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

郑书元

曾经的自行车、缝纫机、钟表、收音机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流行的“三转一响”，彰显着少部分人已经开始走向富裕之路。

党的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之农村土地推行改革经营模式，分田到户，实行土体承包制，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由此开始转变，流行“三转一响”时髦消费和富裕追求在实现。农村青年谈婚论嫁，“三转一响”便成了时尚彩礼的代名词。我和妻子是七十年代中期结婚的，那时农村条件差，人们的温饱尚未得到解决，更没有“三转一响”的嫁妆。后来流行“三转一响”妻子时常抱怨，不过数年后，我家也有了“三转一响”。当时青岛的金鹿牌自行车、上海蜜蜂牌缝纫机、烟台木钟厂的北极星木钟、还有那台式半导体收音机，在鲁北农村最为时尚不过。

（一）

在我未成年时，父亲给我赊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地方都响的破旧自行车，我如获至宝，学会了骑自行车。家里实在付不起那二十几元的旧自行车钱，只好车归买主，让我白白学会了骑车，心里暗暗高兴。参加工作后，一直渴望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当时市场上流行最时髦的金鹿牌自行车，均为凭票计划供应国家工作人员，民办教师不在供应之列，市场上高价自行车家里又买不起。八零年国家出台政策，奖励每个冒尖户一辆金鹿牌自行车，当年农家收入万元的户极少，刚刚解决温饱的我们，拥有一辆自行车只不过是梦想。

当时我们村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那是集体的财产，有专人保管，除了出公差，私人一律不准享用，我初中毕业后进入文革时的革委会，才有机会过一下自行车瘾。家有一辆自行车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两年后，远在滨州工作的二舅兄，托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原单位同事，在机关单位给我弄了一辆金鹿牌自行车票，当时的价格是国家供应价，每辆一百四十来元，买自行车的钱是家里唯一的积蓄，我已交付于舅哥。我拿着自行车票证一等就是一年有余，日夜期待着提车的好消息。

就在那年腊月二十七，接到了让我前去青城骑车的电话，电话打到管区的，领导登门告诉我们的，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欣喜若狂，便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大舅兄冒雪前往青城骑车，当时机关已经放假，我们找到了值班的人，那人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有自行车发票和剩余的现金，然后领我们去仓库提车。当我第一眼看到那辆崭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的刹那间，眼前模糊了，这不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大金鹿自行车吗？腊月二十八，我骑着那辆新自行车带着妻子去岳父家，家里人都夸耀一番，我从集市上买来彩色的塑料条，岳父把自行车用塑料条给缠了一遍，美容后的自行车更漂亮了。那年的春节是全家最高兴愉快的一年。

自从家里有了金鹿牌自行车，不断吸引着村里人的眼球，我把它视为珍宝，要比自己的儿子还要珍惜，我不骑时，车子放在家里一般不出借，实在不好推辞时也只能让他人骑一下，不过我们本不是心里情愿的，外人把自行车骑走，心里一直牵挂，生怕借车人有个闪失，直到借车的把车送来才放心。每当我骑着那辆金鹿牌自行车上班时，感到比别人荣耀，就像今天开着宝马、奔驰的富豪一样。来到单位，同事们也纷纷骑骑我的“金鹿”围着操场转转过过车瘾。

那辆来之不易的金鹿牌自行车与我相伴多年，它是我的专利，自行车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发展和变迁，见证着家的变化，见证着我的工作足迹，见证着孩子们的不断成长。儿子用那辆金鹿自行车学会了骑行，他三年的初中生活更有那辆自行车的功绩，金鹿自行车不愧是当时的名牌，经久耐骑十多年，随之我换了新牌子的自行车，质量远远不如金鹿牌的好，原来的“金鹿”就像一匹马驹老了，自然下岗了，我舍不得把它当作废品卖掉，保存了很多年，曾经的“大金鹿”那是我们永生的记忆。

（二）

我家有了“三转一响”其中的自行车后，我们的目标是缝纫机。我和妻子结婚时，她娘家陪送了桌椅箱子和几床被褥，这便是全部嫁妆，妻子经常抱怨没有缝纫机。家庭条件好转，缝纫机进农家，当时的名牌缝纫机还是紧俏产品，我们这里商店有一种大连牌子的缝纫机，价廉实惠，非常适合我们这些经济收入偏低的农户，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家里省吃俭用，在父母的催促下，开支一百四十多元给妻子买了一台大连牌的缝纫机，结束了婆媳手工做针线活的历史，这对我家来说又是一件大喜事。

缝纫机买来后，最开心的还是我的妻子，母亲已年老眼花，针线活儿全指望妻子了。我按照缝纫机的安装说明书上的安装程序，把缝纫机安装好，还特请使用缝纫机的师傅来家为妻子作操作指导，教妻子驾驭缝纫机的操作技能，慢慢地妻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缝纫操作机能，能独立做孩子们的简易服装。用缝纫机做针线活，取代了祖传的手工针线年代，是当时那些用手工做针线活儿的妇女所羡慕的。妻子的心愿得以实现，更成了家里人的自豪和骄傲。

不知缝纫机的出厂不合格，还是其他质量原因，缝纫机在使用中老出故障，几次找人来修理，还是不行，商店又不给换，那时产品没有三包合同，买一台不合格的产品消费者算倒了大霉，我们后悔没有买台名牌的缝纫机，当时名牌的缝纫机也属市场上的紧俏产品，名牌的缝纫机根本到不了农村市场。再后来特意请来专修缝纫机的人来修理，还是没修好，只好把它闲置在一旁当个摆设罢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缝纫机落伍了，人们的服装可到服装店任意选购了，直到今天，家里那台大连牌缝纫机仍旧放在家里的僻静处，默默守候着那份寂寞。

（三）

烟台木钟厂生产的北极星牌木钟，在八十年代是最时尚的，最流行的名牌挂钟，也是当时的“三转一响”系列之一，农民家里的墙上能挂上一个挂钟也是非常时髦的。八三年秋季县城物资交流会，我和父亲去县物资交流会，我们排队挨号买了一台北极星牌木钟，买回家后我把它挂在父母的房间里，一挂就是十几年，两个孩子有父母照管，木钟那不停地摆动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木钟那摆动声让父母逐渐变老，直到两位老人相继逝世。北极星木钟不愧是名牌，自从买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没有维修一次，半月上弦一次，时间误差很小。

现在款式多样的石英钟应有尽有，那北极星挂钟依旧挂在我的卧室里，夜晚钟摆的滴答声催我入眠，清晨挂钟准时的打点声催我起床晨练，挂钟三十四年来与时间同步，见证着岁月的消失，见证了家的变化，见证了晚辈与亲人的永世永别，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过程，见证了我忠孝义务的履行，见证了我从青年到中年直到夕阳红的今天。挂钟是我家的功臣，从买进我家的那天起，它就默默无闻的履行着神圣职责，年复一年，岁月沧桑，那清晰的十二个数字仍旧清晰可见，身躯完整无损，钟摆的嘀嗒声还是那么清脆，准确的打点声清脆悦耳。

收购古董的商人出高价买我家的北极星木钟，每每我们舍不得将它卖掉，我的事业之路，也有木钟的一份功绩，自己有着四十多年的教龄，为了让孩子养成好的作息习惯，为了养成农家早睡早起的习惯，更是为了我上班不会迟到的惯例，我特意把挂钟拨快十分钟，时间是珍贵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现在的我耳朵背了，听不到原来的钟摆声了，在寂静的夜里钟摆那滴答声便可回荡在我的耳畔。北极星木钟将伴我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秒钟，父母的相继离世那一刻，我的目光始终盯着那挂钟的两个走动的针上。

（四）

度过电波里童年的我，历经有线电波、有线广播，直到无线电波。我家拥有的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安徽蚌埠无线电厂出的一款手携式收音机，八零年前，那时有收音机的农户很少，收音机是当时人们收听电台广播唯一的娱乐媒体，收音机丰富了农家的生活，给刚刚解决温饱的人带来欢乐，刘兰芳大师播讲的长篇评书，丰富了茶余饭后人们的业余生活，那时儿女尚小，父母年老耳背，收音机几乎成了我的专利，上班时带着它，忙里偷闲听听音乐和流行歌曲，驱散一下工作中的压力和疲惫。

那台手携式收音机，伴随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我家的建房经历，房子建成后我们便失去了收音机。当时家里建房经济拮据，没有条件安装门窗，因家里无住房就搬进刚建好的房子里了，夜晚我把收音机放在枕头旁听听节目，盗窃贼夜里撬开我家的简易大门，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屋里偷走了我心爱的收音机，家里就像遭了一场劫难，自己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没有收音机的日子里，生活显得枯燥乏味，当时家里再无条件去买台收音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寂寞中，好在我们拥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给家里增添一份欢乐和喜悦。

两年后我们再次买了台式收音机，我家重新找回了往日的欢乐，上次收音机夜间被盗的阴霾仍旧记忆难忘，家人十分珍惜新买来的收音机。那台收音机伴随了我们多年，村里通电后，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取代了收音机，我仍将它摆在屋内显眼的地方，不忘记它的功绩，同时也不忘曾经被盗的那手携式收音机。我有夜晚收听习惯，智能袖珍式收音机仍旧伴随着我，每晚的《金山夜话》热线伴随了我十年有余，在我的一生中与收音机有缘，不离不弃。

国家改革开放几十年，光阴荏苒，人们由温饱奔小康，那曾经的“三转一响”是当时人们走向富裕的代名词，我家和走向富裕的人们一样，拥有当时的“三转一响”而骄傲和自豪，我国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那时髦的代名词将成为那代人的岁月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