讲于贵阳的文明书院，开黔中讲学之风，流风所至，各地相继创办了二十一所书院。从明初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贵州共建官学四十七处。王阳明在黔讲学，对于贵州书院的兴起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贬官遗迹”古朴生辉
随着后世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开发、利用及旅游文化的兴起，古代贬官遗迹现在往往成了旅游观光、凭吊古人的文化景观。这样的名胜古迹基本上包含了哲学、思想以及文学、书法、绘画、建筑、雕刻等方面的艺术形式，是综合直观呈现“贬官文化”的理想载体。如韩愈纪念馆、柳侯祠、岳阳楼，等等。
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堪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贬官岳阳后，常与文人迁客登楼赋诗，以后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群玉等大诗人接踵而来，写下了成百上千篇佳句。后人把范仲淹作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大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和邵竦篆刻并称为“天下四绝”，并树立了“四绝碑”至今保存完好。
苏轼堪称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在儋州，除了著名的东坡书院、苏公祠外，流传下来的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表达了人们深深缅怀崇敬之情，“他的人格精神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千年来始终闪耀在中国历史的星空。”海口“五公祠”是为了纪念唐宋朝时期贬谪到海南的五人而建的：分别是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李光、赵鼎、名臣胡诠。
阳明洞因王阳明谪居此洞而得名，其著名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重要思想及被《古文观止》收录的千古奇文《瘗旅文》便出自此处。洞旁现存清代建筑数座，石刻题咏甚多。洞口崖壁上，有题刻“阳明先生遗爱处”，后人称为“阳明小洞天”。如今，这里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游人络绎不绝。
(注：本文见《劳动时报周末》2020.6.5第3版“漫话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