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牙

在我这些年游东窜西的经验里，拥有一口整齐漂亮牙齿的女人实在是多不胜数。从视觉效果上来说，这样的女人无疑要更讨喜一些，一颦一笑，舞动春柳，给人以愉悦的审美体验和无限的遐想空间。若就日常生活而言，在某种特定的必要时刻（接吻之类），则自有一番不同况味，犹如一窝绵酥酥的蚂蚁在心尖爬动。

不过，本文所要讲述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生着一嘴赛雪胜棉的大白牙。在那个时候，是一件跟马驹头顶长角同等奇异的大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还是一群理着青溜小光头，扎着鲜艳红领巾的小学生。每天，我们成群结队，蹦蹦跳跳跑去学堂，放学后，又蹦蹦跳跳跑回到家里。在蹦蹦跳跳的过程中，我们的肌肉得到有效发展，骨骼变得格外强健，为日后的身体素质打下良好基础，也从侧面实践了毛主席那句伟大的名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以说，蹦蹦跳跳使我们那代人自由快乐地成长。但我记得，每当我们准备一字排开比赛谁先到达终点时总会遭致各人家长的斥骂，因为这样走路太费鞋子。家长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尽管如此，儿童天性中的感性因子最终还是战胜了成人强加到他们脑海里的理性约束，我们依旧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令自己乐此不疲的游戏。

学堂坐落在紧傍河滩的一块面积阔大的草地上。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见深棕色的河流在春天的大地上像一群骏马般奔腾而过，川流不息。学堂侧面有一个陈设简陋但还算是那么回事的篮球场，篮球场边上，是一棵树龄古老得足以和我们的祖宗比肩的参天古槐。夏天的时候，槐荫底下成了所有人避暑乘凉的好去处。我们的教室是一溜两排红色大瓦房，柏木做的门，胶土垒的地，屋顶上盖着色泽很好但残破不一的瓦片。这样的房子，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极其适宜居住。我曾经梦想住进一所这样的房子，不过这个愿望直到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才得以实现。

操场的古槐下吊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铜钟，据说是当年鬼子屠村时从火场抢救出来的古物。负责敲钟的是一个又聋又哑的驼背老头，我们这些捣蛋的小孩背后给他起了一个古怪的绰号：老锅盖。上课无聊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在槐树下打瞌睡的老锅盖吸引过去，老锅盖的鼾声短促，混浊，有时像是在拉一把大锯，有时又像老黄牛在胃里反刍草料。声音一直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传到农田里，传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们都憋着一股气不敢笑。老锅盖聋而兼哑，脑子大概因此迟钝许多，常常打错钟点，闹出不少笑话。譬如他容易把上课铃和课间铃搞混，明明刚打完上课铃不多久又打响课间铃，学生们一哄而散，气得先生直瞪眼。

在所有先生当中，最先给我们留下好感的当属柳枝兰柳先生。据说，她原先是大户人家出身的贵小姐，还是县一中的中学英文教师。至于她后来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庄子，又为什么会成为小学校的国文老师，长期以来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柳先生瘦弱，白净，说话轻声细语，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身上没有农村丫头那种豪爽豁快的劲头。我们原以为这样的人一定浑身上下都是刺头，甭说碰了，挨她恐怕也不得近，可一切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柳先生非但不骄横，不跋扈，反而像朋友一样亲切友好地对待我们，一点大人架子也没有。这让我们喜出望外，也是我们所有人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上柳先生的国文课，老锅盖如雷的鼾声再也不能对我们产生任何效应。我们努力做到心无旁骛，抵制着靡靡之音的侵扰。当然，靡靡之音这个说法是柳先生提出来的。柳先生说，那是噪耳的杂音，不是美妙的音乐，你们要捂上耳朵（我们双手抱耳，目视前方）捂上耳朵你们没办法听讲，还是把手放下来吧。除此以外，柳先生还给我们描述大山之外的世界和生活。我们知道了像砖头一样堆叠起来的房子，脚底有四个轮子的汽车……奇怪的是，柳先生向我们描述这些事物的同时，我们仿佛亲眼看见了那东西就在眼皮子底下晃悠，这种感觉十分新鲜。柳先生带领我们朗诵文章，教我们学会分辨平舌音和卷舌音的区别。她的普通话说的标准极了，比高音喇叭里那些女播音员还要优美动听。若干年后，走南闯北的我时常因为一口与时代气息极不相称的普通话而受人瞩目尊敬，每当此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童年时代的国文启蒙老师。

柳先生没来以前，教算术的小王老师是公认的学堂一枝花。来了之后，一枝花的风头难免要给柳先生抢去几分，可她们非但没有落入时下机关单位所流行的争风吃醋派头的窠臼中，反而还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那个时代的人情淳朴得就像天上的云朵，洁白无瑕，没有一丝污垢。关于小王老师，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趣事。有一回，那时候我还没上学呢，大概是夏天的傍晚，我们几个小孩在河边淘虾子玩。忽然便看见打我们头顶的石板桥上走来一个皮肤黝黑长相却相当俊俏的姑娘（那会儿我们还不知道她是学堂的小王老师），我们看得怔了，没注意到庄上的闲汉赖八正巧担着一担粪从小王老师的对面走来，却不承想，赖八看的比我们更怔，忘了脚下的路，等到反应过来，他早已连人带担栽到河里去了。看着赖八像一条落水狗在河中扑腾，和黑乎乎的牛粪搅和在一起，我们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小王老师冲到桥边，张惶地俯视着下面，我们顿时敛了笑容，痴呆呆望向她。她看着我们几个光着屁股的半大小孩，忍不住咧开小嘴，扑哧一笑，这一笑，显露出了一口黄澄澄的玉米粒牙。

虽说我们早应该见怪不怪，但我们多少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在我们那地方，上至县长太太，下至李四王五，拥有一口整齐美观的好牙的人实在找不出几个。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长期饮用含氟的的水源，另一方面也跟我们平常不注重口腔卫生有关。那年月，卫生层面的知识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牙刷，牙膏等清洁用具是相当奢侈的物件，甭说用了，许多人连见也没见过。童年记忆中，母亲总是一早起来，为我们兄弟姐妹打好洗脸水，然后拿一个大碗，走到水缸边，舀满清水，再往上撒几粒盐。我们起来后，站成一排，大碗轮流在手中传唤着，各自含一口在嘴里漱漱，这牙就算刷过了。当然，这种印象在我十二岁那年得到彻底颠覆。

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蹦蹦跳跳跑到学堂，发现操场升旗的土台子前围着乌泱泱一片人。这些人当中既有高矮不一的各年级学生，也有担任不同教职的几位老师。内中一个身躯高大的黑脸汉子是我们的体育老师秦大拳头，秦大拳头只是他的外号，没有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据说他可以徒手劈断一块木板。我们的国文老师柳枝兰也夹杂队伍里，柳先生身旁，站着手持一根教尺的小王老师，小王老师身后，是扎在人堆里瞎凑热闹的敲钟人老锅盖。

校长高站在升旗台上，上下摆动着他那颗头发稀疏的南瓜脑袋，昂扬地发表讲话。校长矮个，圆脸，跛腿，走起路来左摇右摆，活像只笨鹅。

他最爱吹嘘的便是自己那条瘸腿，据他自己交代，那是他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为前线军队运送粮食时，途中被敌机投掷的炸弹击中而落下的残疾。

这是一道光荣的印记啊，同学们！一个身上没有战斗疤痕的战士怎么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战士？校长话风突然一转，开始传神地描绘起当年的战况，敌机是怎样呼啸着擦过他的头顶，受惊的马和骡子怎样脑袋挨着脑袋一齐倒下去，被炸飞的人怎样化做碎片从空中暴雨般降下，那些黑森森的秃鹫怎样互相厮打着前来掠食死人的残尸。这些故事一开始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久而久之，在我们的耳朵都磨出了老茧可校长仍没有停止讲述的打算后，我们终于对这一套东西感到厌烦。校长在讲台上一石掀起二层浪，仿佛又亲历了一遍当年的遭遇，我们底下话声笑声哈欠声不断，临了，校长只好无奈地摇摇头。

不过今天，校长的口吻却一改往日诙谐本质，显得异常严肃和庄重。“同学们，”校长扯起沙哑的嗓门，“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这位同志可是留学德意志的大博士。他的名字叫邓庆彪，以后他就是你们的音乐老师了！大家鼓掌欢迎。”

懵动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地鼓起掌来。

“邓先生，快上来啊！”校长转过身子，对着旗台后方喊了一声。

一个高大笔挺的青年人迈着不大自然的步子走上升旗台，脸向一侧偏着，好像他的面前有一个大太阳。等到逐渐适应以后，他又频频朝我们点头示意，小鸡啄米般的滑稽姿态把众人逗得合不拢嘴。

“邓先生，你说点什么吧！”校长在一旁善意地提醒道。

“我…….我就……不说什么了吧……”

讲完这句话，他弯下腰，给我们鞠了个大大的躬。

人群中再一次爆发雷动的掌声和欢快的呼喝。他的这个举动，让我们感到新奇的同时备受鼓舞，我们忽然体验到一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情感。

“邓老师，给大家唱支歌吧！”不知是哪个促狭鬼勇敢地率先提议道。一帮跟屁虫紧抢在后头起哄：唱一支吧，邓老师！邓老师，唱一支吧！

青年人面色瞬间激涨成饮酒后泛起的酡红，好像害羞的小姑娘，微微欠了欠身，然后从那张英俊的面孔上挤出了一个如春花般灿烂的笑容。

我惊呆了！

不只是我，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们全部愣怔住，痴痴地看着台上的青年人。

自有生命体验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白的牙。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白的牙长在一个男人的嘴里。这一刻，我们达到了空前的默契和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认同感。大些的女孩子，牢牢捂住自己的嘴，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丑陋，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这些男孩则互相看着对方的脸，傻傻地笑起来。

所有人当中，只有柳先生的反应最最出人意料。起先，她也随我们出神地注视着升旗台上的青年人，神情中夹杂着惊喜和一丝欣赏。后来，这种惊喜或者是欣赏渐渐被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替去，她的目光变得无限温柔，身体止不住轻轻颤抖着，整个人都陶醉在对白牙的遐想之中。

小学校新任音乐老师有一口整齐漂亮大白牙的消息很快就像一阵风吹过庄子的角角落落，一点一点透进人们的耳朵孔里去。那些没开过眼界没见过世面的妇女为了一睹“新奇”，不惜撂下手头活计，迈动着小脚从家里跑出去，汇聚到学校的操场上。场面之震撼堪比早年间躲土匪和逃兵灾。我婶婶也想跟着大家伙去凑热闹，叔叔不让，两个人吵着吵着，就在院子里扭打起来。趁着父亲上前劝架的缝隙，母亲拉上我的手一脚跨出家门，母子二人一齐奔向学堂。那个年代的人们，被饥饿裹挟着肠胃，被苦涩牵制着神经，做起事情往往可以疯狂不计后果。

去途，有一些人正在陆陆续续地返回，其中几个年纪较轻的女人，抹着红彤彤的辣椒眼，一路哭得稀里哗啦。我母亲好奇地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絮絮叨叨半天也说不清楚，依稀听得“人家的牙齿是怎么生的，就跟刚掰开的大蒜似的”，“看过这雪白牙齿，总算没有白活一回”几句话语。她们的神情与时下那些见到港澳台男星就激动得哇哇大叫的女青年如出一辙，大抵女人一旦犯起花痴，便如婴儿降临人世，总是要哭叫吵闹的。

邓老师像一个陈列品被摆放在操场上，任由那些形形色色的女人转着圈儿反复打量和观赏。应她们的邀请，他不时咧开嘴角，呲露出一口阳春白雪的牙齿。好像杂耍艺人调教下的猴子，滑稽极了。最后，她们当中胆儿大的，直接邀请邓老师到她们家里去做客，有个中年女人唾沫泡子飞溅地拍着胸脯保证道，如果邓老师去了，她要把栏里最大的一只公鸡杀了，给邓老师炖一锅汤，让他尝尝当地土鸡的风味。

敲钟人“老锅盖”从我身边走过去，嘴里翻来覆去咕哝着一句什么话。我竖起双耳，仔细揣摩，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我竟听懂了他说的话：风俗迟早败坏在女人手里。我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母亲生气地拍了我一脑瓜子。

邓老师第一天给我们上课时，头发亮铮铮地三七对开着，穿一件熨洗的干净笔挺的白衬衫，下搭一条黑色长裤，脚踏一双猪肝颜色的走起路来瞽瞽作响的大皮鞋。他的这副形象日后成为一帧鲜明的图画长久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邓老师走到讲台上，把夹在腋下的一本五线谱摊开在桌面，然后清了清喉咙，像是要开口讲话，但他终究没有说出来，而是转过身子，拾起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孔武有力地写下三个大字：邓庆彪。

他告诉我们他叫邓庆彪。

我们知道了他叫邓庆彪。

我们也七嘴八舌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但他说他一时半会可能记不住那么多名字。

邓老师接着问我们：“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音乐吗？”

我们整齐而一致地摇了摇脑袋。

邓老师张嘴笑了笑（我们得以看见他的白牙），仿佛在说没关系。又指着操场那株老槐树问我们：“你们听得见那棵树上的鸟叫声吗？”

我们都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

“其实啊，鸟叫声就是音乐。’’

我们瞪大了两只眼珠，俨然觉得邓老师跟我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见我们茫然不解，邓老师赶忙补充道：“你瞧小鸟，啁啁啾啾嘤嘤呖呖，像哼着小曲一样，不同的鸟儿有不同的鸣叫，那是多么动听的声音！这难道不是音乐吗？不仅是鸟叫声，那后窗哗哗流淌的河水也是一支美丽的歌曲啊！音乐离我们很近，有可能只是你嘴里吹出的一串哨角，也有可能……”

马上就有人现学现卖，吹了一串哨。

接着又有人问：“老师，下大雨算不算音乐？”

有人举一反三：“老师，我家狗叫算不算音乐？”

我们齐声欢笑起来。

第二堂音乐课上，邓老师翻开五线谱，告诉我们，今天他要教我们唱一支歌，歌曲的名字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

像一股和煦的，夹杂着泥土芬芳与野花馨香的四月春风扑进教室，缠绵环绕，久久不散。我们痴痴地望着他那一翕一合的嘴唇，以及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当然，还有他那随着情感的深入而激烈起伏的身体和挥舞摆动的手臂。我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自己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存在并呼吸这一事实，全然陶醉在邓老师的歌声中，仿佛被摄去魂儿一般。

邓老师唱完歌，长长地舒了口气，好像刚刚高中的举子，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

与此同时，被邓老师的歌唱声吸引过来的隔壁班孩子圈满了我们的教室，眼看教室没地方站了，有些机灵猴儿便爬到窗户上去。我们的国文老师柳枝兰走了进来，挥动着她那双白如笋尖的细手，率先起意鼓掌。学生们点着的炮仗似的，呼喝应景，有的人跳起来起哄打闹，你撞了他的背，他踩了你的脚，整个教室欢成一团。在一片喧闹之中，邓老师将五线谱重新夹回腋下，独自走向门口，与柳先生擦肩而过时，他们彼此都礼貌性地相视一笑。

夏天的一个早晨，给山羊割完草后，我挟了大饼卷葱，早早来到学堂。刚从篮球场上拐过弯，就看见邓老师蹲在另辟出来的教工宿舍前的草地上，左手托着一只搪瓷杯子，右手握着一柄小木刷，脚边还有一只银色的小铝盒。邓老师先拧开铝盒盖，从里面挤出一小截黏黏糊糊像蚯蚓一样的东西到小木刷上，然后把粘了“蚯蚓”的小木刷浸到搪瓷杯子里。好一忽儿，他才悠悠地举起小木刷，把它含进嘴里，接着轻轻展开拉锯，小心得像在擦拭一只花瓶古董。片时便有乳白色的泡沫从他嘴角源源不断地溢出，越垂越长，堆到下巴胲，仿佛一窝狡猾的泥鳅。末了，他端起水杯，一口饮尽杯中水，倒仰起脖子咕隆几声，然后又吐出来，捂上毛巾擦擦嘴角，完成了一整套连贯而有趣的动作。我走到他面前，一股很好闻的味道从他的嘴里漫溢出来。邓老师告诉我，这是保护牙齿的一种方式，他是在德国的时候跟人家学的。我问他德国在哪里，离我们县城远不远？邓老师想了想，勉强笑笑，说，不算太远。

星期六下午，我们几个少年英雄齐聚在河滩上放羊斗将军虫，什么是将军虫，就是蛐蛐，学名也叫蟋蟀的。因为贪玩的缘故，直到傍晚归巢清点羊群时，我们才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羊。走失的是一只母羊，名唤黑牡丹，它是我们全家的宝贝，更是祖父的命根子。当下我心里一咯噔，想道，完了，这下祖父一定不会轻饶了我。好在一堆伙伴够讲义气，都答应帮我一起找羊。我们兵分五路，各去一处。我自己沿着河滩腹地一路寻找，凭着空气中充斥的羊膻味和洒落遍地的羊粪蛋子，终于在学堂谷仓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它。

就在我打算牵着羊离开时，忽然听到从西侧的教室里传来一阵很大的骚动，像是木头倒地发出的沉闷声响。疑问像一条小虫钻着脑仁，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便在一棵树上拴了羊，大步朝着教室走去。走到一半，我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于是放轻了脚步，收敛住呼吸，像一只蜗牛慢慢朝教室窗口靠拢。

教室背阴的这一面并没有门，黄泥垒就的墙壁上嵌着一长排直溜四敞窗，窗口约略有半人高，底下是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地。阳春三月，青草旺盛，草堆深处虫鸣唧唧噪耳，我的脚小心越过，尽量不去惊动它们。

在我歇着喘气的当口，耳朵里却清晰地传来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屏息静听，果然不差，一男一女在窃语，声音是从教室窗口传出来的。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对，男的声音为何这样熟悉，仿佛天天见面一时却忘了名姓的老朋友。一只雏鸟不知受到什么惊吓从草丛里掠起，扑向树杈去了，单撇下一声稚嫩的啼叫：啾—啾！这声鸟叫算不上尖锐，但却一下子刺入我的神经，紧接着一个名字树叶般飘落下来：邓老师！尾随在邓老师名字后面出现的另一个名字，是柳老师，也就是女声的主人。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十张课桌全部被拼凑在一起，变成一张光滑的大床。邓老师坐在大床上，赤袒胸膛，柳老师仰面骑着他，好像驾驭野马的牧人。柳老师今天穿得奇少，头发披散在双肩，使人不容易看清她的脸，但我很确定那就是她。她扬起头颅，用双手托住邓老师的下巴，邓老师微笑着，那口牙齿还是一如既往的洁白。柳老师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好像一条爬行中的蛇；柳老师兀地吐出红舌，好像一条爬行中探芯取猎的蛇。嘶～嘶～嘶～嘶～嘶～嘶，蛇信子灵巧多变，不断延长，渐渐凑近邓老师的脸。邓老师完全不回避，并张大了嘴准备迎接蛇的涎唾，看似十分享受这一过程。蛇芯悠悠地在半空中摇摆了几秒，然后弹子一样准确又迅速地射进邓老师的嘴里，白牙消失不见了......

我摸了摸脸，灶壁一样烫手。

我感到胸腔内窝着一只小兔子，好像要跳出来。

我同时感到自己下流无耻，有违母亲昔日教导。对不起教过我唱歌的邓老师，更对不起美丽善良的柳老师。

我像一个小偷躲在窗下，不远处，黑牡丹啃着地草，不时仰头咩咩叫唤。

这件事过后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席卷了我们这个南方山脉下的小庄子。过去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多遭了难，成为众人打击批斗的对象。街面上每天都在游行，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退学返家，拉帮结派，有的人参加了红卫兵，还有的人四处寻衅滋事，仿佛那才是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

一天，五年级学生张虎在刚刚审讯完一名“四类分子”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怎么偏偏漏了这个走资派呢？当初老子不过是站在教室门口撒了一泡尿，让这孙子数落了半年不说，还给罚在操场蹲马步，所有的人都来看我笑话。今天你可栽在我手里了！’’张虎家上溯十八代都是贫农，根红苗正，为人残暴嗜血，行事漫不顾忌。他曾亲口告诉我们一则关于往批斗死去的地主婆马秋香嘴里塞石头的故事。“我把从河边捡来的一口袋石子，统统塞进她的嘴巴里，一个也没剩下。到最后，你们知道吗（他笑的无比邪恶），她的脸胀的比南瓜还大，哈哈哈！不，不对，应该说像脱了水的猪头，烂乎乎的，真恶心！唉，不过我可跟你们说，她长得实在是好看，要不人家怎么说富小姐地主婆，身上的肉都带着香喷喷一股气哩！（他招手示意我们凑近一点）实对你们说了吧，我还在她那玩意儿上足足掐了一把呢！啧啧，（他巴咂着嘴，得意地笑着）真是好东西，一点儿也不赖！”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口中的走资派就是音乐老师邓庆彪，但我想，就算我们知道了，迫于张虎的威严，也终将无可避免地一步步逼近错误。

学堂解体后，包括操场在内的一应地方都被充作批斗各类人物的会场。这个原先书声朗朗、春意盎然的地方，突然间变成了流血，殴斗，哭喊以及死亡的战场。简陋的篮球场被破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由简易木板拼搭而起的方形会坛，和一棵棵光秃秃的木头杆子，木头杆子两端有绳子连接在一起，上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那口大钟倒是还吊在槐树底下，保持着原有的姿态，但是敲钟人老锅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死去了。老师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外来籍的还住在原来的宿舍里，其他人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去了。

张虎嘭嘭嘭暴击着房门，半天没有动静，他气急败坏地踹了一脚。

邓老师穿着一件印有奖字的白背心，头发凌乱地给我们开了门。

“同学们，你们这是干什么？”

一股清新的很好闻的味道从他的嘴里溢出来。

“少套近乎，”张虎蛮横地抢在头前说，“我们是阶级敌人，势不两立！”

邓老师闻言大笑起来，那两排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大胆，”张虎恼羞成怒，“你也太不把革命小将放在眼里了！光凭这一点，我们就能斗你三天三夜！来人，把这个目中无人的走资派押回去！”

张虎的命令发出以后很久，我们仍然站在原地，面面相觑，谁也不愿意上前一步。

邓老师大概是看出了我们的窘迫，慷慨地说：“不劳各位动手了，我自己走。”

经过我身旁时，他含义深重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邓老师一路并不反抗，他们让他戴上牌子他便戴上牌子，他们给他挂上草鞋他也接受了。以他的能力，就是要翻云覆雨，我们几个也绝不是他的对手。但我深知，邓老师不可能那样做的，他要是那么做了，他就不是邓老师了。等到讯问的时候，他始终紧咬牙关，表现得临危不乱，“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怒火中烧的张虎挥舞起烧火棍，对着邓老师的膝盖一记痛擂。

邓老师惨叫一声，两腿一屈，跪倒在地上。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没有松口。

他的转变出现在第二天清晨，那时候我们睁开朦胧的睡眼，准备对他进行第二轮审讯。可是审讯还没开始，他兀自栽倒了，眼睛直勾勾盯着门外，如同被线扯住的木偶。我们的视线尾随在他目光之后，终于看见另一队红卫兵押着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走了进来，那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柳老师。

邓老师起先表现出异乎常人的冷静和漠然，突然一跃而起，拖着伤腿，像一匹发狂的公牛，猛扑向那几个押解着柳老师的半大孩子，把他们撞翻在地。接着，他攥紧拳头，用一种与他的温雅气质相去甚远的方式击打这些曾经的学生。邓老师的举动立刻引发众怒，众人牛蝇扑血般拥向他，拳脚相交，棍棒齐下。邓老师立马就不占据优势了，蜷缩成一团，痛苦地呻吟着，像只受伤的刺猬，往昔的风采一去不返。柳老师被撂在一旁，凄凉地抽泣着，有几只鸟在窗外的树上附和着她。

我感到眼眶热辣辣的。

我想我不应该哭。

以下的情景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是当时在场的另外几个人告诉我的。

张虎这个王八蛋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块乌黑发亮的煤，他知道邓老师有一口惊为天人的大白牙且倍加珍惜爱护，就逼着邓老师从他胯下钻过去吃了那块煤。邓老师这种有着君子之器的男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宁愿挨打也断不做此自轻自贱之事。可也不知哪里透露了风声，这个野杂种竟然摸准了邓老师哪根神经最脆弱，算准了邓老师哪块要害最致命。千不该万不该，他以柳老师相要挟。如果邓老师不从他胯下钻过去吃了那块煤，他便要当着众人的面侮辱柳老师。

邓老师，这个长相英俊的男人，这个天生一口赛雪白牙令人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男人，这个拥有一张百灵鸟那样婉转的歌喉的男人，放下身段，放下尊严，从无赖张虎的裤裆底下爬过去。爬得艰难，爬得笨拙，拾起那块晶亮如眸子的煤，不顾一切地塞进嘴里。带着屈辱，带着仇恨，生嚼猛咽，直咬得满嘴乌黑，满口鲜血。煤屑和鲜血混合成一道丑陋的液体沿着他的下巴往下流淌。

邓老师吃煤的时候，柳老师就在他对面不足五米的地方。在场的人回忆起来说，她声嘶力竭地大吼着，吼得脸都变形了，想要冲过去阻止邓老师。但她被红卫兵死死拖住不放，哪里动弹得了。她就这样眼含热泪看着邓老师为她低下高傲的头颅，看着昔日的恋人受到一群不谙世事的少年的戏弄，看着他一点一点吃完煤块，看着曾经用舌头与之交欢的那口白牙的毁灭，她的眼神逐渐黯淡下去。

他们对我说，邓老师当时的模样可怕极了。双目圆睁，面孔狰狞，三分似人，七分像鬼。简直比西游记连环画上那些一心想着吃唐僧肉的妖怪还要吓人。

众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自觉地向后退去。

没有一个人敢靠近他。

次日晌午头时分，提拎着竹篮到河边去洗衣的女人们发现河中央漂浮着一具女尸。

打捞上来，是遍体伤痕的柳枝兰老师。

邓老师也来了，红卫兵没有押着他，他们只是站在远远观望着。

邓老师蹲下来，伸出血肉模糊的双手，轻轻抚摸着柳老师肿胀的脸以及她的身体，最后，他俯下脑袋，将脸埋在泥地上，像一个做错了事争取大人原谅的孩子。

人们以为他一定会嚎啕大哭，但是他没有。他静静地起身，立在河边，开口唱起了那首我们最熟悉的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

歌声缭绕在湿漉漉的河滩腹地，笼罩上一层淡淡的哀愁……

许多年过去了，邓老师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也始终没有再开口歌唱。他后来娶了本庄孙屠户的女儿，那姑娘脸上一层淡淡的雀斑，满口的酒糟烂牙。

2018年8月6日于莆田采薇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