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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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世俗为绿茵，
山地高原任我行，
身作草人心似月，
何须执意问青春！
——题记
《题记》所云，是我采写任继周先生之后的偶感。
那是2017年9月24日，我赶在预约的“下午三点”之前，到达海淀区上地雅芳园。这是一个宁静的居民区，一色的小高层楼房，错落于树木之间，看上去似有些年头。任继周先生就住在其中的五号楼里。
初秋的北京，在热辣的阳光中消耗着渐行渐远的暑气，斑驳的落叶，印证了季节正在变换。这是我今年第三次北京之行，同样得益于“丛书”编辑部老师们的铺路搭桥。就要见到任继周先生本人了，不免激动，毕竟之前所了解的，都来于自文字和影像资料。大凡科学家，对时间要求极严，早到和晚到都是不宜的。看看时间尚早，我暂时将自己安顿在小区的休闲椅上，打算利用短暂的“片刻”，平复一下忐忑的心情。
回想此次采写任务，多少有些意外。任继周先生是我国草地农业科学家，中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为贵州草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是《贵州科学家传记丛书》首批选写的院士级科学家。“丛书”编辑部先前安排的作家因生病退出，待我接手时已是两个月后，截稿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好在此前写过构造地质学家肖序常院士，多少有些心得。我知道，此时最要紧的功课，是广泛搜集资料。于是，一头扎进“网海”，开始了长达数日的探骊寻珠。与此同时，在编辑部的协调下，又先后到贵州省农委、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贵州省草业研究所等单位，了解任继周先生在贵州工作的一些情况。但这样的采访毕竟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面对面的谈话才是最直接、最理想的方式。
我从资料了解到，近一二十年来，包括央视《大家》栏目、《中国科学报》、《瞭望》杂志等在内的多家重量级媒体，早已从不同角度报道过任继周先生。意味着他曾接受过多次采访，“审美疲劳”在所难免，加之九十四岁的高龄，经不经得起无休止的搅扰，这些都是我所顾忌的原因。还有，一个外行来采访高端学科领域的科学家，会不会闹出“文不对题”的笑话也未可知。
说起来，无论草业科学，还是地质科学，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和神秘的。好在此次采写的重点是科学家们的精神和情怀，可以绕开一些深邃的学术问题。当然，基础的科普知识还是回避不了的，专业术语的“恶补”也十分必要。学习的过程，虽有些吃力，但获益匪浅，感觉又读了一回大学。
就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手机响了，正是任老打来的。一看时间，刚好三点差五分，果然准时。任老独自一人在他的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安静一点效果更好。任老的家比我想象的要普通得多，客厅不算宽敞，甚至有些拥挤，但十分整洁。最大的亮点是书房，差不多两个客厅大。一壁书橱，书籍满满，紧挨书橱的是写字台，上面依次是电脑、鼠标、台灯、书籍和一些资料。写字台边的椅子上，有一个压得扁平的圆形靠垫，椅背上还搭着一件外衣。所有这些，都印证着它们的主人，才刚刚离开。
任老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有着魁梧的身材，语气谦和，还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零距离地聆听任老讲故事是一种享受，他思路很清晰，语言流畅，娓娓道来，就连一些细节也记得清楚，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任老的睿智与风采，完全颠覆了我对高龄老人的习惯认识，仿佛眼前是一位年富力强的演讲者。
我的感动并未由此打住，因为几小时前，任老还在南京讲学归来的飞机上。如此高龄仍惜时如金，不知疲倦地为中国草业科研工作而奔走、操劳。我又怎能在面对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科学家时，还能无动于衷呢！我想，我此刻表达敬意的最佳方式，就是让手中的笔和录音设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渐渐感到我的书写已跟不上任老的节奏，我的思绪已被带到一个遥远的年代，带进一位自称“草人”的科学家的人生历程……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我想，我不能太贪婪了，尽管任老谈兴尚浓，但采访必须就此打住。因为两个小时的谈话，已经耗费了任老很大的体力。我说：“任老，今天就到这儿吧，您需要休息一下。”任老听从了我的建议，但他的关心并没有停止。除了询问住宿安排好了没有？还让他的学生兼助手、兰州大学的胥刚博士，请我吃了一顿精美的晚餐——北京烤鸭。
第二天，我向任老辞行，他又送我一本他的随笔集《草业琐谈》，还递过一张名片，说是便于联系。采访虽然匆匆，但和任老的交流才刚刚开始。
回程的火车上，我打开《草业琐谈》，扉页上是任老的签名，让我倍感亲切。于是，一篇篇地阅读起来，读着读着，忽觉醍醐灌顶。该书不仅文采绝妙，内容也十分丰富，堪称是一部草业界的“醒世录”和百科全书。难怪畜牧学家张子仪院士在评价《草业琐谈》时说：“这不仅是继老引领其团队经过几代人的钻研、实践、检验后的集大成，而且是我国草业科学发展史上迈出的艰难的一步，应作为一条红线载诸史册。”
这本书让我对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升华。我忽然想起那首耳熟能详的儿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是呀，人们习惯赞美鲜花的艳丽，树木的高大，却忽略了身边的小草。假如，这个世界没有草，草原会不会失去绵延的绿色，大地会不会裸露苍凸的胸膛，牛羊会不会撒欢，鸟儿会不会歌唱？
窃以为，草是灵性之物。只有融入到它的生命里，与它相濡以沫，才得能听见它的声音，读得懂它的语言，看得到它春萌秋萎、枯荣过后的美丽与生机。那是人心与草魂交融所形成的默契与信任，而这样的“默契与信任”，只属于爱草、懂草、敬草的人。任继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与草结缘的科学家，他曾借用《周礼》“草人，掌土化之法，相其宜而为之种”一语，将自己比作“草人”，写下过“草人挟囊走长谷，带泥足迹殁丛芜”的诗句。而这里的“草人”还包含二层意思：一是站在国民营养的高度，以发展草业为己任；二是俯下身子，做一个平凡的草原科学工作者。以草人自比，体现了他的胸襟、情怀和格局。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杞人忧天草人忧地》的杂文，通过“杞人忧天”巧妙引发对“草人忧地”的思考，与其说一种语言智慧，不如说是他内心真情实感的表达。我感觉，他在将自己定义为“草人”的时候，他的心就如同夜空中的一轮朗月，明朗而清澈。
采访归来，我感觉，我的脑子里已经长满了“草”。走路时想的是草，睡觉时想的是草，甚至就餐时还把“吃菜”说成了“吃草”，竟让妻子好一阵窃笑。任继周先生有着长达六十余年的草业科研生涯，他的经历传奇曲折，他的思想丰富深邃，他的论著卷帙浩繁，显然，区区两三万字的传记文章，是无法穷尽的。所以，经过反复思考，我选取了几个侧面，即“曾几少年时”、“风雨求学路”、“西北在召唤”、“高原第一站”、“贵州芳草情”、“‘草人’大格局”、“抚卷忆三贤”、“桃李雅芳园”等，以便读者窥斑见豹，感受一位科学家的伟大人格和精神情怀。
采写的过程，也是我和任老语言与心灵对话的过程，仅短信互动、邮件交流，以及偶尔的电话，多达到百余次，和胥刚博士也有数十次的短信、微信接触。说实话，每次跟任老联系我都诚惶诚恐，总怕打搅了老人家的正常生活，他可是“国宝级”的科学家呀！
任老先生在对待为他写传记文章的问题上，一直是持抵触态度的，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可当稿件一旦形成，需要他校阅和修改时，又十分重视和认真。记得一稿寄给任老时，他正在为一家出版社赶写稿子。为了不耽搁截稿时间，便先行让胥刚博士校阅，自己再在此基础上修改。收到任老修改稿后，我又再次深入整理。当我将二稿发给任老后，他又专门用了一天时间，进行字斟句酌地校阅增补，还为文章的标题做了润色。最后，任老将文稿发回，并随邮件附了一封短信，时间是2017年11月21日。全文如下：
涂万作同志：
你为我写传记性作品，我原意是不同意的。因为对贵州的感情和责任，加上你的勤恳热情，我就无法摆脱了。
终因年老体弱，拖延很久，使你为难。好在我也借此有所反省。你的二稿，因怕我事多再度延误，我集中了一天审阅修补，在我这边，就算定稿了。
珍视我们的结识！
撰安！
任继周
这样的短信联系远不止一次，让我感觉很温暖，也很受鼓舞，这是我人生中能得的体验。因为任老带给我的精神收藏，将让我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