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

至暗时刻

作者 阿山

小时吃不饱饭，母亲要将蒸好的玉米饭混了菜叶后，才允许盛来吃，没衣没鞋穿，一年四季都是光着脚板，那样的日子，该是人生最艰难的时光。但那时少不更事，不知苦为何物。所以，物质贫乏，精神却饱满，算不得人生至暗时刻。再说，那是父母撑着的日子，至暗也不属于自己。离开父母，走向社会自己谋生，收获的酸甜苦辣才算是自己的。回首五十余年的人生，刚踏入社会，在迷茫中跌跌撞撞找不到出路，是自己生命的至暗时刻。

二十岁那年，我已参加工作两年，一切还算顺风顺水，组织上却突然将我从兴河公社中心小学调到偏远的红旗村级小学，开启了我人生第一个至暗时刻。红旗是文革时改的村名，原名叫黑槽，那地方两面是大山，中间夹着一条长长的槽田，阳光只在正午时来这里光顾一个时辰，故谓之黑槽。学校在黑槽的一端，紧邻地缝，地缝故名思义，是地上裂开的一条长长的缝隙，地理书上称裂谷，那时不叫地缝，叫天井峡，后来旅游开发，才取名地缝。地缝一边的绝壁上，有天生石观音像，过去在那建有观音庙。解放初这个村的学校就在庙里，后来，在庙旁稍平缓的地方新建了学校，即现在的红旗村小。

我从中心校调到这里，是从条件好的学校调到差的学校，无异于官阶连降了三级。这里不通公路，骡马是主要运输工具，我从中心校将自己的书籍衣物请两个学生帮忙搬运到这里，傍晚到达，累得精疲力尽，才发现学校没有食堂，得自己煮饭。当晚在村支书家吃饭，饭后回学校安床铺被。房间大约十平方米，刚好放进一架床和一张办公桌。挂蚊帐时才注意到石块垒成的墙壁没有粉刷，感觉像住在溶洞里一样。窗户也没有玻璃，是用塑料纸替代的。头顶是瓦片，有星月的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能看见瓦缝里漏下的光点。多少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两手枕着头望着这瓦缝漏下的光点，告诫自己：人生至暗时刻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里得自己煮饭，吃的粮食蔬菜是周末从几十里外的集镇买回来，每天放学后，到黑槽两边的山上去打柴回来升火做饭，煮饭洗漱用的水，也得在一两公里外的水池里去担。白天上课，和孩子们打交道，时间易混。到了晚上，学校其他老师都是当地的，放学都回家了，剩下我一人。独坐窗前，听风掀得塑料纸哗哗响，想起当地人讲黑槽在解放初闹兵匪，一些残兵来黑槽打劫，把人杀了丢在地缝里，由于被杀的人多，晚上黑槽里闹鬼，常在深夜听到有人在嚎哭惨叫。由于害怕，睡觉不敢熄灯，常睡着又被恶梦惊醒。醒来就看书写东西，让注意力不在黑槽的鬼那里。这样的日子渐渐习惯了，也没觉得多苦。苦的是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才是尽头？那时喜欢文学，尤其是喜欢诗，成天读啊写啊，苦的也是不知哪天才能象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一举成名天下知”。

抬头望窗前荫天蔽日的大山，难道这辈子就被这大山挡在这里，就没有走出去的一天？二十岁的我，已没有当年知青到农村广阔天地里去的觉悟与激情，在师范接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理想，就如黑槽的风儿从窗前吹过一样，很象一支自嘲的歌。有一个伟人在大海边画了个圈，开发深圳的热浪，拨动着时代的琴弦，喜欢诗的我，也高声诵读着“我是鹰，云中有志”。云中有志的鹰，便时时想飞出大山。可路在何方？

一个周末的下午，原在兴河中心校的华强和玉富来到我这里，他们是专程来慰问我的，比我晚一年从师范毕业分来成为我的同事，在中心校时，我们三个晚上常一起喝酒，醉了就三个抵足而眠。这次来，他们自带了菜和酒，知道我这里没有。三个单身小伙借着酒劲，高门大嗓，试要把黑槽闹个天翻地覆，若有鬼的嚎叫，也会被我们三个踏成肉饼。华强说他多次都想跑到深圳去闯一闯，根本就不满足于在这山旯旮过一辈子；玉富说他有个表兄弟在新疆，他想在新疆去。我说你们俩在中心校，条件比我好，都想出去闯，我更应该立志走出去。三个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相互牵扯攀扶着走出来，深一脚浅一脚将身子送进黑槽，将歌声抛向夜空——

年轻的朋友，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歌声伴着酒的泡沫在黑夜里飞洒，一浪一浪的声音在黑槽里回荡，山呼谷应，引得山涧几处狗吠不止。两边黑漆漆的大山随着夜风旋转，缀着几点星星的天空倾斜在山巅，不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真是激情岁月，难得一醉。

是夜，三人又一次抵足而眠，直睡到第二日午后，华强、玉富方告辞。夜幕垂临，独自回屋，见室内仍杯盘狼藉，酒味绕梁，临窗伫立，不觉落寞伤怀，竟有泪水流下。忽想起前日收到高中同学红苹从她就读的大学寄来的信，信中说她班上有西藏的同学讲，拉萨市在全国招聘教师，工资比内地要高出好多倍。拉萨是省会城市，再落后也比这红旗村小繁华得多，再加上工资高，这对目前的我，是一条光明之途。马上给红苹去信，请她帮忙详细询问西藏同学，看如何联系，我甚至想马上去红苹的学校拜访那几个西藏同学。

后来，红苹回信，建议我可以考虑去新疆，说她班上有新疆的同学讲，中央正加大投入开发新疆的石河子，那里也招聘内地教师。我想起玉富说的他有个表兄弟在新疆，便想和玉富一起去，新疆肯定比西藏地理条件好。周末我就跑到兴河中心校去找玉富商量。三人一见面，自然又是酒，那时聚到一起离了酒生活就完全没味道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心中的宏伟目标，酒场中高分倍的声音引起了学校教导主任的注意，这主任姓彭，他跑来提醒我们说，你们都刚从学校分配到这里来不到三年，就想调走哪有可能呢，教育局有文件规定，师范毕业生分到我们这高寒山区的，至少要工作八年才能调动。

“哎呀，八年，我的妈也，我都该结婚生子了，还走个铲铲！”华强操着他那家乡口音骂道。玉富道：“那就只有辞职了去。”彭主任说：“人家是要招正式在编的教师，你辞职了，编就没有了，谁要你？”哪咋办呢？我说那就是“我欲升天天隔霄”，华强、玉富跟着道：“我欲渡水水无桥；我欲上山山路险，我欲汲井井泉遥。”

“来，干杯！”又一次醉酒，又一次希望的破灭。

竖日，我们聚在玉富寝室商量，策划如何找彭主任拿到教育局的文件看看。彭主任人生阅历丰富，经的事多，说不定会有些好的建议。我们最后商定晚上请彭主任喝酒，好多事在酒席上就好办。请领导要大方点，我们打算一人出30元（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在附近唯一的那家小餐馆去，忍痛奢侈一回。这彭主任也不客气，晚上带了教育局文件来。我们三个轮着给彭主任敬酒。没想这彭主任酒量大，谁敬他都不推辞。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华强和玉富也工作有一年了，从来没请过学校领导喝酒。彭主任自己都说，是第一次喝我们的酒。我们只得连声表示歉意。彭主任喝得开心，掏心掏肺的说：“你们年轻，好多事不懂，教育局的文件说八年，如果你们在教育局有“臂膀”（即有人脉关系），别说八年，八个月、八天都可以调。”说着，他将杯子里的酒喝了，继续道：“当然，你们肯定没有这臂膀，有的话，直接调到县城去，哪里还在这个山旯旮里哟！”我给彭主任斟上酒，急切的问道：“没‘臂膀’怎么办？”“那就只有凉拌。唯一的是现实点，先争取调到区中心校去。”那时县下面是区，区下面是公社。彭主任喝了一口，把目光盯着我说：“不能像你从中心校往村小调，你这是人生的路越走越黑。”华强和玉富几乎同时笑起来，说我真的是，一下走到黑槽去了。我趁机问彭主任，是不是因为我和校长吵了架，才把我调到黑槽去的。彭主任说，校长是个好人，不会整人的。说我的调动与去年实习期满了，但没有按时给我转正有关。

我师范毕业后，按规定实习期一年转正，实习期满没给我转，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赶紧给彭主任敬酒，要他告诉我原因。彭主任在酒的作用下，心里也不设防，一股脑儿说出来了。原来，那年全国正在开展“严打”，从上到下层层分任务，当时给兴河公社下达了“严打”对象的指标，公社领导为了完成任务，到处寻找“严打”对象。其中有位领导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寝室发现了一首我写的打油诗，其中有两句：“为令华夏乾坤改，壮志不酬死不休”，便认定这是反动言论，加上平常我说话也口无遮栏，喜欢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用他们的话说叫“愤青”，据此说我政治表现有问题，要把我作为“严打”对象，先抓去办学习班。是校长力保，才只给了我暂时不转正，然后调到村小的处理，没有去“严打”的学习班。

得知真相，我心惊肉跳，第一次感觉人世险恶。我不害怕黑槽夜里鬼的嚎叫，却畏惧人世的魑魅魍魉。

第二天返回的时候，彭主任把我叫到他寝室，叮嘱昨晚讲的事，千万不可外传。彭主任向我透露说区内调动，不受教育局文件的限制，明年区里要新建一所初级中学，叫我到时候去活动活动，争取调到那所学校去，并告诉我这才是现实的选择，什么新疆、西藏、深圳，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其实，彭主任告诉我真相，我已是万分的感激，不用另向我示好，我都会保密的。

回到黑槽，立在高山之下的峡谷，感觉从未有过的渺小。山，挡着外面的世界，云，遮着上面的天空，黑槽连着地缝，地缝通向深黑的地下，通向十八层地狱。万念俱焚，上苍啊，我该走向何处？

按彭主任的指点，我到区公所去，打听到果真要新建一所初级中学，需要选调一批教师。这次彭主任的指点，让我认识到，去新疆、西藏、深圳都不现实，只有立足当下来思考前程。当下没有“臂膀”，就得有真才实学的硬本事。我不是喜欢文学，喜欢诗吗，应该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去寻求改变命运的突破口。我报名参加文学创作函授班学习，同时也参加县城的朋友组织的文学社。那年，我参加了一家散文创作函授班和一家诗歌创作函授班，同时受邀参加了三家文学社团。那时，全国的文学社团就如雨后春笋般，到处都是。在黑槽上班的第二年，我也找了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成立了“晨笛文学社”。在黑槽，我一边教书一边看书写作，一股强劲的动力注进我的生命，呐喊着对命运的抗争。

正是在黑槽的几年里，通过参加文学创作的函授学习，我写的诗、散文、小说都第一次变成了铅字。那是一个特别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时代，有学者说那是知识大暴炸的时代。我也受了时代的恩典，只不过是时代的浪花溅出的水滴透过一丝湿气而已，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记得那是1984年，区里组织全区中小学教师暑期培训班，聘我去上写作课，获得参加培训的200多教师好评，大家争相来听我的课，而且受到县里来督查培训的领导关注，专门要我为他们上一堂写作课。许多听了我课的教师，得知我还在黑槽那个村级小学教书，都感叹嘘唏，说早该把我调到重点学校来教语文。我天真的以为命运会就此得到改变，哪曾想“臂膀”依旧比本事重要。这年国庆节，县里要举行农村文娱汇演，黑槽的村委找到学校，请我们排练几个节目去参加公社的选拔演出。我创作了一个独幕话剧，让村委组织人员演出。结果出乎意料，大获好评，从公社推到区里，区里又推到县里，在县里的决赛中，获创作二等奖。获奖的第二天县文化局的领导把我叫过去，了解我的情况，鼓励我继续创作。我天真的以为，命运会就此改变，那曾想“臂膀”还是比本事重要。我依旧回到黑槽，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人还是那人。

文学，似乎从命运的缝隙里向我透出一丝光亮，只是我燃烧得不够，这光亮太弱，还不能撕开遮挡在我头顶的黑色天幕。我拥抱着文学继续着我的春梦，我写了一个大大的“熬”字贴在房间，我要熬过青春的寂寞，熬过生命途中的漫漫长夜。而就在这时，我组织的晨笛文学社里，有一个女孩闯进了我的生活，让我寂寞的青春掀起了一丝微澜，让我窥见了爱情的光亮，很快我就坠入爱的深渊不能自拔，从暗恋开始到渐渐明朗，经历了整整五年。可是，五年后，当爱的果实就要熟透的时候，没来得及采摘就坠落了，如一瓣落花随风而逝，她轻轻的向我挥手，象诗人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样离我而去，因为这与文学结缘的五年，我们的爱也从开初带着文学的浪漫渐渐回到现实，她在父母亲友和整个的世俗社会熏染中，她的激情消退了，她在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一个山区小学教师身上看不到任何她所向往的东西，她彻底的心灰意冷了。就这样我们分手了，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正在开发海南，全国十多万大学生拥向海南，海南出现人才大爆炸。被爱神痛击的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残破的灵魂也挤入了闯海南的大军，不仅仅是排解失恋的痛苦，我必须去与命运抗争，我必须走出大山，去寻找新的生活，否则，我的青春和生命就将这样断裂。当我站立在琼州海峡的渡船上，第一次看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时，心里又充满了理想。然而，命运并不只靠激情就能改变。我在海南流浪半月，依旧失败而归。

失恋的痛苦，闯海南失败的落魄，双重打击，让我深深的感到：我坠入了生命的至暗时刻，黑槽承载了我青春最黑暗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