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会智
网站用户
认真品读《劳动时报》10月23日“漫话·说史”版面刊发的《“波神”传奇（上）》一文后，感觉这是“笑李飞叨”系列又一篇力作。
“伍子胥过昭关”是一个被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历史典故，大意是：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幸好他俩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伍子胥一连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也白了。东皋公有个朋友皇甫讷，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于是，在东皋公一番精心策划和“包装”下，让他冒充伍子胥，使伍子胥俩险中蒙混过了关。《史记》等史书对此多有记载，历代民间也流传多种版本。
如何写出既保持典故的“原汁原味”、又富有时代新意的作品，这对作者是一个“大考”。可喜的是，作者“飞叨”没有让读者失望。
《新伍子胥过昭关——“波神”传奇（上）》究竟有何特色，“新”在何处？
总体而言，全文虽然篇幅不长，但信息量大，亮点不少。全文结构严谨，情节新颖且引人入胜，语言简练不失活泼，细节描写生动感人。
首先，人物出场很精彩，令人震撼。典型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确实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史上，钱塘江两岸经常发生潮水泛滥，咸水入侵，农田受淹的潮灾，有时，潮水冲进两岸城镇，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人为鱼鳖，街市行舟。传说这是“潮神”所为，公元前484年伍子胥被夫差赐死，投尸江中。吴人敬仰其忠烈，认为其忠魂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便尊为“潮神”（又称“波神”），建伍子胥庙，胥王祠，立坟墓，历代祭祀。“安波则为利，洚流则为害”。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以文祷神。范仲淹在《和运使舍人观潮次韵》中也写有“伍胥神不泯，凭此发威名”的诗句。如今，钱塘江观潮已成为浙江的重要旅游项目。
本文开头，以千百年来钱塘江畔百姓生活的缩影，充分展现了一个宏大、壮阔的历史背景，通过对这一典型环境的描写和烘托，自然而恰到好处地交待了人物主角出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对“波神”来临之前渔少侠富有现代气息的表演那一幕的描写，很有代入感，语言充满艺术张力，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犹如身临其境，具有电影艺术的视觉冲击效应。
其次，旧典新用，堪称神来之笔。“别慌，来人定是知道我的。你听他说‘乌有，乌有’，与我的名字‘子胥’正好组成‘子虚乌有’，也许暗示他知道我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在这里，“子虚乌有”的成语典故被活用，作者利用名字的谐音和罪名的隐喻，巧妙地成功反转，令人耳目一新。
再次，故事情节上也所发挥，增强了故事的厚度和感召力。除了东皋公的行侠仗义外，渔丈人自刎而死及浣衣姑娘投水自尽的情节都是新增的，这既为伍子胥险中过关作了铺垫，也为其传奇增添了神秘色彩，更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以伍子胥为代表的贵族阶层与渔丈人、浣衣姑娘为代表的下层百姓的社会价值观的矛盾冲突。
“重义轻利”、“知恩图报”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古人眼中的君子人格，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之一。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做人做事道义为先，中国历史上不乏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几千年来，中国人深知这一道理。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战乱，诸侯争霸，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百家争鸣的活跃无序状态，中华大地还没形成一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伍子胥在逃亡途中，为了达到逃生的目的，也许奉行的是“君子诚为贵，和顺天下行”的理念，动用了以利赎义的求生招数，以当时的危难处境推测，他也许是真诚地感恩，更多的是希望渔丈人和浣衣姑娘为他的安全负责而守口如瓶。没料到渔丈人和浣衣姑娘均以死相许。他（她）的死，一方面可看作重义轻利的化身，表现了对伍子胥不义之举的蔑视；另一方面，也可见老百姓性格耿直，容易认死理，或者本身就是“小气包“，竟然为一句话生闷气而自寻短见（这事要是出在当下，伍子胥一定脱不了干系），不管出于什么原由，都恰好被伍子胥碰上。
人性是复杂的，这后面两个情节深刻细腻刻画了伍子胥在特定的复杂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不仅写出了人性的多面性可能，而且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文学性，这或许是本文的精神内核。
（本文发表于《劳动时报》2020.10.30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