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误读”

“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你信吗？

看到这句话时大吃一惊，它颠覆了我对“误读”的定式理解。

据说这句话是20世纪后半叶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说的，而且他有一本畅销书就叫《误读》。恕我孤陋寡闻，还从没读过，就迫不及待地网购了一本（吴燕莛译，中信出版社，2015.3），果然书本封腰上醒目地印着这句话，我以为这句话就出自本书某篇。

该书1963年出版时取名《小记事》，“取这个名字是出于谨慎，同样出于谦虚。”后来英译本改为《误读》，艾柯说是因为“从字面上直译毫无意义，我更喜欢称其为《误读》。”

这是一本“仿讽体”文集，被称为“戏仿文学开山之作”。本书收集的是艾柯在一家文学刊物做编辑时所发表的文章，主题涉及天文、地理、古希腊神话、人类学、大众文化、媒体等。书中“插科打诨、装疯卖傻、天马行空、颠三倒四的文字”随处可见，贯穿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观。据译者介绍，艾柯善于生造字词，“那些从典故、名著、历史人物中变形出来的句子、人名和故事，你常常不知何时才能弄完眼前短短的一页。”正因为难懂，书虽然不厚，仔细看完差不多花了一个月。遗憾的是，从头至尾我始终没看到“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句原话（至今怀疑是我看花眼了）。

序言末尾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仿讽体”：“大多数英语读者不会熟悉《约婚夫妇》，但是只要知道我是把对乔伊斯作品的阅读的理解运用到了早至19世纪早期的经典著作就足够了，它的风格和叙事结构更令人想起（比如说）司各特（Walter Scott）,而不是乔伊斯。今天，我意识到新近许多有关‘解构阅读’的习作，看起来仿佛是受了我的仿讽体的启发。这恰恰是仿讽体的使命，绝不要怕走得太远。”

看得出，艾柯对“仿讽体”很自信。现在回顾这段话，不由联想到另外一批书名含有“误读”一词的图书，如《百年误读》《误读的浪漫：关于艺术家、书籍与巴黎》《误读红楼》等等，是否也是受了《误读》一书影响或启发？

曾在《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和第4期）读过《狄青：精读、略读与误读》《周思明：阅读的迷思与正道》，一比对才发现后文主要是针对前文一些观点而作的。比如，狄青说：“比起略读，最不靠谱的还是误读。”其“误读”分两种情况：“一是他十六七岁时读经典，误以为读懂了，其实没读懂；二是对‘阅读胶囊’的误读，即对那些助人成功、幸福、减肥以及对文学经典的浓缩版读物的阅读。”对此，周思明表示“不敢苟同”。

周思明认为，“阅读是读者的个性化行为，不存在所谓标准答案。越是经典，就越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越是经典，阅读时就越是会发生‘误读’；对读者来说，读经典要抱着不怕‘误读’、接受‘误读’、从‘误读’中发现真义的思想准备……阅读也要分层次，读帮助人自我生存之书，也读帮助人自我实现之书，让骨感的现实与丰满的理想融合，也许是阅读正道。”

我觉得周思明先生说得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完全赞同，想来狄青先生也会雅量心悦诚服。

说到对经典的“误读”，《误读红楼》算一绝。作者闫红坦露心迹：“看《红楼梦》，一定要趁早，趁早去看，才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王蒙老先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评‘红’、讲‘红’、考‘红’、借题发挥‘红’者多矣，自称‘误读’的只此一家。”“她（闫红）的‘误读’实际上是活读，就是用自己的经验、性情、信息、聪明来补充阅读的所获，用活生生的生活来解读作品；同时以作品解读自己的人生。”可见，“误读”经典是一种境界，没有一定的功力难以达到。

而在马振骋的笔下，“误读”呈现的是一派浪漫色彩，尤其是“关于法兰西的浪漫，在不断的误读中生长，却比你想象的，再深刻一点、再热烈一些。”他在《误读的浪漫：关于艺术家、书籍与巴黎》一书序言里说：“文章是我写的，阅读则是别人的事。读者理解到什么，也就是我写的什么。”

也许，对“误读”的众说纷纭都是伴随西方“解构主义”思潮而来的，它强调“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其目的是扩大文本的阐释空间，促进意义的增值。”“突显误读所具有的一种发现、补充、重构的功能。”正是由于“误读”，才使得文学文本的丰富意蕴得到不断的释放，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是此理。

“误读”原本是一个贬义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读错字音”；“错误地理解”。从以上论述中可见其语义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变成了褒义词。

我们最怕遭遇作为贬义的“误读”，而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比如，西方对中国的误读，美国对世界的误读，甚至天下秩序也被误读。文化及制度的差异是造成这种“误读”的根本原因。《美国为什么误读了世界》一书的作者保罗·皮拉尔告诉我们，“美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构成了一个棱镜，它使美国人看待周围事物的方式变得歪斜、扭曲和斑驳。某些时候，扭曲非常严重，让他们根本看不到某些东西。”其实质是“错误观念的国家经验与根源”。《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一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急于想向西方澄清那个‘被误读的中国’，但最终却发现，那个所谓被‘西方误读的中国’，很多时候是我们‘误读’了人家的解读。”

看看《被误读的天下秩序》一书，你就知道为什么天下不太平。“误读”天下秩序，必然导致对时局的误判，结果要么两败俱伤，要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虽然其“让国”之举以及“东宫图治、平定齐乱”的“显绩”令人称道，但他还是霸业夭折了，为何？除了苏辙认为的“国小德薄”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天下秩序的误读”，对时局和形势的误判，最终决策失误。

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的误读，都是一种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确有道理。只是，面对误读，我们要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对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误读”当然要大力提倡，但要遵循人文科学的客观规律，传播正能量，不能搞“异端邪说”。对自然科学则要力避“误读”，这要取决于理性与正义的力量以及反思与良知的洞见，努力构建一个文明和谐、开放包容、安全持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见《劳动时报》2021.1.21 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