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光大堂大队谭家祠堂启蒙，不久，祠堂撤了，我们的教室就搬到对面彭家岭和杉山的堂屋宽敞的人家上过课。一直到我读四年级，大队部砌了知青宿舍楼，我们才得以结束“流浪”’的学习生涯，把教室搬到二楼会议室，才有了像模像样的新教室。

只要有地方读书，吃点苦受点累算不了什么。但随着两个弟弟出生，家里五姊妹，生活日益拮据。大姐读高中，不仅不能帮父母再在生产队挣工分，每年还需几十元的学费。到我读四年级，大弟也上学了。幺弟这时快四岁了吧，还不能走路，可让父母和全家焦急，医生说是先天性软骨病，但只要坚持吃钙片，改善营养，说不定能走路。父母心里难受，哪个孩子都得管。为了幺弟，四处求医，省吃俭用狠心省下些钱给弟弟买钙片。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幺弟当时吃了两瓶钙片后，能扶着椿凳快活地走来走去，我们全家都十分高兴。要是坚持吃下去，身子一定会好转的，至少能踉跄走几步，摆脱依靠。我们全家多么希望能看到他离开椿凳独自迈出梦想中的第一步！

但整日作田作土的父母再也抠不出更多钱为幺弟买钙片。每年辛苦所得，不过几十元，供养我们四姊妹上学都已无能为力。看着五个孩子面黄肌瘦嗷嗷待哺，各方面都需钱。身心疲惫的父母夜晚只能坐在屋里，面面相觑，默默落泪。父母多么希望一分钱，能掰做两半花。

在我读四年级那年的开春，我嘻嘻哈哈和同学带着新春的喜悦来到新的教室，可是，开心没两天，我火热的心一下子掉进冰窟，因为同学们大多领到了崭新的课本，而我没有。我交不起2元的学费。我羡慕地望着同学翻看语文课本，读着有趣的课文，心里无比委屈。

到第三天，我颤颤巍巍想向老师赊账，可自尊心让我开不了口。我磨磨蹭蹭站在老师面前，老师问我:“带学费来了吗？”我嗫嚅着，声音低沉像蚊子，“没----------有--------”看到同学们冷笑的目光，我几天来压抑的委屈像火山喷发，我奋不顾身跑出教室，哭哭啼啼朝家里狂奔。我朝母亲发脾气，虽然我知道，大姐的学费还欠着呢，可我却不依不饶，说今天无论如何要给我2元学费，我赖在地上大哭大闹。

母亲急的六神无主，只好揭开羞涩的米坛子，从里面掏出几斤口粮，算算一斤才2角多，又从鸡窝里向母鸡讨要了几只圆溜溜的金蛋。而一个鸡蛋买不了几分钱。母亲只好忍心把留给猪吃的挂在屋檐下的干薯藤捆扎了两大把，一手提着放着米和鸡蛋的竹篮，肩上挑着一担硕大的薯藤。沿着屋门前石板路出发。到佘田桥街是平路又近，可为了多买些钱，母亲选择到路陡峭难走的火厂坪街上。

母亲担着薯藤，沿着衡宝路向火厂坪老街攀登，我为了早得到学费，哭喊着一直跟着母亲：我要到火厂坪街上去······在狮子水库，母亲央求我回去上学，我仍然不肯。母亲放下担子， 坐在水库的大坝上，抱着我一疼哭，一边喃喃自语：“爱宝，只要你发狠学习，我和你爸做牛做马也快活……”看着母亲汗流浃背，泪流满面，我知道母亲尽力了，母亲答应为我买本连环画，我才悻悻向学校走去。那天下午，母亲把2元带着血泪和体温的滚烫的盛情交到我手上，我第一次感到这2元学费的沉重和艰难。

开学第四天，我终于如愿以偿，领到了心爱的课本。可可怜的幺弟再也无钱买钙片，从此只能独自守着小书桌度过漫长的日子。每当想起弟弟的残疾，母亲的苦累，我就心酸不已。我只好自己千方百计挣钱：挖药材，卖牛草，捡蓖麻、······十岁后，放学我就和大人一起出工，帮小队看牛，常常放学一到家，把那只黄旧书包挂上牛角，到狮子山，和牛儿一同咀嚼课文，在山上石板上做作业；晚上，再和牛儿一同反刍着白天吞下的丰盛的“养料”。

童年和少年的磨难和贫穷，没有击垮我，反而让我充满斗志，明白了生活的不易。于是我加倍努力读书，回报父母的恩情，到1979年初中毕业，我考上了省重点中学邵东县三中。

改革开放后，父亲除了干好自家田土活计，还在屋后光厅山下开了个石灰窑，从此父母没日没夜劳作，我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学费全靠父亲烧窑，母亲喂猪维持。不知多少个日夜，父亲满面灰尘在石灰窑用一把铁锤擂响大山的大鼓，把满腔的激情投入石灰窑，在烟熏火燎中燃尽青春和嶙峋坚硬的岁月。母亲则每年喂养着两条仔猪，常常队里散工回家，照顾完弟弟，等大家睡了，还要煮潲，灶火和夜空繁星一起伴着到深夜。遇到农忙时节，更是象个陀螺，每天转个不停，常常梦中醒来，母亲还在煮潲，熬红薯，纳鞋底……

我该怎样报答辛苦养育我的父母呢？我又怎能报答得完这份天高地厚的恩情！望着如今年老多病的父母，仍不辍劳作，舍不得吃穿，每年过年还要把我送他们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生日礼金以压岁钱给我儿子做学费，我心里充满愧疚，不禁热泪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