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人生矛盾

矛盾，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大凡思想家，都充满着矛盾。作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争议的思想家、哲学家，庄子哲学内蕴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恰恰是他人生矛盾的真实反映。

自汉以降，有关庄子思想，虚无主义说、悲观主义说、混世主义说、出世主义说、滑头主义说、犬儒主义说、无情主义说者均而有之。从不同侧面看，这些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但是，把这些观点放在历史的天平上看，不攻自破。这既归因于解庄者抱持“以我解庄”的态度，同时，又不可否认，庄子哲学的矛盾，其内在矛盾与其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也与解庄者看不透庄学中矛盾双方深层次的转化关系有关。隔代观庄，穿凿附会，势必支解庄子思想；不能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观察庄学，也势必一叶障目，难以窥见庄学思想全貌。

庄子所处的时代，从经济基础看，奴隶社会趋向解体，以新兴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正处于胚胎发育阶段，经济政治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化；从社会环境看，战乱四起，危机四伏，残暴无道；从文化背景看，“道术将为天下裂”，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百家争鸣；从自身因素看，作为没落贵族中的一名知识分子，“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饱受人间世冷寒。物质与精神、文明与道德、理想与现实的交互碰撞煎熬着哲人，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以及哲学思想的形成。

纵观庄子的人生矛盾，既有无法超越的客观矛盾，也有无力解脱的人间世的矛盾，还有“成心”误认的矛盾，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既对立冲突又互为因果、相互转化，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构成了道家哲学的重要内容。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些矛盾，是步入神圣庄学殿堂的梯阶。

悲观与乐观的矛盾。悲观与乐观，两种不同的人生处世态度。庄子的人生悲乐交织，悲观中充盈着乐观的旷达，乐观中弥漫着悲观的意绪。清醒无法逃脱的奴役、战乱，无法掌控的命运，庄子苦于“今夫天下之人牧”的乱世，“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无休止的争攘；忧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的世俗人生，忙忙碌碌的无奈；哀于“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的人臣者，庙堂上的困兽犹斗；困于无法参透的生死奥秘，死后的世界究竟什么样态。

庄子认为，人生之悲在于陷入名利漩涡的痛不欲生，在于疲惫终生而空空无有，在于看不到人生的悲哀、看到人生的悲哀又找不到解决的出路。由此而感发出“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的向天一呼。不同于普通常人，庄子的悲苦，并非物质的、欲望的失落的痛苦，而是基于现实的精神病痛。

悲悯深受精神折磨的芸芸众生，庄子主张，面对精神困惑，应一如面对日夜交替、春去秋来般坦然，“坐忘”死生贫富，“无情”是非困扰，“哀乐不入于胸次”，与道同流，于宁静中与物为春，戏游至乐。是庄子解开了东方人的精神之结。

忘，游之始；游，忘之动；乐，游之趣。从悲苦的原点出发，庄子架通了由忘而游至乐的桥梁，并以鹏翔九天的逍遥游、鲦鱼悠然的自适游、皋林美仑美奂的忘我游，呈现出自适其适、忘适其适的道境，于此境界，忧乐俱释，物我皆忘，万般悲愁烟消云散。

源于对悲观与乐观的深微认知，以及对这一对矛盾的有效化解，庄子解救了陷入悲苦泥淖的忧困人群，从而拯救了一个族群，也培养了后人乐观逍遥的品格。对于东方人的精神成长，可以说，他既有解救之力又有塑造之功，我想，庄子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随俗与孤傲的矛盾。人，社会的个体存在，无数个体构成了人类社会。滴水离开大海终会干涸，个体脱离社会也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庄子哲学，人类精神史的结晶，是涉及百工有关世俗人道和天道的哲学。他穷困潦倒，靠编织草鞋养家糊口，因断缺口粮借粟监河侯遭拒，因“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遭魏王讥讽；他与哀贻驼、支离疏、叔山无趾等残疾人为邻，与南郭子纂、子桑户、孟子反等修行道人为友，与庖丁、轮扁、承蜩者等技工巧匠为伴。生活在乡间的底层草民中，“入其俗，从其令”，正如其言，“不谴是非，与俗世处”。

随俗，真实的生活内容；孤傲，清高不群的风骨。漆园护林、濮水垂钓，乡间的清苦生活与孤傲不羁的精神追求构成了他的双重人生性格，世俗给予了庄子哲学思想充足的养分，孤独、孤傲，其哲学思想孕育、成长的不可或缺，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孤傲、“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的孤独，这个最孤独的人原创出先秦时期最幽深的哲学思想，这也是千百年来，后人说不尽、读不透、悟不明庄子思想的根源所在。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思想在中华时空闪耀着最眩目的哲光。

大凡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没有谁的人生不得不随俗而又不孤独的，古今中外，无有例外，概莫能非，庄子如此，苏格拉底如此，尼采亦如此。流落乡野独钓江雪的柳宗元、家道中落倦宿寒舍愤书悲凉之雾的曹雪芹，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有无法化解的孤独，都有无人读懂的苦衷，还有超迈群俗桀骜不驯的风骨。他们的身上都摇曳着庄子的影子，庄子是他们的隔代知音、灵魂知己，还是精神导师，唯有外儒内道之人知悉。

安命与逍遥的矛盾。庄学史上,对安命与逍遥二者的关系颇有争议，尤其是对安命概念的注解，以辞害意者有之、断章取义者有之、宿命论者有之，这些注解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亵渎庄学“命”本意的因素。学者刘笑敢认为，庄子的“命”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之事”“是人力不可及的必然”，有着浓郁的宿命色彩。胡适、冯友兰等以西解庄者窄化地理解内含蕴藉的“命”，遮蔽了庄学独特的思想魅力和原创生命力。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借用这句话的意思，我想说，只有走进庄子所处的时代、走进他的生命深处，才能读懂庄子，对接其思想。

庄子的“命”，一字含四义，即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以天命为统摄，由天命而生命、而性命、而运命，命命贯通，联系成一个整体。其命虽然有必然性的成分，亦有偶然性的因素。“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指出了命的必然性；“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揭示了命的偶然性；“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二者均有“命即自然”的意涵。“命”乃“天道自然之流行变化”的本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流行变化自然如此，即道的运行。命运，作为道的流行部分，跌宕起伏，迂回波动，亦属自然，个体的人应坦然处之。“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无为，道的本性；安其性命之情，遵循道的本性自然无为。从道的高度清晰地阐述了安命无为思想。

庄子的意义不仅在于把人从“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提出了逍遥游，他笔下御风而行的列子、乘云气的至人、御飞龙的神人、逍遥乎无为之业的大宗师，遨翔云天，何不逍遥；他勾画的无何有之乡、四海之外、尘垢之外，那些无限自由的精神王国，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的梦寐追求。

不可否认，庄子的逍遥境界、逍遥人生有着梦幻的色彩，但是，他消解了安命与逍遥的对立矛盾，把人从“命”的束缚解放了出来，安闲任放、无拘无束地遨游于无限自由的生命境界，活出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的洒落人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不甘命运沉沦的笔墨文人的心灵里永远活着一个庄子。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时间，人的存在方式。时间无限，空间无垠，相对无始无终的时空，人的生命不过一瞬。“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作为智慧生命，总是以有限人生试图认知无限存在。有限生命与无限心思二者竟日相逐，耗神伤生，劳心悴形，使人陷入危殆境地。面对茫茫宇宙中的渺小人类，庄子发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感叹。

庄子认为，空间无限，即量无穷，“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时间无限，即时无止，“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事物之间的界限随时间、空间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即分无常，贵贱、喜忧、寿夭等矛盾双方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事物之间的因果无穷联系，即“终始无故”，有无相生，无限推演。

正是对无穷无尽的时空、无有终止流变的时间以及人类有限视阈的认知，庄子揭穿了主体生命的有限性与客体存在时间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于天地间对外界的认知，无疑于朝生暮死之菌对周边事物的认知；主体活动范围的有限性与客体存在空间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处于有限空间的人类认识无穷无尽的宇宙如其所言“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主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认识过程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受限于成心、环境等限制，穷尽事物本质的过程无有穷期；言与意的矛盾，“言辩而不及”“言之所不能论者，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有限的、相对的语言难以描绘无限的、绝对的存在，言不尽意也。综述以上观点，有学者认为，庄子夸大了理智能力的有限性而陷入不可知论，痛加批判，冠以他唯心义者的帽子。

在有限与无限问题上，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以道路与马为喻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对于一条“无穷”、“无极”的道路，一匹马穷尽它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却可以在这个无穷的路途中奔跑，并不断达到有限的目的地。荀子已朦胧地意识到道路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无限是有无数个有限构成的，人虽然不能穷尽无限，却可以达到无限中的某个阶段。每个人走完无限路程中的一段，人类世代地走下去，也就可以无限地接近这个无限的全程。同理，人类对知识的认知、文化的传承，一代接一代的叠加，那么，也就实现了认知的无限性。

作为后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庄子的有限与无限问题，譬如在虚名浮利、仁义礼乐等那些劳心伤神的恶欲的追求方面要有限度，善于“忘”，以无限地“忘”消解有限存在；对知识、技能、精神等促进长久发展的善欲的探索要有无限的情怀，率性顺理、率性顺天，把有限的生命融入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以“有涯”生命实现“无涯”人生，正如《养生主》篇中，他以“有涯”和“无涯”一对矛盾开篇，以“薪尽火传”之无尽延续为结尾，实现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的智慧转换。

的确，庄子对有限与无限问题的认知有唯心的因素，但是，他认识到随着时空的变化，道气不停地流变，事物之间相互转化，这些都具有辩证法思想，是其不可磨灭的哲学创见。他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矛盾的认知，使后人认识到了主体的局限性、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无限性，破除了把人的认识能力无限夸大以及把认识成果绝对化的倾向。他对有限与无限矛盾关系的探讨、对言与意矛盾的揭示，也启发着后世的辩证思维。

重生与乐死的矛盾。生和死，哲学和宗教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庄子是第一个敢于正视并回答死亡问题的思想家，有关生死的论辩也以庄子哲学的内容最为丰富，他对生死问题的认知之透彻、境界之高远，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各家无可比肩。他重生养生、乐死不惧、齐同生死的哲学观，彰显着深闳的哲学视野，也深层揭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的认知。

庄子高扬个体生命价值，认为在天地万物中生命最为宝贵，高于一切，“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身，又况他物乎！”；他提倡养生，在被誉为道家哲学精华的内七篇中专论《养生主》，通过心、形、神俱养，守住本性之真，合于自然之道，以“尽其天年”；他反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鄙视名利权位，以曳尾于涂、许由拒尧寓意不为“有国者所累”，不为名缰利锁束缚。从重生、养生、淡泊名与物三个方面构成了其贵生的哲学框架，这是后世道家贵身养生取之不尽的精神遗产。

贵生的同时，庄子坦然面对死亡，在他看来人生就是苦身疾作、思虑善否的挣扎过程，死亡是解脱、是回归、是休息，视死若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生寄也，死归也”；他以骷髅“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快活、以天地为棺椁的达观，诠释死亡之乐；他认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死生犹如昼夜四时变化一样，自然而然，不足以悲。他着重从自然而非人文的价值尺度考察生命以及与万物的有机联系，冰消瓦解了死亡恐惧，从而拆除了生与死之间的藩篱，这是对生命本质的理性思考，也是道家对人类生死哲学的最大贡献，其哲学高度接壤云天，其哲学深度直抵大化秘境。

贪生恶死，人的自然本性。在生与死这对矛盾上，庄子认为，人的生和死与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都是气的聚散结果，“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他认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死齐一，本无差别，“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以齐物观的相对主义突破了生死之困；他以道观照生死，道域境界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道的无穷流变中，“万物一府，死生同状”，不生不死，以生与死流变的质感凸显着“可得而不可见”的道。

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国人一向忌谈死亡，长期以来，生死哲学思考的重心偏向于“生”，导致对“死”缺乏足够的认识。庄子哲学的价值在于系统地论述了“死”，澄清了人们对“死”认识的误区，它与儒家的“乐生”文化形成互补，积极地丰满了中国的生死哲学理论。

用心用情者不足以读懂庄子，无心无情方觉解其生死真道，真正通达了庄子哲学，也就淡化生、无惧死。

无神论与神不灭论的矛盾。鬼神问题，渊远流长，古代的中国一直沿革着“尊神事鬼”、“先鬼后礼”的传统，鬼神崇拜成为先民们的人生信仰，往往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掌控的命运祸福吉凶等归结于鬼神问题。先秦时代，法家主要从政治实践方面反对宗教迷信，兵家则从战争经验中认识到天命鬼神的不可信，唯有庄子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迷信的无神论思想。

传统观念认为，天和帝都是指至上神的主宰，既能福佑人，又能祸乱人，人间世的一切完全由“天”或“帝”安排。庄子否定神性之“天”、“帝”的存在，剥夺了“天”的神性意义并赋予其自然的含义，“天”即自然而然；废黜了“帝”的存在，突出了“道”的至高无上地位，“夫道，有情有信……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道”自己是自身的根本，不是靠“帝”形成的，天地是道派生出来的，没有道”的作用，神鬼神帝的作用也就不存在。扬“道”弃“天”废“帝”的无神论思想暗淡了“天”、“帝”的神性光环，使人们走出迷信的魔域。他否定鬼魂的存在，针对天上有神、地下有鬼、人间有魂、死后成鬼的传统观念，他认为“通天一气”，人的生死只不过是气的聚散，何谈鬼神，哪有灵魂一说。他否定神巫的灵异功能，以神巫季咸给壶子看相四看四败、神龟托梦宋元君惨遭刳肠之祸、“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等寓言颠覆了鬼神的存在。2300多年前，道家哲人阐发的无神论宣言。

与此同时，在形神关系上，庄子却是一个神不灭论者，其神，并非具有无边法力意义上的“神”而是指纯粹精神意。他以薪火之喻阐述了形神关系，既体现了他的生死自然观，“指穷于为薪”意指个体生命的死亡，根本不存在佛教所谓的轮回转世说，又体现了他对灵魂意义上的“神”性否定，“火传也，不尽也”，是将个体生死寓于大化之中，在气的流变中实现生命永恒，其生命永恒并非指个体生命的永生，而是指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个体生命之形的消散并不意味着其精神的消亡，个体生命的死亡则意味着新的生命降生，正如庄子肉躯早已腐化成尘，其精神却穿越时空永续传递。要之，庄子之“神”并非神灵、灵魂等宗教迷信内容，实质是指思想等精神遗产。

至于庄学中那些骑日月的至人、入火不热的真人、吸风饮露的神人、游乎尘垢之外的圣人，是其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其逍遥思想的宿体，并非“成心”所理解的具有法力神功的神仙。在神巫思想弥漫的时代，被视为“怪力乱神”的无神论思想，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突破，也是古代思想史上较早的无神论发声。

无神论和神不灭论，看似一对对立矛盾，其实是“以我解庄”的“成心”作怪，如果从道家的自然观出发，对于正确认识纯粹的精神、精神遗产等以及庄学中所批判的法力意义上的“神”大有启发，把庄子之“神”解读为法力之神的唯心观也就昭然若揭，其狭隘与偏见显而易见

技与道的矛盾。道、技关系问题，庄子哲学的重要论域。道是本体的，既是物之存在的形而上依据，也是人之存在的价值源泉和终极意义。道“生天生地”，天下之物生于道，万物的生成和存在都是道的无限创生力的表现；技，经验世界最直接的体现，体悟道的艺术或方法，达“道”的桥梁或媒介。“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道兼于天”，揭破出了技与道的关系，即道进乎技，道高于技。

道在技中，又超出技的层面，技只是特定工艺，道的部分显化，技上升到道的层面，则需要层层突破至对大化流变规律的整体把握。庄子认为，百家众技只是道术分裂的支系，如果以一个完整的人喻道，万众之技就像人的耳、目、口、鼻等各个器官，耳听、眼看、鼻闻、口问、手摸，虽然各有感触功能，却只能部分地感知外界，唯有“道”之整体的人，才能感通宇宙。

作为中国寓言的鼻祖，庄子最大特点是善于用寓言阐明言难尽意的哲学命题，让人在无穷的寓意中觉悟技与道的关系，一方面，用无为之技阐述合道之技，佝偻承蜩中的老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不以万物易蜩之翼”，才有粘蝉时的轻而易举；津人操舟若神，舟行水上如人履平陆，其在于心外无物的忘我；工倕指与物化，心物相融，“忘适之适”化境里，用手画出的圆堪比圆规之作，他们出神入化的技艺全任天机。另一方面，用有为之技阐述违道之技，灌园老人抱瓮灌畦的寓言故事旨在告诉人们，机械用力虽小、见效虽快，却因“机事”产生“机心”，导致“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工匠因掌握操作器械的技巧就会沉溺于对外物的追逐而丧失本性之真，陶工使黏土“圆者中规，方者中矩”，木匠使树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白玉毁为珪璋，社会生活中离弃真性的案例比比皆是。在庄子看来，机械科技愈发展，道德就愈堕落，“逮道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他认为，技术革命的节节胜利在一步一步地蚕食着完整的道，“世丧道矣”的感叹足见其对技之弊的认识之透彻。

鉴于两种认知，庄子肯定无为的合道之技，他笔下解衣槃礴者的作画之技、庖丁解牛之技、轮扁斫轮之技，均是生命体悟与天理融为一体的过程，均是匠人至道活动中生命诗意的开显，尤其是法天贵真的主张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美学的发展，千百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大批妙道自然之作无不是庄子技道的遗泽；他反对有为的技道相离，深切忧虑技术的异化，庄学中技术消极意义的例证颇多，如其所言“机心易性”、“仁义易性”，技术自肇始之日起，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戕害着生命、破坏着自然环境，特别是当下连绵不断的战火、频频报警的生态问题等，无一不是与“机心”之技创新有关，历史在反复地证明着庄子对“技”忧思的卓见。技术的诞生，正如《资本论》中所说，就“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去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庄子技道思想的不朽价值在于，作为先知先觉者，他最早地发现了人类赋予技术为谋求便利、幸福的必然要求和这一要求难以实现之间的冲突，对此，他忧虑至深，深深忧患工具之技的身不由己，鉴于此，他主张技道合一，以生命审美的方式体道习技，为后世处理技道关系指出了美的方向，展现出古老的东方智慧。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社会的设计总是痛苦现实的伴生物。正如哪里黑暗，哪里就孕育着曙光。道家在抨击当时的社会弊病和罪恶现状的同时，也建构着理想社会，老子的“小国寡民”，列子的“华胥氏之国”，庄子的“至德之世”、“建德之国”，都是他们于暗世里对星空的仰望，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

庄子的理想社会，一个“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着共给共利的社会经济基础，“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天地化均反映到人间世层面即是天下之人共同享用大自然的恩惠和社会财富，“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为安。”，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天下人均等地享有社会资源。他借用市南宜僚所说的建德之国，描述了理想社会里的人民纯朴寡欲，自由自在地生死的祥和图景；有着天人合一的天人际关系，“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万物不伤，群生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人与万物和睦相处，万物自生自长；有着至仁无亲的人际关系，对待万物一视同仁，无往而不亲，如其所言，人们品德端正却无“义”、相亲相爱却无“仁”、诚实无欺却无“忠”、言行当理却无“信”、互相帮助却无“赐”的观念，人间交往不掺杂贪心私利，自然相处；有着自然无为的社会秩序，倡导统治者效法自然规律无为而治，不自逞其能，不自言其德，不自扬其功，不自居儒家推崇的“圣人”，率先垂范而不揽功推过，那么社会运行就如同四季轮回、昼夜更替一样自然而然，天下平和安宁；有着安时处顺、自然朴素的理想人格，即其笔下的无己至人、无功神人、无名圣人等一批无粘无滞的逍遥达人。

庄子的社会蓝图，是最朴素最自然的存在模式，在他构想的社会里，既没有繁文缛节的礼，也没有沽名钓誉的名，更没有森严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贫富尊卑的差别，人们“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民朴鄙不争，人际关系单纯和谐。这是庄子在对悲惨的生存境状、弃生殉物的天人现实、相轧相盗的人际关系、昏上乱相的社会秩序冷峻思考基础上开出的救世良方，彰显着道家哲人对人间世的超越以及对人间世远景的构设。勾勒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共产主义雏形。

自庄以降，对至德之世、建德之国的批判从未间断，有学者认为，庄子的理想社会是历史的倒退，是向原始社会的回归。的确，那是个未始有封的社会，哲人旨在以其映射天地无心、圣人无情、政府无为、人人无我的理想远景，它与儒家的大同社会、帕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都反映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都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设计。

外化与内不化的矛盾。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化是绝对的、永恒的。人作为万物其一，亦化。庄子认为，“古之真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古之人是庄子的理想人物。“外化而内不化”，是他追求的生命境界和处世原则。所谓“化”就是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然的变化，而是对事物的一种反应，即随顺而化。“内不化”就是保持内心的本真而不受外部世界变化的影响，“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外化”就是积极顺应外部环境而为，它是超越“成心”对“道”的顺应。庄子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人们只能顺应外界的必然与大化同流，逆之，则碰壁受阻，头破血流。

在庄子看来，外化与内不化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两种表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外化是内不化的条件，内不化是外化的目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随顺外部变化是为了减少与外物的摩擦，以保持内心的宁静；坚守内不化才能抵御欲望，超越世俗而达到“道”的层面。按照庄子的逻辑，“外化”是化于“道”，“内不化”是守于“道”，内外一也，即是合于道。

唯有内不化才能“守其主旨”、固守人的天然真性，庄子的“外化”也是为了保证“内不化”，离开了内不化，外化也就失“道”从俗，在大千世界里随波逐流。因此，他更重视内不化，唯有内不化，才“内心凝静”，虚静常寂，保持内心的澄澈、空明，不从流俗、不与物迁 ，不与世争、随遇而安，在大化流变中逍遥自在。

在欲望泛滥、物欲横流的当今时代，如何做到外化以安身立命、内不化以固守本真人性，“外化与内不化”哲学思想尤有借鉴意义，它无疑是一副镇静剂，是我们以撄宁的心态坦然面对躁动社会的定海神针。

庄子的哲学思想矛盾是他生存矛盾的理论表述，这些矛盾饱含着他对宇宙大化、人伦社会的深邃思考，是其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和内在动力，也是他的哲学思想精髓所在。正像他的人生哲学是二元的、矛盾的，他的哲学思想矛盾的遗产也是双重的，唯有把握了这些矛盾的因果、转化关系，才能读懂庄子逍遥的人生，读懂《庄子》这部人类哲学史上的初章，自然无为地解决好当下困虑重重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