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杠爷

作者：陶岩

二杠爷二十多岁的时候好抬杠，而且能抬出经典段子，以至他的学名逐渐被人们遗弃；现在的年轻人更是直呼“二杠叔”或是“二杠爷”。

二杠爷十八岁在本公社中学读完高中，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第一名，但那年月上大学靠保送，须有政治资源才行，所以，小学霸也只能回村侍弄坷垃地，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有一天，大雨刚停，生产队长便敲响了集合钟。生产队长没文化，但革命步伐跟得紧，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要趁着不能下地的时间，组织男女老少全体社员进行政治学习，——听读报纸、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人还没到齐时，先来的人就说闲话，这是难得的轻松时间。队长仰在桌子后面的椅背上：“这场雨下得！这地里的墒，种啥都得出苗。”不少人“嗯嗯”应和，二杠爷接话：“种小米？”队长有些不悦：“小米不是脱掉皮儿了吗？”二杠爷：“种鸡蛋？”队长的脸阴下来：“鸡蛋有嘴吗？”二杠爷：“种茶壶？”队长气得坐直身拍桌子,呲牙瞪眼：“要不是你家五代贫农，今天的会就改成斗争你的会。”二杠爷不喜不愠。在场的人谁也不敢笑，低了头不言语。

还有一次，队长给两个村干部的老婆安排劳动任务：“您俩把场里的烂麦糠打扫打扫，背到边上的粪坑里。”嬉笑着，满脸的巴结，“轻巧活儿！”二杠爷正巧走到旁边，自言自语似的:“那要看咋干。扔鸡毛轻，从墙这边扔到墙那边，一根一根地扔，一晌扔一万根，试试？”队长的脸立时扭曲色变。

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到户，牲口农具也都分到各家，生产小队长改成了生产小组长。二杠爷一家七口人分得一牛一犁一排车和十六亩地，二杠爷赶着牛车运粪拉庄稼，空车时，牛“啪嗒、啪嗒”地走，二杠爷坐在车上，或是看《人民文学》，或是看《农业与科技》，或是吹口哨哼小曲儿，真是花草树木逢上春天。一次，二杠爷赶着牛车在路上与扛着锄下地的组长走碰头，组长嘻嘻哈哈地招呼：“肥牛新车，这日子好到顶了。”二杠爷坐在车子上悠悠地走着：“那就把拖拉机厂都砍掉呗。”组长说：“还望着家家用上拖拉机？你就只想想吧。”二杠爷停下车，认真起来：“十年前你敢想有现在？”组长不再笑：“政治形势，谁能挡住？”二杠爷脸有喜色：“那如今这形势，你能挡住？”组长岔开话：“别抬杠了，我还要锄草去呢。”二杠爷接过组长递来的香烟，满脸喜悦地说：“人家美国地里的草不用锄，把一种药喷到地里，地头上一躺，嘟囔三遍：草死苗活地发暄、草死苗活地发暄；待几天，地里的草就都死了。”村长就笑：“以后就叫你刘二吹吧。”二杠爷严肃起来：“吹？咱等着看。”

现在二杠爷已进花甲之年。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孙子孙女都在上学，收割耕种早已是机械化了，地里的重力气活儿几乎没有，闲来没事，二杠爷要么掂个矮凳和几个老人坐在街口说东道西，要么和对脾气的人围一块儿喝茶饮酒。据村里人说，二杠爷现在不跟别人抬杠了，只是爱跟人说些天文地理名人轶事。这让同龄人既疑惑又啧啧称颂：二杠不愧是学习第一的，懂得就是多；没能上大学可惜了。

今年春节，二杠爷听说我从学校回来了，非常诚恳地让我去他家吃顿饭，吃饭时免不了要小酌几杯。二杠爷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精神矍铄性情朗朗，一个劲儿地催我饮酒吃菜，满含着对我这文化人的慕怜。饮到耳热时，二杠爷满面愉悦地问我：

“读过《水浒传》没有？”

“当然。四大名著！”

“《水浒传》里露面的人物有多少个？”

这还真把我这个中学语文老师给闷住了。二杠爷收获了不少喜悦。

二杠爷又问：“八个样板戏是哪几个？”

我笑了笑：“哼！……《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红色娘子军》《海港》……《奇袭白虎团》。”

二杠爷抿嘴笑着摇着头，端起酒杯：“来，干一个。”他一饮而尽，“不对——”他把“对”的音拉得很长，让我顿生羞涩。我端着酒杯疑惑地看他。

又饮了一杯酒，二杠爷满脸得意的笑，仰在椅背上，微歪了头：“告诉你吧大教授。《水浒传》里，露面的人物，一共有，七百二十五个——”一个拖腔；停了停：“《杜鹃山》《龙江颂》不在样板戏之列。”他冲我举起左手，用右手一个一个扳指头：“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海港》《奇袭白虎团》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我感觉到，随着他的每一个拖腔，脸一点一点加热。我还是一脸的愕然，油衷感叹：这二杠爷！

这时，二杠爷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女从里屋跑到爷爷身边，童真地说：“爷爷说错了两个。那次电脑上说的是《舞剧白毛女》《舞剧红色娘子军》。”

二杠爷沉思片刻：“对，对、对。”随把孙女揽入怀中。

（本文发表于《陶山》2024年第1期丛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