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傍晚时分，父亲从外地回家，提着一袋食品，一进门就喊：“喜爱，来吃东西啦。”父亲从袋里拿出猪蹄，一瓶啤酒。猪蹄还带着白喜事留下的余温，我像孩提时代一样享受着浓浓的父爱。

自从父亲年老，不再在老家屋后石灰窑干活，好像一下子空虚起来。父亲是个爱热闹的人，为了打发时光，一些乡党应酬，红白喜事总是热心帮人张罗。平时家里几亩地，也从未亏待过，地里总是热热闹闹：冬春天满垄的油菜，蚕豆；夏秋季则是遍地红薯、高粱。有吃不完的蔬菜，就送给我们儿女。

虽然远在深圳、长沙的姐姐姐夫常打电话要他多休息。可他说：“干活，干活，要干，才能活。我一辈子劳动惯了，不干活，那天就不自在。”依旧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雨天，或者实在没事可干，父亲就拿出收藏的老书，如《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十月怀胎》等，坐在门前石墩上，大声念唱，摇头摆尾，拖着抑扬顿挫的腔调，满脸兴奋，仿佛回到童年私塾时光。记得有次说到24孝故事父亲眼里泛着微光，闪着泪花。我和儿子静静听着，不知不觉中受到古典文化的濡染。

父亲年少时，念过几年私塾，能写会算，在农村也算有点文化。解放后，在屋后佘田桥公社办的石灰窑当会计，在上世纪50年代“四清”运动中受牵连，被人诬陷“贪污公款”。当时公社干部到我家抄家，没有发现证据，但仍然和村里一个好友关在公社一间暗室反省。让一向刚强正直的父亲几欲自尽。好在好友规劝，才勉强挺过来。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承包制，没有集体约束的人们一下子清闲起来，村民到处寻找出路，活络的外出经商、打工、办厂。但大多数走投无路，大家就鼓励父亲开办石灰窑。父亲就在屋后山办起了石灰窑，那时烧石灰很辛苦，又脏又累，但比作田作土收入高，一月有300---500元收入，大家争着来石灰窑做工。这时，我的几个表兄大多成家，糊口难，父亲便邀请他们到石灰窑做工。

于是，我家7口，加上5个表亲，家里热闹起来，但也让母亲一时为难。这么多人吃饭，弄菜成了问题。这些亲戚在石灰窑工作十来年，让母亲不免埋怨父亲爱管闲事，心肠太好，但也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亲戚们在石灰窑工作，解决了他们家里经济困难。姨妈姑妈总是念叨着父母的好。父母亲最爱人家说他们好，几句好话，就把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一段时间，由于父亲常年跑车帮石灰窑运煤，与流泽、团山、廉桥当地煤老板熟络，他们看重父亲真诚，能写会算，想和父亲合伙倒卖煤炭。囤积居奇，赚取轻快钱，是商人的手段。无论老板怎样劝说，父亲却不为所动。后来煤老板大发横财，可父亲一点也不羡慕。他总认为这种钱得来不踏实，有种行骗的感觉，他宁愿过踏实而清贫的日子。

父亲的善良，乐善好施在村子是出了名的。我多次看到急匆匆的客人求父亲借钱，父亲总是二话没说，拿出家里所有积蓄，帮助人家度过难关。

不光亲朋好友，就是素不相识的，他也会主动帮助。有次一个外地补鞋匠来我家补鞋，到了傍晚，他看到人家无处落脚，就主动留宿，还像亲人一样好饭好菜招待。我看到鞋匠脏兮兮的，吃不下饭，在一旁生父亲闷气。父亲来到我身旁语重深长地说：“出门万事难，我们要体谅人家难处，能帮一次是一次。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可不能瞧不起劳苦人。”第二天，鞋匠离去，硬要出伙食费，父母坚决不收。

他总是善待他人，为人家着想。可要他拿钱找关系开后门，他绝不会干。1990年，我大学毕业，想到县城工作。希望父亲花钱找神通广大的牛叔帮忙，父亲硬是不去，还振振有词地说：“人就得凭自己本事吃饭，喜爱的事，他自己解决，安排在哪就去哪。”后来，我安排到偏远的乡村中学教书，气得几天不理他。

父亲在石灰窑一直干到70多岁，离开石灰窑仍然年年不辍劳作。身子骨硬朗的父亲常说:“小富必要殷勤，大富自有天命”教导我们儿女要勤俭持家。另外一句口头禅就是“一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父亲80大寿那天，鞭炮喧天，热闹非凡。四方乡邻都来祝寿，大家笑嘻嘻送来红包，父亲满脸灿烂，都一一记挂在人情簿上。并且不忘嘱咐我们子孙说：“一定要记得乡亲们的好，回报大家的厚爱。”（159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