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小学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上的小学，那时小学是五年制。我的启蒙是在大队部所在地——谭家祠堂，启蒙老师是我的健叔----谭及云。

   龙塘学校是我们附近三个大队(龙塘、华堂、光堂)共建的，由于读书的学生伢子多，该校容纳不了，大队决定在祠堂开班，把我大队（光堂）还未读书的孩子都招进来，大约有40多人，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有十来岁，我算较小的，入学时也快七岁了。好多都是兄弟姐妹读一个班，我和二姐就读一个班。

   记得当时教室里的课桌是两条长长的桌子，一条长桌要坐20来个人，凳子自备,大家坐成两排。黑板是一块门板，上面涂上黑漆。健叔是民办老师，普通话不太标准，后来我读中学的老师也大多是民办老师，上课基本上讲方言，所有至今我还是说不好普通话，尽管我 后来读邵阳师专当老师，也到过邵东县进修学校培训过几天，但语言学习的黄金时代是幼儿和童年，错过了要弥补是很难的。

   在祠堂大约读了一年，不知怎的，大队要拆掉祠堂，另建大队部，我们只好到彭家岭小队的一户建了新屋的人家堂屋上课。这里有两颗高大的枫树，据说树龄有上百年历史。我们小孩子常在古树下玩耍，古树有一个大洞，从里面传来“嗡嗡”声，大人说树大了会成精，因而我们不敢去看树洞，怕从里面冒出一缕烟雾，然后幻化成青面獠牙的妖怪。

   所幸树这两颗至今郁郁葱葱，前几年修衡邵高速本来测线要穿过大树，但现在人们重视绿水青山，又稍稍把线路挪移了一点。

   后来又搬过一次，来到杉山小队的桥一娘家上课，她是大队的接生婆，我这一代是她接生的，直到我侄子都是她接生，她也不要多少手术费，随便主人包几块钱红包做礼金，若是没钱，包一包鸡蛋或糖也可。那像现在到医院生小孩，动辄上千元。

    她家竟然还有一台织布机，上课时从隔壁常传来“咔擦、咔擦”的声音，琅琅读书声在古老织布机的伴奏下显得饱满铿锵，古韵悠长。下课时我们会围着织布机看热闹，梭子来回如飞，织出的布料是粗麻布,又叫劳动布，禁穿。

   堂屋门前栽有水蜜桃，有种叫“五月红”的，早熟，常引得我们垂涎三尺，看到我们的馋样，她会摘些给我们解馋。她没有小孩，把我们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我们吃得开心，她常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我儿时常见的织布机、纺车、轧花机、缝纫机，如今都淡出人们的视线，它们结束了历史使命。可那时物质奇缺的年代，人们靠它们提供过年的新衣、新鞋。我常常看到母亲纺线、纳鞋底到深夜。

   后来上级拨给一批建材给下乡的知青在杨家坟山砌两层宿舍楼，我们得以沾点光，在宿舍楼上建了有两间会议室，腾给我们做教室，使我们读四五年级有了当时最好的教室。后来大队又招了一个班。教室后坟山早已辟为大队果园，不过我们尽管很想吃，但一般还是不敢去偷。偶尔偷一次，也是不敢声张的，更不敢让父母知道，那是要挨揍的。

   1976年，我读五年级，我记得我们有劳动课，直到我读三中仍上过劳动课，有一次，我们到离家七里之遥的佘田桥完小挑粪，我们一上午来回，把粪挑到大队部对面的桐子山给五·七中学的柑橘园施肥。

   我们小时候劳动是必须的，那时到处改天换地，每天只上四节课，回家吃中饭。我大约读四年级开始，放学后下午就跟大人一起劳动：在山上开梯田，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还在上沙江修过水库，帮父亲推给邵东钢厂送小石子的板车······

   尽管当时农业生产劳动很累，但我们并没有叫过苦。小时候养成的劳动习惯，我一直坚持，它让我明白一个人要靠劳动养活自己。但现在的孩子大多不爱劳动，有的连自己的衣服都懒得洗，更不必说 田间劳动。

   9月9号，毛主席逝世，大队广播里传来低沉的哀乐，人们手缠黑纱，心情沉痛。有的老人甚至哭出声来，他们对主席发自内心的感激，尽管毛主席晚年发动文革，但普通老百姓并没受多少牵连。所以人们始终把他老人家当成大救星感恩戴德。

    我的小学基本是在文革后期度过的，虽然四次搬动，但童年在我心里是充实的，有快乐、有艰难，但艰难困苦也是一所大学校，她让我明白幸福的生活要靠自己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