匣庄的情思

作者：周思明

一

2019年早春。接到外省一个会议邀请，我便在网上百度交通路线。这一百度不打紧，竟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会议地点离馆陶很近，仅140多公里！要知道，馆陶可是我人生的一个特殊驿站。话说得宽泛一点，1960到1972，我在邯郸峰峰矿区度过了整整12年！这12年，在我人生的岁月中，镌刻下的印象太深，而1970年随父母下放到馆陶县柴庄公社匣庄大队那一年的经历，更是刻骨铭心。我决定，趁着去聊城的机会，重归故地，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遇到一些老同学、老前辈。想到这，心情就有点激动，于是去深圳北站买了提前3天到聊城的卧铺票，打算到聊城后再转去馆陶匣庄。

二

1970年，我随父母一起下放到馆陶县匣庄大队。那时，我还只是个青葱少年，还得继续读书，于是插班进了柴庄公社中学。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心里不免有些空落落的。从热闹的峰峰市区，猛不丁来到这么一个萧疏荒凉的乡村，郁闷加无聊，像铅块一样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自己的心情在变，变得有了点亮色。何以故？辄因馆陶的氛围与峰峰城里不同。不同者何？彼时的城里，以当时我的身份，看到的庶几是白眼，听到的也差不多全是冷言。但在馆陶，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城里人迥异，老乡们对我的父母很尊重，管父亲叫“周工”或“老周”，管母亲叫“欧会计”或“老欧”。队里但凡出现农机故障，父亲定会被紧急请到现场，主持“急诊”。父亲身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专业技术娴熟，往往手到病除，让老乡们感激不尽。母亲身体不太好，生产队挺照顾，不让她下地干重体力活，分配她养猪。猪圈离我家不远，出门十几步远便是，伺弄起来挺方便。母亲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乐此不疲，每天用红薯和薯秧外加麦糠麸皮给猪猡们煮热饭食。在母亲的精心饲弄下，猪猡们一天一个样儿，质量和数量与时俱进，由僵猪而肥猪，由几只而十几只、几十只，“队伍”迅速壮大。除了喂猪，有时队里也分配母亲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有一次，队长张文斗吩咐母亲守在摘棉花的女社员们收工回家的必经路口，负责检查她们是否往衣服里藏了棉花。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儿。但没办法，既然队长吩咐下来，只能履职。母亲和别的下放女干部一道，挨个检查女社员的身体。但就连我这个孩子都看得出来，母亲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严格，只是象征性地偶尔从一些塞得太明显的本村女人们的裤裆、上衣里拈出一些棉花来，以便交差。

难忘40多年前在柴庄中学上学的日子。虽说那是所公社中学，校舍条件却是差得可以——教室是干打垒土坯墙，桌椅是同学们自带，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参差不齐，东倒西歪。但印象中同学们学习都很给力，各科都不乏出类拔萃者。我的语文成绩出色，尤其作文，时不时地，语文老师会选出做范文在班上展读。每每此刻，都让我自豪不已。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冯守亮老师堪称优秀，人也非常好，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冯老师那时约莫20出头年纪，中等个头，戴一副眼镜，浓眉大眼，面色红润，仪表堂堂。冯老师可谓博学多才，语文、数学、书法、篮球……性格也很开朗，特别平易近人。学生们明里暗里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用现在话说，校园内外，“凉（亮）粉”颇多。冯老师口才很好，讲起课来，眉飞色舞，纵横捭阖，尤其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记得一次讲《沙家浜》节选“军民鱼水情”，他给班上几位下放干部子女安排了不同角色，有的演郭建光，有的演卫生员，还有的演沙四龙、战士小王。

冯老师从不在学生面前端架子。课余，爱带着我们这帮学生兼球友，从校内打到校外，从这村打到那村，端的是好不快活！冯老师对学生非常好。我从未看见过他当面训斥哪个同学，哪怕你再调皮捣蛋，他顶多是沉下脸来注视你一会，直到看得你不好意思了，低下头来，这就算是最严厉的了。冯老师爱好很多，除了打球、书法，也爱下棋。好几次，当我的同在柴庄上小学的弟弟放学来中学找我一块回家时，冯老师看见了，就把他喊到他的办公室，两个人煞有介事地下起象棋来。这件事，我原本不知道，是班上的“数学王子”冯文元同学告诉我的，说冯老师在和你兄弟下棋哪。要知道，那时我弟才十一二岁，跟冯老师相差二十岁左右呢，可见冯老师是个没有年龄界线的人。有一回，我穿了一双房东大叔送的圆口布鞋上学。班上有农村的同学见了，就嘲笑我，说你这个城里来的洋学生，咋还好意思穿俺乡下人的鞋哩？我口拙，一时竟无语。还有一回，冯老师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上班，快到学校的时候，一眼瞥见了我脚上穿的圆口布鞋，顺嘴说了一句，大意也和此前的农村同学相近。我一听就很不高兴，稀里糊涂地竟忘了起码的“师道尊严”，很不礼貌地回道：“穿布鞋怎么啦？哪像你们……穷讲究！”也许当时我的声音很小，冯老师没听见；也许冯老师听见了，却一点也没有怪罪我的意思，还是那么笑眯眯的……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不知不觉间，近两年的时间飘逝而去。我的父母接到单位的通知，全家张罗着准备返城。说实在，在馆陶那两年，我心里总盼着返城；一旦要离开匣庄，反倒有些依依不舍了。房东和老乡们得知我们要走了，纷纷前来帮忙，有的捆行李，有的搬家具。城市不允许私人饲养家禽，我们把家里养的几只母鸡全留给了房东。房东老奶奶用衣袖擦拭着潮湿的眼睛，不住地念叨：“这么快就走了，有空儿可得再回家来啊！”房东家的二叔紧握父亲的手说：“明年冬季俺要去邯郸拉煤，到时去家里看周工。”父亲连声回道：“好的，好的，一定要来呵。”

回到邯郸，我们几个下放干部的子女均被安排进了峰峰一中。有一阵，非常想念馆陶，想念匣庄，想念曾经教我读书的冯老师，就在宿舍床板上铺开信纸，给老师写信，写下对老师的思念，还流露出毕业后想要搞文学的愿望。信寄走没多久，冯老师很快就写来回信，厚厚的几页纸，沉甸甸的，先是问候我的学习生活，然后打开写作的话题，从小说到散文，从诗歌到戏剧；各种体裁，不同写法，一五一十，讲得格外细腻、透彻。读着冯老师的信，如寒冷的冬天里捧着一盆炭火，一股暖流瞬间通遍全身，眼眶也蓄满了泪……

光阴荏苒，一晃，40多年的时光过去。但在我心里，馆陶、柴庄、匣庄、房东、老乡、老师、同学，何曾忘记。一直在想，找个机会，定要回去看看。不成想，机会真的来了！真是太好了。

三

中午时分，我到了馆陶。为了行动方便，我索性在汽车站对面的永兴旅社登记住下。简单用过午餐之后，打听到不远处就有去匣庄方向的公交车。人数凑齐后，汽车启动，向匣庄村驶去。司机是个年轻女士，戴副眼镜，一副斯文的样子。她告诉我，汽车不能直达匣庄，只能把我放到神农大道路口，下车还要走一段路。我说走路没关系，早习惯了。个把小时以后，汽车寡然停住，司机说到了，如果你回来需要车，可以在此等候，打我手机即可，说完把她的手机号告诉我。

走在神农大道上，只见路尽头还有一段长长的路。正好迎面驶来一辆小汽车，我招手问道：小伙子，载人吗？”驾车的小伙子反问：“你去哪？”“去匣庄”“上来吧，我送你去。”我问他车费多少？他说，你给个五六块吧。其实路程没多远，顶多分把钟的工夫，就到了村东头。给钱的时候，小伙子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你想给就给。言下之意，如果我要不想给就可以不给。钱还是要给的，说好了的，岂能食言？

与从前相比，匣庄的变化很大。从前的匣庄，尽皆土坯房，如今都变成了砖瓦房。只是，基本格局没变，村里也见不到几个人，冷冷清清的。从村东走到村西，只见到几个男人。我跟其中一人打招呼，他问我找谁？我说我不找谁，只是来看看。我说我40多年前在你们村住过一年时间，是随父母下放到本村的。哦？他觉得这事有点意思，顺此话茬，又问，那你该认识俺村的人啦？我顺嘴说出几位老同学名字。他说马进喜、冯文元已经走了。我一愣：走了？他们年龄可都不大啊。他说是嘞，马进喜是在田间浇地时不小心触电死的，冯文元是在家里中了煤气。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个院落，道：“那就是马进喜的家，他的老婆孩子还在。”我本想过去看看，但转念一想，马同学的家人见到他的老同学，肯定会引起她的伤感，还是不要撕开人家的伤口吧。

从村西走回村东，看看天色不早，本想早点回到神农大道路口等车回县城去，路过大队部时，鬼使神差似的，人就拐进大队部所在的院子。敲了大队部的门进去，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围桌坐着穿着随意的三个中年男子。其中一位问我：“请问你找谁？”我重复了刚才说过的话。听我这么说，他脸上有了笑容，表情随之松弛下来。他问，您还认识村里的什么人吗？我随口说了几位老同学的名字。他大叫一声道：阎子贵就是我亲二叔啊！冯文富、张朝宾、吴金生也都在村里——你等会儿，我这就打电话叫他们过来。都四十多年没见面了，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说完，就拨通了几个老同学的手机。不大一会，几个老同学都先后到了大队部办公室。冯文富、吴金生模样没变多少，只是都有了老态，张朝宾个子明显长高了，当初与他同学时，他的个子在班上是最矮的，也就一米五的样子。

冯文富说，做梦也想不到啊，都这么多年了，你老周还惦记着我们，还能到我们村来看我们。我说，忘不了啊。话匣子一打开，大家鸡一嘴鸭一嘴地说个没完，七扯八拉就扯出了许多彼此熟悉的人和事。那位最先和我搭话的男子说，我来给我二叔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也赶回来。不过，他有任务在身，每天都要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他常年住在馆陶县城里。阎子贵在手机彼端传话说，他不能回村里来，但他会在馆陶车站去找我，要我一定要和他见个面。我抓过他侄子的手机说，没问题，我们不见不散。在一旁的冯文富说，时间差不多了，找个地方坐下来再聊吧。于是，由阎子贵侄子开车，我们几个老同学来到柴庄一家餐馆，点了六大盘菜，有心的吴金生带上两瓶白酒，坐下来，斟上酒，菜也陆续上了桌，大家又是一阵神聊。

我发现，我的这些留守农村的老同学，个个能烟善酒。在我印象中，他们在柴庄中学上学时学习都很认真，成绩也都不错，尤其是冯文元，那可是一等一的数学王子，任什么难题到了他的手上，保证手到擒拿。但不知何故，他们都没能走出匣庄，出外工作，而是留在了农村务农。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冯文富说：“思明，你不知道，咱农村不比城里，机会很少，我们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结了婚就得生孩子，而且一生就是好几个……”张朝宾接着道：“有了老婆孩子，就有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天到晚下地干活，累个贼死，哪还有精力再啃书本？学业早就撂荒了！”我问：“你们主要靠什么取得经济收入？”冯文富道：“那还用说，靠土地呗；我有几十亩地要种，还放着几只羊，村里每月有百来块老年补助金，养活自己不成问题。”张朝宾问：“老周，你看俺村是不是变化挺大？”我说，“是挺大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他的脸上露出自豪的样子，道：“我们现在都很知足——我们的孩子们虽然没有你们城市人那么有大出息，可以出国留学，或在大城市上班，但他们也都在邯郸或者馆陶做事，有的开公司，有的开门店，有的跑运输；文富家的小孩个个买了车，三辆，每个儿子一辆；我和老吴也都有车，只是我们都不开，上了年纪，眼睛不中用啦，开不了车啦。”

看看时光不早了，文富道：“思明，今天就别走了，留下来再多玩几天，我们这里有地方住。”我说返程票都买好了，不走不行啊。再说了，阎子贵还在馆陶等着我哩，我们约好今晚必须见面的。说完，我就要去买单。不成想，餐馆服务员说，单已经买了。我问谁买的？她指着文富说，他买的。我就嗔怪道：文富你为啥要急着买单嘛，这单该我买嘛。冯文富说，哪有你到我们这里还让你买单的道理——以后我们到深圳去，你不买单都不行。我笑说，那是当然。

回到馆陶，阎子贵果然如约来到旅社，40多年过去，老阎的模样变化不大，只是比当学生那会脸显得胖了点，才只65岁，一只耳朵还戴上了助听器。他手里还提着两袋礼品。我说，老同学，何必客气。老阎说，不是啥贵重东西，馆陶的酱菜和小挂面，拿回去尝尝，味道还是不错的。老阎既如此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老阎在我印象中，是个知书达理、待人真诚的人。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创业史”来。老阎告诉我，高中毕业后，他从村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做到公社党委书记，要不是迫于两边父母的压力，生了二女二男四个小孩犯下超生错误，很有可能做到县一级干部。老阎还告诉我，当年咱们班50多名同学就走了20多个，还有两三个瘫痪或痴呆。当年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冯守亮身体还好，但他的妻子却也瘫痪几十年了，都是冯老师在照顾。现在冯老师一年时间里一半住在馆陶自己家，一般住在北京亲戚家。言谈话语之间，我能感受到老阎是个很有抱负或很入世的人。我说，老同学，你的辉煌已经属于过去啦，现在你我都一把年纪的人啦，最要紧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健康快乐就好。老阎还有点心有不甘，或不以为然，说老周，我当匣庄书记那会，村里不是现在这样子，比现在红火多了。不是老阎我自夸，这话可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讲的……

四十年后寻故地，依然一笑作春温。馆陶之行，想见的老同学，有的见到，有的没见，有的永远也不可能再见。故地重游，给予我的最大感受，是光阴荏苒、世事沧桑、苍穹浩茫、大地情深……

（本文发表于《陶山》2024年第1期丛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