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糖的记忆

关于糖的最初记忆，始于童年，我的一次发高烧。

崽，起床了，日头晒屁股啦！娭毑在灶屋边大声地喊。浓烈的柴火烟味随着声音，穿过厢房，穿过堂屋，飘进来。

嗷—嗷，嗯，嗯！我应到。我发现自己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声音有些沙哑，浓烟还有点呛人，忍不住咳了两下。

那天起床，我不知怎么的，好不容易撑起身体，发现自己一身竟然是软绵绵的，头晕脑胀。我勉强侧起身，扒开发黄的蚊帐，掀起厚重的家织布被褥一角，一阵寒意袭来，颤颤抖抖。我赶紧缩回被窝，手脚蜷成一团，想尽力保持温暖，减少抖动。一会，我又迷迷糊糊，昏昏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时，发现娭毑粗糙的手摸在额头上，冰凉冰凉地。娭毑半个屁股斜坐在床边，比平时温柔了许多，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不想吃，只想睡。嗯，你过来一下！娭毑提高了嗓门，叫蹲在门口抽烟的爷爷。我们当地习俗把父亲叫爷爷，母亲叫娭毑。

噗噗，吐掉嘴里的烟丝，爷爷走了进来。一只大手掌捂住我的额头，让我伸出舌头看了看，说，发烧，到大妹妈妈哪里借点白砂糖冲开水喝吧！爷爷当过兵，在部队是卫生员。小病小痛，打针拿药，基本不成问题。

糖，可以祛病救命，如人参仙丹，这是留给70年代出生的我最初的记忆，也是最深刻的记忆。从此，糖，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熠熠生辉，成为一个关键词。

七十年代，对于刚刚从饥饿堆里侥幸脱身出来的父辈们，尝够了没有饱饭吃的窝囊日子，打死也不愿意再吃大锅饭了，开始“分田单干”、“各顾各”。在自留地上，在责任田里，各家各户像“茅厕里解手——暗暗加毛”，使出浑身解数，比谁家的田地伺候得好，比谁家的稻谷收成好，比谁家瓷碗里餐餐盛满白米饭，每个月吃得起一餐白花花的肉，厚实的嘴唇每天油光泛亮，见了都想去咬一口。

那时，街上流行的糖，除了白砂糖，还有水果糖和花生糖两种，都是硬硬的，用白纸包裹，纸上印有非常简洁的图案。这些糖，无一例外，被商店当作宝贝，装在透明的圆圆的玻璃瓶里，放置在高高的柜台上。每次上街，我故意拐进商店，为了看一眼，那神圣的糖，心心念念的糖。我无数次踮起脚尖，手使劲地扒在柜台边，张开嘴，喘着粗气，仰望。偶尔，有人来买糖，毫无表情的营业员一只手拎住圆盖上面的一个圆坨坨，一只手伸进玻璃瓶里，抓出一把糖，哗啦丢到一旁台称的圆盘里，按顾客需要的斤两，加几个，减几个------这个简单的动作，似乎在故意挑逗我的味蕾，拨动我的欲望，我巴不得掉几个下来，然后不计后果，揣起就跑。

街上还有其他的糖，作为配角，专为特定的人群享用。如民间流行的送给中老年人的麦芽糖，产妇才有资格吃的红糖，以及与糖沾点边不如称之为药的宝塔糖。宝塔糖，圆锥形，酷似一座小小的宝塔，通体粉红色。“肚子疼”时，头天晚上吃一颗宝塔糖，第二天早上蛔虫会乖乖地出来。宝塔糖，驱蛔虫的效果真是好，可惜“肚子疼”的机率太少，吃糖的机会更少。很多时候，我和糖之间的距离，是无尽的口水，一边梦想着吃糖吃不到，一边在现实中看着小伙伴们故意的慢慢吃糖，那不是吃，是逗人的抿，是反复重放的慢动作。

买不起糖，我只有盼望过年拜年、走亲戚、办喜事。因为水果糖、花生糖一般会出现在过年拜年、娶亲嫁女、建新房、办生日等喜庆场合，作为招待客人的主角，与土生土长的瓜子、花生放在一个竹篮子或瓷盘里，被主人特意堆在最上面，以显示主人的富有和慷慨。在这些良辰美景里，我双手抓满糖，嘴里含着糖，两腮咕嘟嘟，特意穿来的上衣、裤子口袋多而深，可以塞更多的糖，带回家慢慢品尝。原本好客的主人却因为糖，表面上大大方方，嘴里说着多装些多装些，其实心疼得很，只买了这么多，门面怎么装，后面陆陆续续还有人要来的。

平常日子，糖，隐藏在大人魔术般的口袋里，或在上了锁的抽屉里，以及商店高高柜台上透明的玻璃瓶里。在大人们，或赶集归来，或兴致很好的时候，我会望着他们粗大的手，也许还沾有泥巴，希冀捏成拳头，拳头里面有东西，展开后露出我“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糖，一解多日的饥渴。我或许会装作调皮贴上去，一副娇嗔样子，顺势摸大人在腰间的上衣口袋、大腿上的裤子插口，看看里面是否有货。如果手感觉布贴布，我会悻悻地失望走开，嘴巴再也扬不起来，眼里含着泪，不再说话。如果手碰到硬的、圆的小东西，我会甜美地叫起来，有糖有糖，我要我要，那时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从大人手掌里，口袋里，甚至格子手帕里，魔术般出现的糖，不多，往往是几粒。这几粒糖，不知是因为珍藏太久，还是握在掌心有汗，抑或口袋湿润，到达我手里时，包装纸有明显的皱褶，上面的图案大都模糊不清。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糖纸，糖如一只洁白的蚕卧在中间，圆柱形，变得潮湿黏滑。糖纸是舍不得马上丢掉的，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直到不再沾手为止。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出现了流动的货郎担，挑着箩筐走村串寨，贩卖各种日常用品。其中，卖“叮叮糖”的货郎担，让我又爱又恨。

“叮叮糖”的由来，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货郎担来的时候，为了引人注意，避免竭力叫卖，小贩用小铁锤敲打铁板发出“叮叮、叮叮”的声音招揽顾客；二是当有人要买糖时，小贩拿着一个下端锋利的小铁板扣在硬硬的糖上，小铁锤敲打铁板发出“叮叮”的声音，糖就慢慢地敲出一块来，递到买者双手合成的掌心。

那时，在农村，经济不是很发达，家里有现钱的不多，作为现金交易的补充，出现了比较原始的“以物易货”的买卖方式。“叮叮糖”货郎担就是属于这种。旧皮鞋、旧塑料桶、烂薄膜、牙膏皮、破凉鞋、破铜烂铁------都是可以跟小贩换东西的。而我为了一饱口福，在小伙伴们面前显示富有，没有挤完的牙膏被我挤到火灰里变成牙膏皮，没有烂的塑料鞋被我故意扯烂，地里蒙着秧苗的薄膜被我一把撕出来，水桶的铁箍子被我用老虎钳敲脱------而小贩用扁平微弯的小铁板按在黄白的一板糖上，“叮叮叮”，小铁锤有节奏地敲打铁板发出清脆的声音，像是敲在我的心上，心里想敲多些，再敲多些。其实，敲多敲少，全凭小贩随意随心。再说，买之前根本没有办法讨价还价，一整板糖的概念，怎么细分只有小贩的手知道。最气人的是，敲出一丁点糖来后，底盘下往往会顺带扯出些糖丝，我巴望拿点糖丝一起给我，而小贩是绝对不会那么大方地做个顺水人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捋回去。那点糖丝似乎如黄金一样贵重。

更多的时候，我是买不起糖吃。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启了我向大自然要糖吃的奇妙想法。

村南头有一片草坪。每年秋收过后，生产队组织村民在这里铲草皮，晒干后点燃，沤成火土灰，用来肥田的土办法，以减少买化肥的成本。来年春耕，村民们用粪箕将火土灰挑到水田里，一丘又一丘，均匀地洒下去，顿时田间升腾起一片灰雾。承包到户以后，家家户户把田地当成自己的崽女一样喂养，都舍得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买化肥，不再用火土灰来肥田了，这片草坪便冷落成了放牛坪。

放学之后，我把牛赶到这里，躺在草地上，闻着牛屎香，看云起云落。有一天，我随手扯了根身下的草，放到嘴里，竟然有股清涩的甜味。我一个翻身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草的根，白白的，一股一股地，形状有点像莲藕，似竹鞭，爬在地皮上，如蜘蛛网般往四周伸长。我好奇地问娭毑，这是什么草，她说，甜心草。哦，怪不得，吃起来是甜甜的。从此，这唾手可得的草根成了我补糖的首选，虽然糖份少，难嚼，还有泥沙，但是一年四季都有，也算满足了小小的渴望。

时间一长，我陆续在草坪边缘的斑茅草、油茶林里，有了惊喜的发现，糖！斑茅草、油茶林，每年的秋冬季会有糖。斑茅草，除了长在草坪边缘，油茶林间，石山脚下，溪泉岸旁，围园的篱笆里都有，一簇一簇，冬枯春发，“一岁一枯荣”。它的根茎黄白色，细长细长，在地下横走，吃起来甜脆沁凉。草杆圆圆呈长条形 ，像竹节，像小甘蔗，一口咬下去，硬梆梆地，似乎咬在石头上面。只有撅起嘴来啃，很费劲，但是比甜心草甜多了。只是要特别注意斑茅叶，它如剑般修长，非常锋利。只要风一有动静，抑或人的靠近，斑茅叶条件反射般不断挥舞，一不小心就会划在脸上、手臂上，一线线颗粒似的红血汩汩而出，留下一条条细长的割痕。我想，草杆、根茎都有糖，还耐嚼，也值得。

初冬时节，在某一天，草坪西边丘岗上的油茶树枝头悄然蹦出些花苞。在风中，细心的人们闻到淡淡的清香，一波又一波，袭人心田。这清香，引得蜜蜂张开透明的翅膀，嗡嗡嘤嘤寻来，弯起丰满的屁股，伸出吸管，趴在亭亭玉立的花蕊上。虽然没有蜜蜂勤劳，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免费补糖的好机会。放学后，我一路小跑，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油茶林，丢下书包，从树下扯根草管，插在花蕊的中间，嘴唇紧咪着使劲地吸吮，清亮或粘黄的油茶花蜜顺着草管嗦进嘴里，清香的甜味一下子打开了饥渴的味蕾，令人心旷神怡。我伏在油茶树怀里的样子，像幼时捧着母亲丰硕的乳房，幸福，甜蜜，安逸。

糖，作为食物，吃糖，本是饱口福，我居然还吃出了荣耀，吃出了莫名的境界。

记得读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早上，我正准备背起书包上学，娭毑喊住我，去把瞎子公公，牵到大坳子。瞎子公公，是叔公，从我记事时起，眼睛就瞎了，不知怎么搞到的。虽然有个女崽，远嫁到冲里瑶山，按农村说法，还是“绝蔸子”。在生产队时，他享受五保户待遇，队里分多少，就吃多少，反正饿不死。分田单干后，最先，他的田地均分给社员，社员每年年底凑粮凑钱给他，后来觉得麻烦，干脆把他的全部田地给一个人承包，由一个人养着，大家省心些。

瞎子公公的屋，在村子中间。我来到门口，叫了一声公公。公公用低沉的鼻音回答我，嗯，来了！吱呀！乌黑的木门打开，屋里一片漆黑，窸窸窣窣，拐杖杵在地上哚哚响。公公出来了，一头银白头发上盖一顶青色的前檐帽，面色蜡黄，眼睛凹进去，眼角有眼屎，鼻毛长出来了，嘴巴有些瘪，抿得紧紧的，一身青色长衫套一双布鞋。我走近去，拿起拐杖的一端，像牵牛一样，大步往前走。他一只手使劲握着拐杖，另一只手张开手掌往前面探，两只脚抬得高高的，落地缓缓地，深一脚浅一脚，嘴里不停地嘟哝，慢点，慢点。我问他出街干什么？他说去街上坐坐，有人问，有人算，赚个猪肉钱。我说，原来怎么不出去呢？他说先前“破四旧”，管得严，要挨批斗，现在放开搞活了，不能等靠要，多赚一分钱，多享受一分钱。我似懂非懂。

出了村，过了小坳子，就是大坳子。上了大坳子，连通街上的路，就又宽又直了。我扔下拐杖就准备跑去追小伙伴，莫急，过来！公公支好拐杖，一手摸进上衣口袋说。这时，他手掌心魔术般出现一把“豆子糖”，细长的手指点捻着，指甲上还有黑黑的一弯污垢，很显眼。他只给了我五粒，形状像黄豆大小，圆滚滚，花花绿绿，有几种颜色。也算劳动所得，我马上拿起一粒放到嘴里，任糖在舌尖上翻滚，美美地品味。其余四粒兜在口袋里，舍不得吃，不时炫耀一下，惹得小伙伴们羡慕不已，想方设法巴结讨好我。

放学后，我来到大坳子时，竟然陆陆续续来了五个小伙伴，要一起来牵瞎子公公。我不准他们牵，公公说让他们一起牵吧，我心里嘀咕，你有这么多“豆子糖”嘛。于是，我们每个人出一只手握着拐杖，簇拥着公公往村里走，公公像一位尊贵的官人，我们像他忠实的奴仆。到家后，每人分得三粒“豆子糖”，大家欢喜得跳起来。此后，为了“豆子糖”，只要天气晴好，我和小伙伴都争先恐后去牵公公。老师知道后，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们是“学习雷锋的好榜样”。万万没想到，吃“豆子糖”，吃出了一个“活雷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国务院批准，县城要从瑶山腹地搬迁到我家附近的沱江镇。修路，架桥，砌房子------镇上紧锣密鼓地大搞基础建设。“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时，基础建设最需要的原料是石头，如片石、碎石。村里与镇上仅隔着一座石头山，名曰老虎坑，是属于我们村的。于是，村里以户为单位，自发在石山上各自开一个塘口，挑土、开山、放炮、碎石头、装车，卖给大大小小的建筑队、施工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采石场。

凿眼、放炮、碎石，是重体力活。我虽是家里老大，也只有十多岁，根本帮不上忙。再说，爷爷娭毑多次严厉地警告我，不准去采石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怕采石场出事，村里因为打石头，死了几个人。家里的主要劳力只有爷爷、娭毑了，还好，基本上能运转起来。如清石挑土，可以一个人挖，一个人挑；打炮眼，可以一个人抡铁锤，一个人扶钢钎；放炮时，一个人点炮，一个人可以在山下喊路过的人等哈过------一天傍晚，我挑好水，架好饭，喂好鸡，坐在门槛上写作业。爷爷背着铁锤，娭毑挑着粪箕，从采石场收工回来，一身风尘仆仆。这时，娭毑从粪箕里拿出一个圆筒形的罐子，放到我的桌上，说，每天早晚吃一口杯。这时什么？我好奇地问。娭毑似乎很累了，坐下来，轻声说，麦芽糖，吃了长身体的。你小时候家里穷，营养不良，老师说你是班上最矮的，得补补，不然影响身体发育。这两年家里打石头，有些余钱了，你要补哈，长高些，好快点帮家里做事。我看着他们不时捶打累弯的腰，日渐消瘦的面容，花白的头发，想起深更半夜的声声咳嗽-----我心一酸，眼眶湿润了，起身收起作业，转身去灶屋煮菜。

父母做梦没有想到，这时国家早已恢复高考，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跳出农门”。也许是吃了麦芽糖的原因吧，我不仅长身体，还长智力。初中毕业时，我顺利地考上中专，分配了工作，有了粮油本本。如今，我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却屡屡被医生告知，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少吃脂肪糖类肉类-----现在的孩子再也不愁没有糖吃，连外国进口糖都有了，家长还怕孩子生虫牙呢。世事难料，匪夷所思啊！

从童年的白砂糖、水果糖、花生糖，到少年的叮叮糖、豆子糖，再到青年的麦芽糖，这些甜蜜的糖，留给我的，却是苦涩的回忆。我相信这些回忆不会再度上演，因为历史的车轮一定会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