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记住“知青”这两个字,是在高中年代,从散乱浩渺的报刊、杂志、书籍中,知道有这么一群年青人,不远万里来到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起根、融入黄土地艰辛劳作的生活中来。
八十年代末,我在备战着高考,每天练习着素描、速写等美术科目,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知青”。一位同学看到了,不解地问起来,这个名字很独特,很像是一位道士的尊号。我笑着没有去回答,内心想着,那一代人的那一段厚重的历史,真的是被人们遗忘了。
参加了工作以后,有一天,我从一份报纸中读到,一位延安摄影家,拍摄并出版了一本《走过青春》的作品集,里面讲述的是100名知青的人生经历。于是就辗转找到了作者的联系地址,给他寄去了一封信件,希望能够买到这本珍贵的图书。过了几天,正在上班的时候,接听到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收件方式,很快就把这本厚厚的画册寄了过来。翻开封面,扉页上工整地写着:田晓晖先生惠存,落款是作者的名字——黑明。我急忙擦洗干净双手,怀着崇敬的心读起了这本书,脑子里就浮现出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来,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起伏跌宕。
一年夏天,在列车厢里遇见了一对老年夫妇,伴着铁轨发出的轰隆声,我们攀谈起来,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当年在陕北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里面,他俩沉重地说,这些年青人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啊。我补充着说,是啊,年轻时经历过的苦难,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有了苦,才知道奋斗得来的甜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点起头中肯地继续说,你说得对,现在的青年是很少有吃得下苦的。
吴大哥是我的一位朋友,按照年龄说起,该是称作父亲这一辈了。他是最早一批从北京来到延安的知青,从安塞县高桥公社到宝塔区,后来又在单位里从事着领导工作,还兼任市里政协常委、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他向柜台里递进来一本存折,用地道的京腔说,请把工资帮着登在上面。然后接过打印出的工资本,站着瞅了片刻,友善地对我说,谢谢了。一年后的春天里,宝塔区正在举行两会,我前往会场递交一份提案,他很快认出了我,和蔼地说,你是银行的吧,我们认识,办过几次业务,看到你工作挺认真的。后来,忘年交就熟了起来。有的时候,我会在生活中遇到解不开的团,他总是耐心地开导着说,小田,你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大家都是能够看到的。几年后,吴大哥回到了北京,我总是想起,人生中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不会差的。
于淑敏的饺子馆,我是去南关街一家书店买书时看到的,店里有一只肥硕白色的猫,不经意间,就会在食客的餐桌下跑动起来。于大姐饺子包的好,大肉、芹菜、豆角等陷的菜谱总是看得人眼花。洁净的餐馆、认真、专注以及一口北京话,就让人仿佛来到了北京。她的餐馆先后搬迁了三个地点,有一次竟然到了我居住的楼对面。闲暇时,就和友人邀在一起,点一份皮炖、一盘饺子,海起来谈论着写作的事情,凡川先生那个时候正在执笔《乾坤湾》,也就是《人生》的续集,作品刊印出来后,特意签了名送给我一本。于大姐总是在我们酒酣中,嘱咐说,就这一瓶。看到盘中的水饺凉了,又说着给你们用油煎一下,就更好吃了。有一次,我给于大姐制作出一页海报,以及数十张名片,她激动地说,小田,这可得好好去珍藏,谢谢你了。于大姐要回北京了,她跑进延大分理处说,给你留个号码,以后来北京,就打这个电话。1978年,于淑敏回到了北京,2002年,退休后的她又来到了陕西延安,“北京娃饺子馆”敞着鲜亮的名字,给那一代人曾经洒过青春的热土带来了鲜活的生命。
家中的影集里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有一天,父亲翻开了相册,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小军,你还记得吗?七十年代初在延川县永坪公社,还是在枣林湾人民银行院子里居住的时候,他是经常来家中做客的。我仔细盯着这张保存完整的相片,画面中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傲立在山梁上,戴着一顶厚厚的前进帽,在凌冽的寒风中,那件棉外衣就显得单薄了许多,黑框眼镜底,闪出一双睿智的慧眼,饱含着深情,注视着远方浑厚的黄土地。父亲把这张照片珍惜地贴在相册里,四面镶着美丽的角,下面,是用铅笔小心地写出的一行“知青、张兴祥、朋友”几个字。父亲努力地回忆着往事说,这张照片是张兴祥即将离开陕北时,送给他的,分别快有四十年了,真想着能再见上一面……于是,我用手机把这张照片翻拍出来,传递给了几位熟识的朋友,希望能够帮着找到这位——父亲的老朋友、北京知青张兴祥。
一年春天,我在兰家坪广场歇息,旁边一位大姐主动地问起,你是搞摄影的吧,我们那些年,拍张照片真是挺不容易的,留下了影,就清晰地记住了往事。听着她的口音,我揣测起来,您是北京来的吧?她意味深长地回答,是啊,以前在这里插队,退休后,每年总是想着要回来看看的,现在路挺好走,这不,孩子开着车就来了……
不久以后,陕北知青开始涌入这片沸腾的高原,追寻起遗忘在记忆深处青春往事。我想,也许父亲的这位老朋友——张兴祥,也在寻找着当年陕北高原插队的故地,以及那些难以忘却的父老乡亲。
延安北京知青纪念馆,座落在枣园路旁,这是一处高大巍峨的建筑物,我是经常会路过的,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去步入馆中参观。有一天忙完了手中的活计,看到时间还很充足,就虔诚地取来参观卷,缓缓步入殿堂中。在展厅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读起来,每一幅图片都仔细地在端详,一层楼挨着一层楼参观着,忽然就看到了“徐宝华”三个字来,这是来自一张拍摄于1970年、知青积代会合影里的注释。从第一排左数第五位,就是我的二妈——徐宝华。她微笑着目视着前方,乌黑的秀发整齐地扎出马尾辫,妥帖地置在右肩上,印着宝塔山图案的白色体恤领线衫配着蓝色的直筒裤,显出展堂干练,脚上是一双褪去原色的黄胶鞋,也许,她在会议结束后,就要奔赴到田间地头,又开始忙碌的劳动。
我仰望着照片里的面容,时光就飞跃到了童年。每一年的寒暑假,在前往故乡的途中,总是会停留二妈家里,她把厚厚的棉被铺在床上,反复问着床铺暖和吗?我和大哥一路奔波,晚间又吃了丰盛的餐,就感谢着点起头。二妈接着嘱咐说,你俩早点歇息。第二天早晨,看到二爸和二妈在房间里准备着早餐,大哥约起我说,该起床了。这个时候,二妈瞅见我们准备着穿衣服,就走过来叮咛说,你们俩继续休息,别急着起来,走了一路,一定要休息好。大哥伏在枕头旁,感慨地对我说,二妈对人真好。我躺在松软的床间,慵懒地就沉入在梦间。许久后,听到耳畔传来有一辆顺车要过来了的声音,于是就穿起衣物,吃起了精美的早餐,赶着去奔赴家乡……九十年代,二妈从县里来到延安看望我的父母,看到退休在家的母亲缺少运动,就主动教起了健身操,客厅里的亲友们欢聚一堂,人们伴着欢快的乐曲,舞动到很晚。我望着二妈喜悦的脸庞、快乐的步履,心里想着,她是拥有多么火热的一颗善良、热情、无私的心灵啊。
二妈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来到了陕北,就再也没有回到她的故乡——北京,她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也把自己的一生洒进了绵延的陕北高原,永远地留在了五里镇川道的山坡上……
清明节,陪着父亲回到了故乡。初春的沟峁间,散出嫩绿的枝叶,空气中也浸透着清新与芳香。祭拜了祖辈后,我抬起了头,忽然就看到旁边矗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徐宝华”三个醒目的大字,字体是雄厚端庄的,亦如她深沉地热爱着这片土地。我急忙站起身来,赶了过去,仔细地清理起四周散着的杂草。川道里的晨雾在缓慢地散去了,暖阳很快铺在了睡醒的山山峁峁间,焕发出无尽的生机。走在归途的坡间小路上,扭过头望去,就看到有一方孤零的青灰色石碑,立在寂静的远处,二妈似乎就站在一旁,挥舞着手,用北京话说着,你们慢些走,我还要去地里干活呢。
往事蹉跎,岁月沧桑。今年国庆节期间,二爸和他的孩子来到了延安,大家说着去延安北京知青纪念馆吧。当我们步入馆中,人们的脚步是凝重的,不忍心迈出一寸步履。在二妈“徐宝华”照片前,每个人都举起了手中的摄影器材,认真地拍摄起来,二爸调了好几次焦距,说着,这张照片是第一次见到的,那年,他和二妈还没有成家呢。表弟也举起手机,奋力地按着快门,我把单反相机的像素调到最高,从几个角度拍出了珍贵的影像。我知道,二妈把她的青春和一生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此地镌刻出的名字和展出的清晰照片,是人们对她光辉一生的纪念和无尽的怀念,将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里,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纪念馆门厅,父亲说,如果仔细地阅读,这可得费好长时间去参观了。二爸站在宽阔的大厅里,望着远处的山峁默默着呢喃,以后还会来的。
1968年,当第一批北京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他们的根就在陕北了,无论过了多久,这里的人们总会记起他们,就如老乡当年亲切地喊出“北京娃”。
“北京知青”是一个青春的纪念,也是人生奋斗的一个风向标,苦了,就换出了一份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