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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命题，自孩童时代便一直困扰着我：
“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这种看似带有“歧视”的要求为什么会出现在各类作文的命题当中呢？年幼时的青涩对于这种“歧视”的解答大多充斥着无畏亦或无知的愤慨，然而时至如今，在平寂逐渐替代躁动之后，我想我终于找到了——或者说终于窥探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我们需要回溯根源：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受海归派的影响，我们的文学文化体系逐渐从象征意义过度到现实意义，也正是从这段时期开始，我们的审美逐渐转移到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层面上。
加之后来白话文的普及，以及中西方文化间的对峙（关于这点，我以为是在20年代开始的），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的审美观念才发生了质变。
当大众的审美观逐渐聚焦在生活质量上以后，那些胭粉味十足的六朝骈文，还有“垂死病中惊坐起”的悲天悯人，自然就变得不切合实际了。
而后我们所经历的各种文化运动和改革，都促使我们的文学创作向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现实主义的萌发，尤其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尤具参考价值。
其次，自工业革命以来，机械、科学、生化、物理等基础学术的普及，诞生了崭新的文学形式，相较于需要大量累积所构成的传统文学而言，新文学显然更有益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回溯本源之后，我们大抵对于问题的产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接下来就是要对问题的本身——也就是价值导向发出一些揣问。
对比通俗易懂的新文学形式，晦涩的诗文歌词，显然更容易被人为的篡改其本意和价值体现，例如“床前明月光”这句话，在明清二代，足可以因大环境和大历史观的不同而产生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从而影响和改变创作者的初衷——这一点无疑是致命且具有极大歧义的。
众所周知，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诗歌都需要大量基础知识的累积，这种累积和创作者的经历都会使得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有了上述前提，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作为一个“出题者”（也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阶级）在一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是应该选择提升民众的整体素质，还是抬高个体的文化差异？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然而当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整体需求之后，在我们试图将提升个人素养的时候，又会发现一个根本性的症结：那就是当我们发觉某一种文体可以被人为地篡改其本意，并且对于阐释的角度实难掌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文体自然而然会受限于命题者的规避。
如同我们感受到的一样，在诗歌的创作范畴内，所有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都需要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归纳和总结，务必需要深入地了解其背景和文化素养，方可作出理性而客观的判断。
遗憾的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这种思量所承担的风险无疑是值得反思的。
即便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在古代——这种可以被个体情感所左右的判断，都是不具备客观参考价值的。况且诗歌的侧重点，一直都是主观的，所以这种观念之间的冲突、以及背后影射出的的利益和价值，就变得尤为讽刺了。
早在唐宋时期，便出现过考官凭借主观意识去误判考生诗文本意的情况，明清时期更是出现过很多以考官偏好来“定制”诗文的行为，这种行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诗文本体的内涵。
以上所说的，都是基于历史因素所导致的诗歌整体的没落，随着文化程度的不断抬升，目前我国的教育也朝着差异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从全面素质教育过渡到了精英化、差异化教育的阶段，这种过渡，对于提升个人文化素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蓬勃我们的不同需求的文化素养，却依旧难以使我们的诗歌文化焕发新生。
究其原因，又要从经济和民生领域来进行阐释：
由于长时间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渗透，目前我们对于个人文化素养的提升，主要依托于通俗文化的渗透，这种渗透从宏观领域看待，是极具驱从性的——大众在平凡而质朴的文化生活中汲取元素和灵感，从而浓缩成文化的具体表现，也就是通俗领域中我们常常谈论的电影、小说、游戏、漫画等等。
这种衍生，不但可以表达出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可以体现出我们对于自然事物的反思。
所以当某一种现象流行的时候，这种衍生的文化产物总会激发我们的认同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痛点”。
当一个“痛点”流行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时候，则会蔓延出一种流行的思潮，我们会反复地模拟这种现象来进行创作，从而导致我们的文学作品出现趋同性和高度的“应试效应”，直至这种现象消亡（亦或出现更具感染力的现象来代替）。
从这一点来分析，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诗歌，着实难以俘获大众的移情，失去了竞争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活力。
这便是诗歌领域整体没落的症结之一。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提出的“大历史观”，我想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剖析诗文从诞生到如今的时代，而非局限于某一个历史节点，这更有利于客观的阐释。
所以接下来，我想从本人片面的历史观进一步探讨诗文的历史进程。
从以往民生领域的发展来看，诗文化的没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代表诗歌即将消亡，相反它正朝着精英文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之前流行于英国的十四行诗，看似消弭，实际上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了极具他国特色的文化底蕴。
这种消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将文化进行浓缩、沉淀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用一种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其实就是浓缩咖啡和美式咖啡的区别——前者注定只能俘获小众的味蕾，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现，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不可能彻底消亡的，因为这是通俗文化可以延续的基础。
而那些我们所有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都是从当中分离出来的。犹如早期的山顶洞人，他们不可能从壁画中直接描绘出当时的历史风俗和家长里短，却可以从只言片语或是粗陋的笔画中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和汲取灵感的藻池。
是故，我反对所有以人心浮躁作为借口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从根本上来讲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
社会的发展必定伴随着文化领域的升华和变迁，如果说一个架空的社会体系是以文化的没落作为代价的，那么它必定难以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我们所看到的没落，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沉淀的土壤，根深蒂固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或不可缺的元素。
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常常出现的那些标语，以及生活中脱口而出的那些所谓“金句”，这些随口而出的创作是否毫无根据？又是否完全没有传统诗歌的影子？
我们固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像古人一样创作出优美而磅礴的诗文，那些“粗制滥造”的现代诗体更像是一句顺口溜，也许没有家国天下，也许没有山盟海誓，但它一直作为我们创作的脊梁而存在着，只是变通了形式，成为大众更加喜闻乐见的一种表达。
那么当我们抱怨这些“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时候，不妨问一问自己，我们又愿意拿出多少时间来揣摩古人当时的生产环境和人文背景呢？
事实上任何一种文体的更迭，都伴随着社会背景的整体变迁，这种变迁，又必定会反作用于创作。流行的通俗文化脱胎于古典文化，变得更受大众欢迎，这种迎合的心理又会产生实际的经济利益，促进我们的社会发展，那它何尝不是一种极富诗意的变迁呢？
一首华丽的诗文，当然可以博得众人的亲睞，可一部通俗易懂的小说，又能激发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升华的需求——剧本改编、二次创作、开发周边，这些切实的附属产物可以更加丰富创作者的创作理念以及改善其实实在在的生活质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种进步。
反对者永远是悲天悯人的，他们高呼着诗歌老死的凯歌，却不肯回头给予创作者实际的需求，当市场经济的大旗笼罩在每个创作者头顶的时候，是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还是改善实际的柴米油盐，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追问。
《静夜思》可以寄养我们的哀思，可是它无法具体成一部鸿篇巨制来供养那些从业者。相反的，《妖猫传》在合理适度的改编下确能提供给从业者一条明确的出路。
诚然，我们在大市场经济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那些粗制滥造的改编和神乎技矣的操作让我们感到惶恐，这种反思，也从侧面应证了我们的文学差异化俨然初见成效，那么在这个逐渐奔向小康的历史时期，我想我们应该给予诗歌更多沉淀的时间，市场是优胜略汰的，文化亦不能脱，我相信那些熠熠生辉的风骨终将成长为参天巨树，荫护着我们的未来——更加发扬光大。
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化是有血肉的，而我们的先辈一直在用他们的风骨支撑着这份血肉，我们未必能做到发扬光大，可我们至少不应该让那些骨头变冷。
当通俗文化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时候，看似消弭的古典文化更像是孕育新生的巢穴，传承的辉光从未消亡，它化作我们的羽翼，支撑着我们奔向更遥远的旅程，极目之处，亦是归途。
诗歌从未老去，它只是在等待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必将唤醒一场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