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书元
家里珍藏着一本《社员劳动工分手册》,它是人们挣工分那个年代的见证。四十多年过去了,它已经成了人们消失的记忆,再次回首别有一番感概。
在挣工分的年代,大家干的是集体活,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那时每个生产队里的树上都挂有一口生铁钟,队长每天分三个时段(早晨、上午和下午)按时敲钟让人们下地干活。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固定的集合地点,队长敲钟后就蹲在那里,等人们到齐后一一安排农活。按照不同的劳力分配不同的农活。有各小组长带领手下那些人去地里干活。人们来到地头先要歇会儿,抽烟的抽烟,方便的方便,然后就开始干活了。中间人们累了还要休息一段时间,人们利用这段时间做点私事,给家里的家禽和牲畜剜些野菜割些草。那时人们上坡干活都各自带着一个篮子,收工时都有以外的小收入。
“包工紧,日工磨,自留地里干好活。”这就是挣工分年代的真实写照。那时,人们出工不出力,尽管领工不时在人们背后催促,可还是拿不住人们的手,人们挣的是工分,全靠自觉干良心活,这就是日工活的特点,靠的是时间,要的不时效益,就突出了一个“磨字”。后来生产队长实行包工活,就是把这项农活包给几个人去做,定农活定工分,干完后平均分摊工分,所以就出现了包工紧的说法。那时,每家每户都按人分有极少量的自留地,人们起早贪黑经营,就有自留地里干好活的一说。
那时,每天晚上,村里的钟声响了,这是生产队记工分的钟声。干了一天农活儿的人们不顾劳累,纷纷拿着自己的《社员劳动工分手册》,去生产队的办公室登记工分。当官的专门聘有威望和大家信任的记工员负责每天登记工分。每天晚上办公室里挤满了前来登记工分的人们,煤油灯下,记工员认真的为每位社员登记当天挣得工分,一旁还有专门监督记工分人的村干部,生怕人们作弊。记工员本人的工分自己不能记,得有专人为他记。每天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办公室了,有个别吃饭晚的人纷纷拿着干粮吃着前来登记自己的工分,要不晚了记工员就不等了,干脆熄灯关门,挣了一天的工分也就过期作废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一句打油诗,道出了那个年代工分对农村人的重要。在土地未承包之前,土地集体耕种,从事农活的人们叫社员,也叫劳力,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社员们每天下地干活,生产队给记工分,也叫挣工分。男女各分整劳力、半劳力。老弱病残者为非劳力,十八岁以前为半劳力,成年男女为整劳力。干一天农活按不同的劳力等级分别记六分、八分和十分。生产队每年年初发给每个社员一本《社员劳动工分手册》,记录人们的出工日期及从事的农活名称和工分数。每月有合计,年终有累计,到时用自己挣得工分参加生产队里的年终决算和分红,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土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经营,从此结束了人们挣工分的年代,那本《社员劳动工分手册》已成了一份珍藏。可是那些曾经挣工分的人还在,记忆犹在,“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那句打油诗似乎成了人们难以消失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