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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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生中，总会经历那么一次或几次看着自己的亲人被小心翼翼的推进手术室,随着手术室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红灯亮起，大家都不说话，再瞅一眼紧闭的手术室的大门，怀着无限的焦急、忧虑、忐忑、不安、牵挂、憧憬和希望，默默地走向家属等候区。
手术室外的等候，总是在脑海中刻下深深的烙印，一辈子，去不掉，抹不去。
一
我的人生中第一次等候在手术室外，是1992年中秋节前父亲因食道癌动手术的时候。
北宋诗人苏轼在《水调歌头》里曾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当年怎么也没想到，一向在我的心目中健壮的父亲会被推进手术室。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父亲扔下手中的镢头和镰刀，也不再是生产队的牛倌，又重新推起独轮小胶车，先是赶四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到处奔波，而是在离家二里多远的洪瑞车站摆起了水果摊。
我大学毕业以后回到故乡所在的县城工作，每个周末都要回老家看望爹娘，喝母亲熬的地瓜糊豆，吃母亲包的白菜豆腐水饺；独享爹从小推车上给我精挑细选的水果：苹果、梨、柿饼子、软枣子……
参加工作以后还能够像小时候那样在父母跟前享受这份特别的父爱和母爱，这是和一母同胞大哥相比我独享的，因为大哥毕业参加工作分配到了省城，除了逢年过节外，他就很难找到我这种可以随时在父母跟前撒娇的机会了。
父亲在洪瑞车站摆水果摊的地方，成了我每次周末回家必先报到的第一站。
在父亲摆摊的周围，还有和父亲年龄相仿的几位乡邻也摆水果摊。当年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所以我每次到父亲的水果摊前一站，总是迎来周围乡邻羡慕的目光，父亲也从心里感到很骄傲。每次见父亲的时候，我都会给父亲买点面包之类的食品，父亲则忙着给我挑选水果；有时我也在水果摊前帮一会儿忙，让父亲可以从腰间摸出旱烟袋抽袋烟歇一歇。
这份父子间其乐融融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间。
遗憾的是1992年的中秋节前夕，我如同往常一样周末又站到了父亲的水果摊前。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其实这句问话如同我们相见时随口问一句“吃饭了吗”一样随便，因为过往父亲给我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我的身体好着呢。”但这一次我听到了父亲不一样的回答，父亲用手摸着胸口对我说：“别的都没事，就是最近吃煎饼时感觉这个地方有点堵，这几天能喝稀的，如果把这个地方通开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听了父亲的话，我知道父亲的身体一定是出了大问题了。一向不愿给我添事的父亲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给我说这些事的，于是我让父亲收起水果摊，我陪同他一起回家放下小推车，饭也没吃，就用自行车驮着父亲向县医院奔去。
从挂号、看病、做钡餐造影取材化验到确诊、转院、制定手术方案，我和家里人每天都在焦虑不安中度过。妻子给父亲买了件新的灰衬衣，我带着父亲到照相馆去照了相，母亲在得知父亲患癌大哭了三天三夜后坚持到医院侍候父亲，大哥也在父亲确定动手术的头一天赶回了临沂。
离当年的中秋节整整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
父亲手术的前一天，医生把我和大哥二哥叫到医生办公室作了一次长谈后让我们签了字，医生把手术的成功与失败以及风险都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和母亲汇报后，她明确地告诉我们她的态度就是哪怕父亲下不了手术台也要做这个手术，对母亲来说，父亲就是她和全家的大山，为了挽救眼看就要倾倒的大山，宁可冒险，不能失去争取的机会。为了防止最坏的结果出现，母亲嘱咐大姐把给父亲准备的“送老衣服”提前带到医院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临沂地区人民医院尽管已有了建院百年的历史，但当时的临沂地区还是没有脱贫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临沂城历经建国四十多年的建设，整个临沂城的楼房用手指头都能数出来，位于临沂城解放路东段路南的地区人民医院，路北侧就是老东关居民区，往东相通的就是河东进城的主通道—高低不平的老沂河桥；地区医院西侧就是临沂百货三店和国营的人民饭店；再往西围在地区人民医院周围的就是沂州路中段，即今天的人民医院西门，那时俗称“南关”，有密家膏药店、有糁铺、有五交化店……
地区人民医院当时有一栋四层楼，父亲的病房和手术室都在这栋楼上。
当时父亲被确诊为食道癌中晚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只要谁被医生定为癌症，就如同判了“死刑”，我记得当时父亲的报告单上，医生对癌这个字都是用“CQ”这个符号代替的。母亲在得知父亲的病情后大哭了三天三夜，最后爬起来招呼乡邻赶快给父亲准备“送老衣服”；动手术，在人们的心中也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父亲被确定动手术的日子后，根据娘的要求，我把这个日子通知到家里的近亲属，我们姊妹5个除了留下二姐在老家作最坏的准备外，其他悉数到场；我的大伯已经去世，我大伯家的大哥二哥和他们的家人也倾巢出动。
父亲动手术的时候已经快70岁了，他的两个孙子都才一两岁，但父亲要求在他进手术室前这两个孙子必须都抱到病房让他看一看。那天早上，这两个孙子都被抱到父亲的病房里，父亲用手摸了摸每个孙子的小脸，幸福地笑了。
父亲动手术的日子正是农村开始农忙的时候，但对家里的人来说，宁愿地里的庄稼晚收割几天，但父亲动手术却是全家的大事。父亲动手术的那天，天还不亮，亲人们纷纷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医院。
我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护士推着接送病人进手术室的推车到病房门口喊父亲的床号时，围着病房内外的亲人们的心都揪起来了，父亲听到喊声先是眼睛望向病房门口的手术推车，然后把满屋子的亲人们都来来回回看了几遍，对我母亲说：“虎他娘，我去了。”
我想，凡是经历过把亲人送往手术室的都有共同的感受：对就要做手术的病人来说既怀着一种无奈的悲观又有一种被动的洒脱，病已长在自己身上了，生死有命，由上苍去处理和决定吧。对病人的亲人来说，下了决心去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就是给自己的亲人去争取最大的继续活下去的机会，当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手术室，心中一方面是极度的担心和牵挂，同时又怀着极大的憧憬和希望。
母亲从来都是父亲的主心骨，儿女们又都是母亲坚强的后盾。母亲对父亲说了句：“这里的医生水平很高，去吧。”
记得当时地区人民医院的手术室是在三楼，那时的手术室外没有家属等候室，医生要求我们留几位父亲最直系至亲的家属在手术室外的楼道里等候。对家里人来说，所有赶到医院的，都是父亲的至亲啊，于是手术室外的楼道里，楼梯间都被我家的亲人们占据了。
从父亲最初开始看病确诊到住院联系动手术的医生，我和我媳妇贯穿了全程，围在手术室外的亲人们母亲是最牵挂父亲的，同时也是我们对她最担心的，所以让母亲找了个地方坐下让她静静地等候；大姐不识字，大哥一直在省城工作，到了临沂这个地盘上也不熟悉，二哥在家务农，到了医院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敢动不敢挪，我的媳妇身边还牵着我那一岁多的儿子防止他走丢了，只有我可以称得上全家人中随时接受医生的安排，当好手术室外的联络人。
记得那天父亲的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的时候，手术室的门敞开，喊父亲的亲属，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过去，穿着蓝色的手术衣带着口罩只露出两个眼睛的医生对我说：“手术很顺利，已经做完了，正在缝合。”然后把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这是从病人身上切下来的需要送到化验室化验的，赶快送去吧。”
其实医生喊父亲的亲属时，亲人们都奋勇向前往手术室门口奔去，老母亲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大姐扶着母亲也是以比平时快很多的速度走到了医生跟前，当听到医生说手术很顺利已经做完了的话后，全家亲人一直揪着的那颗心终于舒缓了。
手术室的大门又合上了，我手里拿着需要化验的从父亲食道上切下的一块带着鲜血的肉块，快速地向化验室奔去，我身后的亲人们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点阳光，在长达3个多小时几乎鸦雀无声的气氛中走出来有人低声地说几句话。
父亲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那是一场真正的动刀的大手术。
被推出手术室的父亲躺在推车上，氧气袋，输液瓶，医生，护士……但依然处在麻醉中还未醒的父亲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为延续他的生命而努力而担心而焦虑而牵挂。
屈指算来，1992年中秋节前从父亲动手术到现在已近30个年头，那手术室外的场景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心中为当年的努力而欣慰，也为手术后8个月父亲还是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而遗憾。
二
2019年的春节刚过，我又经历了一次手术室外的等候。
这次被推进手术室的是一母同胞的大哥。
母亲三年前去世以后，居住在青岛的大哥一家还是按照农村的传统习俗，每年的春节回来给娘“守孝”。
大哥这次是在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回来的，适逢已满退休年龄的他已办理了正式的退休手续，而在办理退休手续前又接到了资深专家的建设银行总行的任职通知，综合多方因素，大哥回来后，亲人们在一起还是举起酒杯小酌一下，以示祝贺，聊表挂念之心姊妹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