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 娘

       王 建 军

一

我的童少年过得很不好，以至于一生不如意。人的童少年不好，就好比庄稼田里缺了基肥，庄稼再怎么拼命长，也是长得难以茂盛。

人的人生田地中，往往父亲是施肥者，母亲是管理人。儿女的苗棵长得好坏，与父母有着息息相关。或许我本来有块比较肥沃的人生田，有个好的童少年，成年后也许有个美好人生，是因母亲没有文化，缺乏管理技能，导致父亲在后来也由于贫穷少了儿女肥，使我的嫩苗没有长好。小时虽然懵懵懂懂，但我后来知道那是人民公社前期的高级社，父亲是社里干部，经常带领着民工们不是建水库，就是去外地修铁路。父亲没官架子，为人诚实宽厚，是个能拿工资令人羡慕的人。只是随着姐姐下面我们兄弟五个的相继出生，父亲便力不从心，难以填饱大小七八张嘴。那时生产队里发粮凭工分，工分少的缺粮户发粮得交钱。我娘骂父亲，儿女都养不活，还当么事官？不如回家算了！

父亲真的被母亲逼回了家，务农挣工分。可还是捉襟见肘。大姐没念书，打小就在生产队里干农活。那年大哥念五年级，成绩很好，二哥念二年级，成绩也不错。父母没法，只好把两人扯出了校门，让大哥挣工分，二哥去放牛。大哥哭了。大哥的老师找到家里，对母亲说大哥读书有天赋，半途而废未免可惜。母亲叹着气，说读书再要紧，总没有填饱肚子要紧。人都要饿得没命了，还念么事书。

有了大哥和二哥的辍学务农，家里的生活确曾一度好转，有段时间生产队里发粮，母亲都能高兴地催促父亲快拿谷箩去挑。于是在我六岁那年，母亲蜜笑地拿出五毛钱，带我去村里的小学报了名。

母亲的笑容很好看，在我的刻骨记忆中，一直都觉得有点像电影某明星。那笑像一条美丽的小金鱼，在我记忆的玻璃缸里游来游去。母亲眉清目秀，身材适中胖瘦有度，虽没什么好衣服，她她总是收拾得干净利索，连补块破片都力求漂亮精致，找不到一丝皱褶邋遢的地方。她的头发总梳成齐耳的传统式，没有头油，香油也要抹上去一点，弄得平平整整油光锃亮，似乎连蚊子飞上去都难歇住脚。我想不明白，母亲并非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会如此讲究，并且那么天生丽质？

母亲的身世其实凄楚。母亲姓占，娘家离我村不远，只有里把路。母亲的娘家成份不大好，是个中富农。我没见过那个因了做过一阵阉猪匠、后来戴了富农份子帽子的外公，只见过外婆。也许母亲的童年过得还可以，但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外公被批斗屈死，外婆被迫改嫁，母亲那弱小的命运，便有了从天上跌到地下的大转折。外婆改嫁时母亲才八岁，还有一个六岁的弟弟。外婆无法带着一双苦命的儿女改嫁，只好将母亲送到了王家给我父亲当童养媳，儿子则留给了小叔子。那留给小叔子的我应喊作的亲舅舅，在我母亲走后没两年，也许因为受不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就步行要饭只身背井离乡去了景德镇，很久没有音信。及至十多年后，母亲才无意中探到了消息，赶去景德镇与她弟弟见过一面。而大哥二哥和我，则在后来分别见过这位舅舅一次。舅舅一直没返乡，直到母亲和舅舅相继去世，两家人都没再见面。

母亲到了王家后，厄运便更加降临。爷爷三代单传，到他手里又生了两个女儿，只我父亲一根独苗。爷爷是贫农，不怕被人戴高帽子游行，但爷爷不喜欢奶奶，一纸休书将奶奶赶走，重新娶了个女人。那女人使我的父母受够了后娘的欺凌。爷爷在时倒好些，后奶奶还能对父亲假惺惺，一旦脱离了爷爷的视线，便对父亲百般刁难，甚至夺下父亲的饭碗不给饭吃。父亲生性厚道，总是忍气吞声，一个人悄悄地落泪，不敢告诉爷爷。爷爷虽喜欢后娘，当然更宠爱儿子。父亲不告诉爷爷，是怕爷爷打后奶奶。爷爷发脾气时很可怕，往往扯住后娘的头发往死里揍。后来父亲对我们说，后娘也是娘，能忍就忍忍算了。

但母亲没那么好欺负，对后奶奶渐渐产生了叛逆和对抗。如果是后奶奶对她过分，她就嚎着嗓子哭着和后娘闹，不去随便妥协。这局面直到与父亲圆了房，母亲才慢慢好一些。

二

因为村小只有一二年级，到我念小学三年级时，只好转到两三里路外的大队完小。我来去学校的途中要经过大队部，那里有个小商店，卖东西的是改嫁后的外婆邻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那男人和我的母亲颇熟，又和外婆的村子都姓沈，而且同宗，所以按照辈分，母亲便要我喊这个男人为舅舅。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去小卖店里买支铅笔，那舅舅见店里只我一个人，便有点紧张地先看看店外，然后就急忙称了一斤红砂糖，用纸包好后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回家后交给母亲。

那是个深秋，天已呈寒。一些怕冷的树叶子都掉光了，路上的草也早褪了绿意，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只穿了两件将破未破的旧褂，下身只一条单薄的裤子，因此在北风中有些发抖。然而，我的心却好像被一股暖流涌动着，那暖流便是来自书包里的那包红糖。我止不住想，那糖吃进嘴里肯定是很甜的。刚这么一想，我的肚里便好像倏然真的钻出了许多虫子，弄得我喉咙发痒，不停地咕咚咕咚吞着口水。

那书包里似乎有只手，急急地招我把它打开。我终于忍不住打开了书包，拿出了那包红砂糖。糖是用一张褐色的牛皮纸包的，包成了圆锥形的宝塔状。我怕拆开后难恢复原样，就把尖顶撕开露出了一个小洞，然后用手指头往里去抠。我抠出了一团糖来放到嘴里，顿觉一股甜甜的味道真是好极了。不，应该说我还没几大品出它的甜味，如同偷吃人参果的猪八戒。我赶紧再抠出一团，却是舍不得立即放到嘴里，而是先轻轻地捏在指间，心想这团稍微用力一捏，就会碎成粉末的红砂子，怎么会有这么甜呢？我观察了好一会，才用舌尖去慢慢地舔进口。当我左观右舔，发现指头上的红砂糖消失贻尽时，身上却陡然吓出了一股冷汗。完了完了，那位沈家舅舅拿的红砂糖，被我给撕破偷偷地吃了，等下母亲发现，岂不要招来一顿好打？于是我恨不得将吃进肚里的红糖全都抠出来，重新放回到纸里原样包好。我正呆呆地不知如何是好，蓦见村口的路边有块甘蔗地。那地里高高的甘蔗林，藏个人都难以发现，若把糖藏在里面，既不需考虑怎么向母亲交代，又能在上学来回的路上继续吃。于是我窃笑了一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看看四周无人，便迅速地把糖藏了进去，在路边做了个记号。

这事无疑被母亲知道了，母亲在一次与那沈家舅舅碰面时，沈家舅舅有意无意地说到了。母亲回到家就审我，我知道事已败露，只好一五一十地彻底进行了交代。母亲扇了我两巴掌，但我的眼泪还只在眼窝里打转，母亲的泪却先行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母亲好像有点特别宠我。早上煮菜粥，放菜前总要先替我捞碗白的，中午吃蒸菜，也只象征性地给我的碗里盛一点。这种优待除了小五弟，大哥和二哥没有，四弟都难得。母亲怕大哥和二哥说偏心，便叫我放了学就早点回家吃饭，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了。

母亲不去生产队里下田地干活，这从我记事就如此，母亲顶多去菜园摘些父亲种的菜。但母亲有绩麻纺纱的好女工手艺，每天能弄上斤，这在方圆十里都难寻。鄱阳湖边的有个地方办了鱼网社，在我村里设了麻换纱点，母亲几乎每隔一天就有纺好的纱去换麻，挣些手工费，贴补家用。别看钱不多，却支撑起了家里的柴米油盐和人情礼物，很让别人家羡慕。

不光别人家羡慕，父亲也不得不折服母亲。父亲做的工分，平时都写在生产队的工分簿上，只有到年终，若扣除口粮款还有剩余的话，才能领回家。可我家年年缺粮户，父亲总两手拢胳膊，没钱领回来。所以父亲若花钱，都得向母亲要。这样一来，加上母亲好强的性格，使得缺乏底气和老实巴交的父亲，只好家里的凡事都让母亲作主。

母亲主家里的“政”，我们兄弟也服。因为有不少事实说明，似乎母亲的脑子要比父亲活泛。当然也许是父亲天性善良，不跟母亲斗。但不管如何，母亲便慢慢成了家里的慈禧式人物。我们兄弟若有事问父亲，父亲总是一句话，去问姆妈。我们就渐渐地再也不去问父亲了。

大哥和二哥出校门后，家中过了两年还可以的日子，年终虽当不了余粮户，却也欠账不多。可后来，由于二哥的两次顽皮，又把家里的生活推进了深渊。

大哥的性格比较文静，在外边从不惹事，在家时没事就吹吹笛子。吹笛子是大哥在学校念书时学会的，尽管吹得不大好，却让沉闷的生活添了点乐趣。二哥则不同，放牛的时候不是玩忘了让牛吃了庄稼，就是骑在牛背上，把牛当马骑。这两种行为最后都换来一种结果，那就是被生产队里罚款，扣他的放牛工资。有时候一年扣下来，几乎是白白放了一年牛。父亲叹气，母亲更气得戳着指头骂，你这个扫把星，牛都能教转耖田，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

那年的下半年，二哥又连续弄出了两件轰动全村的事。先是玩火时将一只禾杆堆和牛栏屋烧了，尔后没到一个月，他放的水牯牛跌下了高地岸，一条后腿摔断了骨头。这两件赔偿加起来，更使得家里一贫如洗。二哥无疑在家里遭到了两顿毒打，可是打有什么用呢？ 

三

大姐嫁人了，嫁给了小姑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哥。

大姐继承了母亲的身体优点，个高脸蛋俊。不比我们兄弟几个，都是没脱模子地继承了父亲的德性，个小身体弱，就像一只面黄肌瘦的老猴子，带着几只营养不良的小猴子，整个一花果山。母亲将大姐嫁给大表哥，是看到可以亲上加亲。而且认为小姑的家比大姑家离我们村近，凡事也好有个照应。但是母亲很快地发现错了，后悔得不行。

母亲本想让大姐在家里再呆两年，多帮家里挣些工分。可小姑和大表哥不同意，仗着有亲戚在公社里当干部，没经我母亲这位慈禧太后的同意，便将大姐的户口强行弄出了迁移证，生生“夺”了过去。母亲泼口骂小姑，也骂大表哥，还骂大姐傻逼，刚刚嫁人就不要娘家。直到一年多后，我的大外甥出生，母亲听说大姐的生活也不容易，方才慢慢地消了火气，将恩怨搁到了锁柜里。而我们兄弟几个，也渐渐地体谅了小姑和大表哥的难处。虽然他们做得确实过分，但是在那个年代，谁不想自家能多个挣工分的劳动力呢？

母亲尽管放下了芥蒂，但说去小姑家走动，还是有点抹不开面子。而我却不管许多，一见母亲的态度松了，便拣星期六和星期天偷偷地往大姐家钻。母亲没责备，反倒装作寻我寻到了大姐家。大姐见母亲来，便非常高兴地喊来小姑一起招呼，就这样，满天的乌云总算散了。后来母亲还有点乐意我去大姐家，因为去了可以节约一天的饭。大姐也喜欢我去，我去了可以帮她带外甥。那时的大表哥家还是住香火厅，偌大的棋盘屋里用木板隔成了许多房间和厨房。我去后常常是一边看书或看着大姐做饭，一边吱呀地摇着摇篮里的外甥。大姐总变着法子给我弄好吃的，或煎鸡蛋，或想法剁点我在家一个月也难得吃到的肉，吃得我嘴馋，有时候晚上都不愿回家。大表哥推倒香火厅建新屋的时候，大姐更喜欢我去，因为做屋的事多，我去了可以摇外甥，腾出大姐的手去做饭干活。差不多可以说，我的大外甥是我帮忙摇大的。

在缓解两家矛盾的过程中，大表哥应该说搭桥疏河，做得很睿智。大表哥人高马大，国字脸，关公额，是个能干人，村里人都很器重他。对于我们家，大表哥是双重身份，既是血亲，又是姻亲。而我们兄弟，平时因喊他太哥成了习惯，所以就从不叫姐夫，仍喊他太哥。太哥虽然在经济上一直没帮我们什么忙，但是他的为人，却为我们兄弟敬重。

由于大姐出嫁，二哥又闯了两次祸，家中的生活无疑便雪上加霜，陷入了更加困境。而此时我们兄弟几个，都是正长身体的年龄。特别是大哥二哥，那种饿死鬼转世狼吞虎咽的吃相，吃得母亲心头发虚，做了上顿饭又愁下顿米。队里不发口粮，母亲去吵闹一番后也只发给一半，这一半的口粮，即便掺再多的萝卜青菜，也远远不够的。没办法母亲只好去借，可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母亲借的粮米，哪里能及时还上。债主们时间长了便上门讨要，母亲对他们说尽好话，出尽尴尬。有的债主出言不逊，骂母亲是“花舌头”嘴，只管借进，不管还出。母亲被惹发了性子，说刘备也借荆州，便和人家斗起了嘴来。我家门前的院外，常常是为了这样的事站了许多人，像看戏一样。

我家的房子是泥土屋，是爷爷手里建的，低低的五柱三间，不大。但庭院却很宽敞，院中还有棵高大的柿子树，遮天蔽日，每年都能结数百斤柿子。这天早饭后，下过雨的春天空气湿重，大队书记和队长忽然带来了许多人，不打任何招呼就指挥人动手拆我家北面的那垛院墙。母亲怒抢出屋，大问为啥拆我家的院墙？队长说村里想在这建个仓库，已经通过了大队部的同意。母亲说这是我们家地基，你们这是叫霸占，是叫欺负人！长着鹰嘴鼻的大队书记说，欺负你又怎样？有本事你去公社告去！母亲气得爆火，一边哭骂一边和他们大闹了起来。

母亲在平时与干部们吵架时有句口头禅，那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村里人也给了母亲一个母老虎的雅称，然而母亲在那天的招数却是没用。母亲手舞足蹈地像个大巫婆，句句恶毒的字眼，带着唾沫星子愤怒地咒向每个人。最初她真的像只母老虎，张牙舞爪，样式吓人，但是很快地成了一只病猫，虎相虽有，吃人不了。看来老虎若遇见更为强悍的猎物，也只能是上窜下跳，无可奈何。两位当干部的想必早有防范，队长在这边守住近似疯狂歇斯底里的母亲，不让母亲靠近，那边书记则指挥着众人，不一会就把那院墙给推倒了。

母亲突然想起了父亲，回屋去抓住了父亲的胳膊，说你原来也好歹当过高级社的干部，应该去找公社的人来评理止住。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样被人家欺负，哪有日子过？父亲真的跟在母亲的后面出了屋，但他只弱弱地考问了几句便回去了，像只胆小的兔子仍然藏回了洞穴。母亲气得对父亲大骂了几句后，忽然间像泄了气的皮球，绝望的串泪再度涌出。她望空长喊，天哪，老娘怎么这么命苦，嫁了这么一个没用的软蛋，人家都欺负到头上来了，还是这么草包熊样！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母亲哭罢多时，思量对策。出了这样的事情，在村里无疑便更加借不到粮，而一旦借不到吃的，一家人都得活活饿死。母亲一天未吃未喝，塑像样地坐了一天，到了晚上又靠在了床头，整整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母亲红肿着眼睛终于宣布了两个决定，一是叫父亲去波阳县里走一转，母亲说，听说那里人少田地多，不会担忧饿死，行的话就讨个落地证，举家迁过去；二是叫我和四弟在那天也别去上学，说要带着我们兄弟四个，去大队书记家要饭。

那时四弟的手下已因患小儿麻夭折了一个五弟，后来的五弟尚未降生。当我们母子几个走出村子时，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只碗和一双筷子。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也是快吃早饭的时候，东升不久的太阳斜斜地照在我们身上，投到地面映出了一行怪模怪样的队影。村里有不少人好奇地瞧着我们，我觉得脸上有点发烧火辣辣的，赶忙把碗藏在了掖下。而四弟则由于年嫩许觉得好玩，在一旁小小地笑出声来。

大队书记家就在隔壁的村子。他一见我们的阵势，不由得露出了惊愕畏惧的神色，以为是昨日带人拆了我们家院墙，占了我们家地基，母亲今天带几个儿子来找他麻烦了。母亲却既不吵也不闹，说昨天的帐就暂且记在那里，今后我若哪个儿子有用，自会来找你算清。今天我们来是因为真的没吃的，只好到你家讨饭。书记说你讨饭也不用这么多人啊，再者也应该户户都去。母亲掠了掠那缕仍然漂亮的短发，露出了一丝凄然的坦笑，说我不想讨百家饭，就讨你书记和队长两家。今天讨了你这里，明天我会到队长家里去。

大队书记哭笑不得，我看见他侧过头去的鹰钩鼻子更象鹰嘴。他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敢撒威风的，只好叫他的老婆，赶紧把家里还未吃的白米粥，一碗二碗地盛给我们。我们兄弟四个都吃饱了，四弟还在旁边打着嗝。大哥和二哥一副阴阴郁郁的样子，既有别扭，又有无奈。大队书记问，这总可以了吧？母亲说早饭是已经饱了，中饭再来。

书记说你们应该去出工，家里又不是没有劳力，何苦这样作践自己。母亲说我们不是作践自己，而是一年四季工也出了，他爹和太崽挣的工分也不少，二崽还放牛，可就是一年到头都填不饱肚子，眼看得要活活饿死。大队书记问你到底想怎样？母亲说很简单，要粮。

大队书记被逼无奈，只好跟着母亲来到了王家村。从此我们家每月发的口粮，从那一半提高到了七成。

 四

母亲想举家迁往波阳县落户的打算落了空，原因是父亲在那儿弄不到“落地证”。母亲又痛骂父亲枉费了是个男人，只好打消此念头。

公社成立了文宣队，大哥因会吹笛子，又有些演戏天赋，被那宣传队里要了去。宣传队驻在一个大水库的深处，山环水绕，林绿竹翠。我去那看过，回来告诉母亲，说那儿都是文化人。母亲听了，似乎从大哥的身上幡然意识到，只有读到书才能被人瞧得起，才能出人头地，不被人欺。那时我正念初中，四弟也正念小学，母亲便更加地宠爱我们两个。尤其是我，母亲总用眼死死地盯住我，直盯得我有些发毛了，才转为好看的笑容说，老三要趱劲读书啊，家里的出路得看你了。

但读书需要钱的，母亲再怎么绩麻纺纱，也只能保保家用，没钱送书。过去念书的钱都是借的，可随着欠人家的宿帐增多，越来越难借到钱。母亲绞尽了脑汁，只好想到了一个招。那时的农村户户养猪，猪崽子既好买，又好卖，母亲便高价赊来猪崽子，然后再低价卖出去，这样就能用卖猪崽子的钱，送我和四弟念书。然而次数多了，周围人也有所觉察，就不大再买母亲弄来的猪崽子。母亲没法，只好用箩筐把猪崽子挑到较远的地方卖。可母亲毕竟女流，又没做过体力活，难以挑起这副虽然不大重的担子，于是我便常成了母亲的脚子和挑夫。

扮演这个角色，当然是在我的寒暑假或星期六和星期天的。记得有一年暑假末期，母亲正为我和四弟下学期的报名费发愁，忽听说附近不远的地方，有户人家的猪崽子卖不出去。母亲当即来了精神，马上便去了那里赊来了一对活蹦乱跳的猪崽子，次日和我挑去卖。

那是个清晨，东边的太阳还和我一样没有几大睡醒，母亲便把我推醒唤起了床。我揉了揉惺眼朦忪的眼睛，嘟哝着干吗要起这么早。母亲说清晨天凉，猪崽子不会热出问题，再者村子里看见的人也少。

母亲唤醒了我，接着把父亲骂起了床。随着父亲在母亲的骂声中，进猪圈装好了猪崽子，我也起床洗好了脸，吃了点泡米粉，然后就挑着担子，随母亲上了路。

田塍上的露水把我没穿长裤的双腿打得湿湿的，马路上的灰尘粘在上面，使我既涩又痒，浑不自在。当我们翻过那桃树岭，进了第一个村子，母亲已开始叫卖时，我看见东边的太阳，还只红红地露出了一个孩儿脸，从那远山朦胧的被窝里爬起来。

母亲叫卖了许久都没人买，看来这夏天的仔猪确少人要，难怪那户人家的猪崽子卖不出去。母亲只好叫我把猪崽挑进了第二个村庄。

还是没能把猪崽卖出去。母亲有些发急，而我却有些饿了，动身时吃的那点泡米粉，早不知消到哪个国里去了。但我没有说出。到第三个村庄总算碰到了一户想买猪崽子的人家，男人先把猪崽过了称，然后在关着的庭院里放了出来。男人叫屋里的女人，朝猪崽抛去了几根嫩薯藤，猪崽子不吃，只把嘴鼻嗅了嗅。男人说你这猪崽不吃东西，不是有病吧？母亲说怎么可能呢，活蹦乱跳的猪崽怎会有病？人到了新地方，也觉生分呢，何况是猪。男人听后笑了，一边把钱数给母亲，一边叼着烟说，你这话说得也是，不过得请你多歇会儿，看猪吃点东西。母亲何等聪明，知道是男人不放心，想扣住母亲等猪吃了东西，证明了没病再走。母亲心虽不虚，但猪崽子究竟出没出状况鬼才知道。于是母亲扮了个好看而由不得你不相信的笑脸，说俺是岭那边张家村的，本来多歇会没事，主要是儿子要赶去学校报名，不然也不会急着和这么便宜地卖猪崽子。男人说既是张家村的，就找你不难了。

母亲说完自己挑起了空猪担子，拉着我的手便急急出了村，逃也似地几乎小跑起来。母亲边跑边不时回头张望，好像生怕那人追过来。待我们到了桃树岭的山脚下，母亲才大口地喘着粗气放慢了脚步。我望着母亲红扑扑的脸，很想好奇地问，明明俺是王家人，为何要骗人家说是张家人？母亲好像无遐顾及我的疑惑，高兴地把那卷刚才卖猪崽子的钱，从衣兜里掏出来递到我手心，老三，这下好了，又有钱报名了，你赶紧回家和老四报名去。

我接过了钱，发现母亲的笑是非常美丽而舒心灿烂的，只是那脸上的红晕却昙花一现，很快不见了。我知道母亲刚才脸上的红晕，是由于小跑带来的剧烈运动，将血液冲到脸上逼出来的。母亲一生清苦，还不吃荤腥，哪有那么好的红润血色。不但不红润，平时还总像那石灰墙，显得颇为苍白。在那苍白的脸上，岁月和艰苦却喜欢欺负人似的悄悄做着手脚，将母亲原本白皙光滑的脸，无情地皱出道道纹来。

我的眼泪涓流而出。

一九七七年，中国的大地像翻了个个，似一位走了十年懵懂厄运的苦汉，终于否去泰来，拨乱反正。首先是国家恢复了高考，使那些念书的学子，有了盼头。那年我正读高一，预感到自己遇上了好运。

那时没高三，第二年我便参加了高考。虽然我只考取了医专，不算叫得响的大学，但我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

母亲无疑高兴，专门请来了远近闻名的瞎子汪际响师傅，说唱鼓板书为我庆祝。母亲很爱听鼓板书，平时若听说汪师傅唱歌，只要是路程不太远，都会晚上赶去，听到天亮都可以。如果在本村，母亲更是早早地搬个座具坐在他身边，夏天一把扇，冬天一桶火，听得如痴如醉，不亦乐乎。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视，村里人办红白喜事，比如说做屋上梁，贺寿结婚，举办丧事等，除少数有钱或新潮的人放场电影，多半人都是请来汪际响师傅唱唱鼓板书。《说唐》，《鸡爪山》，《岳飞传》……那传记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物，拌着敲打散落有致的鼓板，在汪师傅的口中抑扬顿挫地唱将出来，似高山流水，如梵律魔音，听得人们不忍离去。母亲听了鼓板书后，常用那书里的人物安慰自己，说狸猫换太子中的李妃娘娘也寒窑十八年呢，俺今天吃点苦，今后总有出头之日。母亲不但能安慰自己，态度上还往往能对父亲好一阵，说鄱阳湖里水漂漂，好夫好妻命里招，这是俺的命。

鼓板一打闹洋洋啊，

今天我来唱一场。

十年寒窗终有日啊，

喜登龙榜入朝纲……

汪际响师傅那次到我家唱鼓板书时，先为我唱了一段“喜歌”，意为庆贺我考取了大学，前途无量。然后问大家想听什么段子。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最后还是母亲拍了板，说就听《隋唐演义》吧，再听一回秦琼十八条好汉。

于是汪际响师傅开始长长地敲着鼓板，放喉唱起了开场白：

日出东山一点红啊，

秦琼打马到山东。

手提一对金装锏啊，

五湖四海访英雄……

五

可以说三年大学，是我人生中最为美好的难忘时光。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忘记了母亲每次给我念书的钱，都是来之不易。母亲尽量满足我的一切，说在外不能跌脸，要让我跟上大的帮伴。母亲还时不时地给我寄点家乡小吃，买了皮鞋、新衣和手表。那手表随了我三十多年，即便在母亲死后，我都要每年特意地戴上一阵。我只要一抬手腕，似乎就能看见母亲的模样，看见母亲东奔西求、憔悴揪心的样子，看见岁月和艰辛在母亲脸上，继续地干着刻痕写纹的无情勾当。而四弟则代替了我，扮演那跟着母亲卖猪崽的挑夫角色。

随着我和四弟的书念得高，花费进一步增大，加之五弟也进了校门，母亲欠别人的帐就越来越多，更显得家徒四壁债台高筑了。母亲最怕过年，年前是债户们逼账的“尽头”日子。母亲每到那时，常常整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到晚都像一只怕冷可怜的猫，蜷在灶前的火桶上，除了跟一拨又一拨的债主们说好话，便只知道哭泣，以泪洗面。我想母亲的泪水如果聚起来，怕是能解决鄱阳湖冬天的干涸。

母亲的精神近乎崩溃，脾气也是越来越坏，有时若债主三句话没说得好，就气壮山河地跟他们闹。父亲更成了母亲的骂石墩和出气筒，动不动就骂父亲是个没卵用的男人，坑害她一世，弄得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有些血淋淋的骂词，我都听得不堪入耳。父亲总耷拉着脑袋很少顶嘴，时而气得浑身发抖，时而偷偷地流一滴男人泪，更多的时候则是裂帛般地迸出一声深叹。父亲的深叹很有特色，像是轮胎里长久高压的气体，忽然被人用钉子戳破个洞，嗞啦一声地放了出来。这叹成了父亲的习惯，以至于母亲在死去多年都没能改掉。有时候我们兄弟正好好地谈一件高兴的事情，父亲都会冷不丁地在一旁发出那样的叹，弄得大家有点讨厌。

母亲终于盼到了我大学毕业，像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天光时的一丝微明。然而我却因没什么门路，被分配到了一个乡下卫生院里工作。只是不管如何，家里总算有了个能拿工资吃皇粮的人。但我毕业后帮助家里的第一件事，却不是帮母亲还债，而是帮大哥完成婚姻大事。大哥都二十七八了，再不结婚成家真的不行。大哥在几个兄弟里，皮肤算最嫩和最白，不知怎的，那么多年的风刀霜剑，硬是没能在他的身上砍留下多少痕迹。我喜欢听大哥吹笛子，因而也学会了。大哥吹笛子是苦中作乐，烦闷来时，就躲在房里吹一段。大哥在文宣队那阵曾谈过一个女朋友，但女方看到家里穷，最后退出了。我大学毕业时，刚好村里有位高中毕业的姑娘看中了大哥，母亲说人家不嫌俺家穷，又比大哥文化高，打开眼睛跳到俺这个穷窟里来，哪能不领这个情？我说当然要领这个情，要把嫂子接进门。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嫂家再怎么体谅我们家难处，一些必须的礼节和花费总是要的。何况家里就一栋泥土墙的五柱屋，连个厨房都没有。住的地方本来就挤，我有段时间都是搭住在村里别的同学家。那时大哥的公社文宣队已解体，学了裁缝在波阳山里做手艺。我和母亲说，先做个厨房吧，不把厨房挪出来，哪里有房给大哥结婚？母亲说钱呢？我说你别管，我来。

我是十月份参加工作的，离过年只有三四个月。我的身材玲珑不高，脸皮黑而不厚，但我却要厚起嫩薄的脸皮，向还不大熟悉的领导和同事们借钱。有人异样地瞧着我，问我刚到医院里工作，就借这么多钱干吗？我只好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了。还好大家都相信我，而且同情我，于是间领导带头，帮我凑齐了将近两千元钱。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工资只有五十一元钱，就这样几年的工资都被我预先支了。

冬天的太阳真是暖和。我和母亲商议，得抓几个好天气把田里的土砖砌了，快点把厨房盖起来。这时的土地已分到了户，农活可以自由安排，母亲便要父亲去山上砍树，以作盖厨房需要的椽角木料。因二哥去了外地做小工不在家里，我只好请了几天假，帮忙砌土砖，和母亲同去窑上买瓦，又就着四弟放礼拜，请师傅把厨房建了起来。

快过年的时候，大哥从波阳回来了。大哥看见新做的厨房，看见那新房布置一新，又见我把办婚礼的钱都筹备好了，瘦削的脸颊露出了由衷的微笑。母亲穿一件爱穿的天蓝色丝绫纱褂，那褂在右侧的腋下有一排奶头似的布扣子。母亲习惯地掸掸身上的灰尘，说就等你回家呢，快去大姐太哥的家里商议挑个吉日，把事办了。

迎娶大嫂的那天，家里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喜气热闹场面。我吹着笛子跟着迎亲的队伍去接大嫂子。多少年了，家里一直都沉闷压抑，这天总算是能够开心一回。我们全家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似乎要把那过去丢掉的开心，扬眉吐气地一齐补回来。

父亲三代单传，母亲的娘家家破人散，因而我们家的亲戚并不多，大哥的婚宴主要是村里的十多桌酒席。但这足够了，家里何曾有过如此的喜庆。母亲又请来了瞎子汪际响师傅唱鼓板书，盼望大哥结婚这个喜，能够冲掉家里的一切艰难和晦气。

然而盼望终归是盼望，现实还得是现实，有时候盼望与现实，恰似两只咬合不好的齿轮，相互一碰就会碰出更大的伤痕来。大哥的一场婚事，使我陷入了背负重债的旋涡。我暂时再没能力帮母亲还账，四弟又刚好接替我上了大学，所以家里高垒的债台有增无减。母亲没法，只好向在波阳做裁缝的大哥和大嫂伸手。大哥和大嫂也拿钱回家，只是不多，犹如杯水车薪。母亲又向二哥要，但二哥帮小工，挣钱比大哥还少，再加上烧牛栏屋和摔坏牛的两件事，母亲一直视二哥为灾星，没少咒二哥，使得二哥对母亲总是抱有成见。还有二哥见我和四弟都考了大学，却只让他念到了二年级，小小的年纪就被扯出了校门放牛，便更加认为母亲有偏心。二哥有了这些偏见，加之也着实到了老大不小的结婚年龄，因此母亲向他伸手，比大哥更难。

大哥结婚的下半年，大嫂生了大侄子。过年大哥回家时，向母亲提出了分家。母亲像明白了什么，叹口气低眉地望着脚上自己纳的千层底鞋，说树大分杈儿大分家，这没说的。可家里这么多账咋办？你是做老大的，你爹又是没用的爹，你们兄弟有五个，做娘的只能想法把你们拉扯大，没能力帮助你们成家，家里的欠账，你得要带头分担。

母亲的意思很明白，分家可以，但是结婚的账要你们自己顶，还有家里的欠账，也要分担一些。大嫂说帮儿女成家，是做父母的天经地义的事。再说家里的欠账，老大念的书少，没花什么钱。何况这么多年了，老大难道连自己结婚的钱都没挣到？

大嫂的个头也不高，但她体形有点胖，饱满的脸蛋，弹出几许美丽圆月样的弧线。大嫂说这话时，没有了平常笑容，脸上的温柔也不知哪去了。母亲被激怒起了脾气，当即和大嫂闹将起来。

大嫂闹不过，只好回娘家诉苦，搬兵求将。大嫂的娘家在本村，离我的家仅百米之遥。没一会就大嫂的父母齐上阵，一齐气势汹汹地赶到我家里，向我的母亲兴师问罪。

我发现母亲的吵架本领是越来越炉火纯青，无以伦比。母亲不时地用手掌在膝盖拍一下，然后顿下足，紧接着右手自下往上地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随着那优美弧线的划出，食指猛地往前一指，口里便骂出一句有分量的话来，声调高亢，音色优美，像是在和人对唱着激烈动听的山歌。她骂人时衣服和头发还能保持着整洁，不像有的女人，吵架时不是披头散发，就是滚地撒泼。母亲在骂人时当然也免不得伤人，但却都能占个“理”字。母亲骂大哥过河拆桥，结了婚就不管家里和弟弟们的死活；骂大嫂既然打开眼来尿进了这个穷门，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命帮大哥带好头；骂大嫂的父母这是俺家的家事，要你们伸个什么尿桶狼嘴？母亲独战群雄，毫不畏惧，越战越勇。

我也不由义愤填膺地加入了战团，帮助母亲助阵呐威。父亲不敢上前，只在院里的枣树下，怔怔而阴阴地佝偻着腰背望着众人。大嫂见我加入，就翻脸比翻书还快，说叔嫂不同言，叔嫂不同权，你来帮水不怕车子陡做甚？我说我是看不惯，无法容忍你的做法。大嫂的母亲吼到我面前，说你当然帮娘，你念了那么多书，家里的欠账都是花到了你头上。我说话不能这么讲，如果我是老大，也是今天他的样子。我娘本就够苦，难道你们要逼死我娘不成？大家乱成了一锅粥，真是一顿好吵！直吵得烽烟滚滚硝烟弥漫，只差没有动拳脚。院外又有不少人看，不少人在抿着嘴笑，像是观摩一场免费而难得的戏场表演。

这事直到多年后，全家人才慢慢地冰释前嫌，当作那事没有发生。毕竟兄弟亲骨肉，摔不掉的锹儿敲不脱的柄，嫁进门的媳妇也是有缘人，百年修得共船渡。特别是随着母亲的悲惨去世，大嫂更是充当起了长嫂当娘的好角色，令我们兄弟几个无话可说，倍觉敬重。

六

在二哥结婚的另一年，我也结了婚。二哥不再做小工，在一个较远的的乡里办了花爆厂，他就是在那儿，得以和二嫂相遇相识的。二嫂也念了高中，这对没什么文化的二哥来说，是个莫大的填补和安慰。二嫂的皮肤白净，站在村里的媳妇中都算漂亮的，配二哥应当有余。二嫂也是个裁缝，但她常到二哥的花爆厂里帮忙，成了二哥的贤内助。二嫂的脑子精明，许是知道母亲的脾气难处，便和母亲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能不回家就尽量跟着二哥在花爆厂里。二嫂嫁进门后，母亲没和她闹，只是吸收大哥结婚时的教训，婚礼的花费不再家里出，就让二哥自己操办，分家时也没要他顶什么欠账。母亲知道，大哥其实好说话，二哥若闹起来，搬出他那没有念书的理由，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做大家都落个清净，不会再去丢人现眼。

相比而言，倒是我的妻子文化还要低些，只念了初中毕业。但我当初爱上她，并非在意她的文化和有没有工作，只在意她的人品。妻子本性温善，我想我的大家庭里，真得要多些善良的人才好。妻子在我眼里，自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个子颇高，不失秀气，虽然偏瘦，却成婷娉。她有一双温柔的善良眼，好像总是与世分忧，悲天悯人。我在与妻认识前，曾与一位乡下医院里的护士发生过一段恋情，然而红颜薄命，女友溺水，人去缘止。当我把这段遭遇，故事样地讲给妻子听时，妻子竟流出了惋惜的眼泪。我把前女友的所有来信和照片，一齐当着妻子的面扔进火里，妻子含着泪说，你能烧掉的是几张纸片，烧不掉的才在心里。妻子趁我没注意，偷偷从火里抢出了两张照片，藏在了她的日记本里。这两张照片直到多年后，才被我无意中发现。

我结婚那天飘着鹅毛大雪，婚车的队伍行驶维艰，仿佛我的人生路。但我又想瑞雪兆丰年，预示着我和妻子的爱情丰收美满。晚上母亲照例请来了汪际响师傅，她又过了一把听唱鼓板书的老瘾。

我结婚的所有开销无疑是自己出的，除了家里的米，连整酒的柴火都是我掏钱买的。这得感谢我妻子和她的父母，特别是丈母娘，在我的婚事上没半点难为我，而且还陪了许多嫁妆，使我的心在大雪天都感到暖融融的。丈母娘知道我家里不光欠人家的钱，还欠别人的粮，就用土车亲自推来谷子，叫我的母亲拿去还给人家。母亲的眼里洇出腻湿，说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我家的老三真有福气。妻子嫁进门后，常常同我去看望母亲，陪母亲叨嗑，帮母亲灶前烧火。妻子那随意而善解人意的性格，和娘处得相当融洽。反倒是我，几年后家里最后一次分债顶账时，和母亲破天荒地大吵了一架。

那是元宵节前夕，我家在商议新一年的大事。四弟大学毕业有三四年，把家中所有的余欠都追着母亲上门还了。不知是母亲打了埋伏，还是这几年又有了新欠，母亲提出来，说家里还欠别人两千多元钱，需要分割下去。大哥和二哥指望不上，四弟也老大不小，五弟尚未成人，家里的欠账无疑便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而我这些年也过得确难，参加工作就替家里做厨房帮大哥结婚，尔后帮家里还账，十来年的工资收入，基本都到了家里。我结婚时尽管妻子和她的父母体谅，但是多少总得花些钱，那些钱几乎每分每厘都是借的。加之下半年儿子出生，如今又妻子腆着个肚子，使我还未从困苦的旋涡中挣脱出来，如果再要去顶债，我觉得整个人都要被压垮了。

而且更要紧的，我认为在于对母亲痛心。母亲视父亲为废物，动不动就骂，让父亲早就把床搬到了狭小的堂后拖部里分居。母亲和大哥大嫂吵过架，与二哥间一直敌对，惟独与我和妻子，才能友好沟通，处到一块。母亲在平时很器重我，但凡家里有啥难事，她不问父亲，总是问我。大哥也一样。那年我在省城的医院里实习，大哥都专程跑去问过我事情。许是我念书比较多吧，大家便认为我能明事理。

可正因为我念的书多，就连母亲都认为这笔最后的欠账，理应由我承担。我据理力争，说我已顶了两次账，总不能因为多读了书就没完没了。大哥和二哥念的书少，也不能老对我眼红，如果我生在你们的头里，结局也一样。再者俩哥哥有此想法还说得过去，母亲却有此想法就不应该。这些年我对家里的贡献够大了，即便我念书多花了钱，也早还得绰绰有余了。我的七忠八孝，结果却成了软柿子。我的脑子在当时只想到一点，那就是母亲也学会了欺负人，看我和妻子好说话，有点踩软怕硬。我同母亲闹，质问为什么？母亲站在朝西的厨房门口，晚霞在她的发际镶出金边，却在她身上和那件一贯爱穿的，已显得宽余的丝绫纱褂，映出了单薄、精瘦和威严。母亲的脸对我微沉，没有为什么，谁叫你命好念了大学呢？

我哭了，在大哥原先结婚的房里。大哥大嫂这些年有了积蓄，便帮家里出了恶气，把那当初村里强占我家的院落建的仓库买回来了。大哥的一家搬到了那里居住，空房便成了我的婚房。我委屈地坐在床沿上，泪人似地哭得恨天恨地。妻子没和母亲闹，一旁陪着我神伤。

第二天，我和妻子便几乎收捡了所有衣物。本来妻子是来家待产的，我们只好带着四岁多点的儿子，头也不回地到了妻子的养鱼场。

正处春寒料峭，心也寒凉。妻子在养鱼场里承包了十多亩水面，而养鱼场是餐风露宿的代号，无须说妻子一个女人，在这里受了多少苦楚，连我都不得不舍弃副院长的帽子，从原单位降职调到了这里的卫生院，目的是为了能在白天帮妻子干点活，晚上和妻子做个伴。

妻子回场没几天就生下了女儿，我给女儿取名为“书婷”。二十年后女儿考上了大学，一次暑假散步时问我，爸爸，你怎么想到给我取这个名字，同学们都说好有诗意哎。我苦笑了笑，说现在是觉得诗意，当初却是失意啊。“书”是希望你长大后念好书，“婷”字本来为“亭”，意指养鱼场里那间亭子样的小屋，目的是纪念你在荒郊野外的渔场所生。你妈生你时吃了很多苦，你要永远记得妈。女儿懂事地点点头，露出了幸福的赧颜。

由于男人照顾不好月子，我只好把妻子送到她娘家，让丈母娘去照料。我则请了一年长假，准备替妻子干那养鱼的活。但妻子不放心我一个人在鱼池，刚刚满月就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回了鱼场。我看着妻子心痛，却是没有法子。

过了段时日，夏天便如约而至了，水和池埂都浓染了绿意。那天大哥来电话，说母亲病了，吃不下东西，要我回去看看。大哥也学着二哥，回家办了个小型花爆厂，母亲病了肯定会先行想到我这个医生弟弟。我说我不回去，母亲太不讲情理和良心。

是的，我生母亲的气，甚至有点恨。我那样维护和向着她，到头来反踩我的软。妻子本来去家里待产的，是想母亲照顾下月子，结果照顾妻子月子的人，还是丈母娘。还有我的童少年，如果说母亲在那时能咬咬牙关，让父亲继续当官不逼他回家，那么我和全家人的命运，也许就会轰轰烈烈地重写。所以当大哥一段时期后二次来电话时，我不想回家的态度依然坚决。

夏天正是养鱼的关键期，割草施肥下药锄地，我和妻子都很忙。况且还有双儿女，儿子才四岁多，有一次掉进了水里，若非被邻居发现险些就出了大事。女儿尚处襁褓，更要悉心呵护。我被太阳照和水里浸的，很快就成了孙猴子，变成了黝黑十足而地道的渔农。

一天上午，我和妻子在门口的池埂上锄地。女儿在摇篮里睡着了，儿子在屋里看电视。妻子锄地比我快，远远地把我抛在了后面。我见妻子的头上有朵长条形的白云，那云像我从童年一路走过来的浮桥，飘浮着我的全部历史，如今却共同移加到了妻子的头上。我正看得出神，忽听有人亲切地喊老三，把我从云端浮桥上拉了下来。我捩头一看，见是太哥即我的姐夫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养鱼场。我一见太哥便知有要事，否则太哥不会亲自大老远跑来的。我忙喊回了溜出屋去捉蝴蝶的儿子，和妻子一同回到了小池屋。太哥一进屋里，只抹了一把汗，便说老三不好了，你得赶快去看你娘，你娘这次恐怕是病得不行了。

我唬了一跳。太哥的亲自到来，由不得我不相信事实。自从大姐嫁给了太哥，我们兄弟里等于又多了个兄弟，太哥说的话，我们兄弟都很尊听。但我尚有狐疑，说大哥来电话，我以为是母亲变着法子想我回去，难道是真的病得那么重？太哥说不哄你，你娘真的病得很重。你大哥知道你还生娘的气，自己又不好来，只好我来请你。

妻子也有点慌了，顾不得烧火弄点心给太哥吃，一串眼泪先流了下来。前不久她的母亲也被查出了卵巢癌晚期，省医院已经告知了没治，如今又听说我娘病得很重，两个母亲一齐被大病击倒，妻子哪里受得了。妻子汲了下鼻子，对我说快去看看吧，就是再生气，也是你的娘。不要像我的娘，晚了连治疗的机会都没有。我用力点头，慌忙推出自行车，随太哥出了门。

回到家里看到母亲，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母亲躺在床上的模样甚是吓人，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头发凌乱，面无血色。在那高耸而深陷的面骨上面，似乎只蒙了张人皮，几乎是一具没死的骷髅。

母亲过去清秀的脸相不知哪去了，数月未见，显现的是病入膏肓，形容枯槁，像是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我哽着嗓子喊了声姆妈，一串潸然而出的泪就在眼眶里升涌着雾气。母亲气若游丝地唤了声老三，眼里的那颗残灯样的火苗只稍跳动了一下，便怔怔地对我望在了那里。那眼里有喜，有爱，有悔，有怨，更有哀。母亲想流泪，但是全身的血和水分都似乎干了，泪水流不出来。我当即决定，同大哥和太哥三人将母亲送去了县医院，结果一查，母亲是食道癌，已到了末期。

我的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不早来？为什么生母亲的气？如果我早来，何会成这样！我该早就想到，母亲对父亲一直不好，生活的重重压力，使得她对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父亲常常说母亲口孽罪重，为了能忍气吞声，这些年信了基督教，借以修养自己的忍性。父亲当然在暗地里也操心我们兄弟，有一次我竟发现了父亲跪在床上祷告，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祝愿和爱着自己的儿女们。但母亲得病，父亲不可能一下从恨意中走出来的，顶多只无奈地尽点丈夫的责任，尽些人性。

我虽为医生，却无力回天，知道母亲将不久人世。我只好一边忍痛地给母亲吊针用些药，让母亲尽量能感到舒服一些，一边和大哥准备着后事。这时我的丈母娘也被县里的医生打发回了家，尽人意听天命地作最后无畏的治疗。许是两位亲家母同病相怜吧，或是丈母娘念着母亲过去的好，病塌上叫我把木料赶快买好送她家，让我的小舅子帮忙请师傅做棺料。而就是那一天，我的母亲去世了。

母亲是一个人静悄悄地走的。清晨我和大哥去我的丈母娘邻村购买割棺的木料，四弟在九江工作，二哥在花爆厂也接到消息，两人正在往家赶。早饭时未满十岁的侄儿端去了米汤，发现连呼着奶奶都没有回应吓得跑了，父亲再到房里便见母亲没有了气息。母亲可谓命好，为三代单传的父亲生了五个儿子，母亲更可谓命薄，没有享过一天福，童养媳时孤身到王家，死时又孤身一人赴黄泉，枉费命好生了这么多儿子，连个送终的都没有。

母亲死在大热天的六月初一，本来是个能够晒得鸡蛋熟的日子，却突然来了个大寒潮，使大姐在夜间守灵时，都要穿上毛线衣。我想起了“比窦娥还冤”的典故，传说窦娥在法场行刑时对天高喊，若老天怜我，认为我冤，就请降下雪来，给我清白！结果在大热天里，果真降下了一场大雪。莫非母亲像窦娥一样死得冤？母亲的灵魂也感动了上苍天地？否则这么热的天，怎么会有如此寒潮！

送母亲出殡时天上下了好大的雨，大雨就像我们兄弟姐妹们的滂沱眼泪。雨丝看似纤弱，却是坚强摧毁了仲夏里的酷暑燠热，不惧道路中的坎坷阻挡，汇成水后驱动起流动的步伐，显示出柔中带刚、无坚不摧、拼了命也要带动它的儿女雨滴向前走的力量。大雨好像是专为母亲而下，让我能终生记住这场母亲雨，记住飘在雨丝里的母亲魂。而当时淋在那场母亲雨里，我的心好痛，眼泪和着雨水，一路流洒到了母亲的坟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