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

故乡和故乡的老宅构成了我快乐的老家。

故乡和故乡的老宅在我的生命里重千斤。

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那是我生命的根，这一生，无论我的身漂游到何方，我的心还是留在了故乡。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宅，那是我一生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娘曾在老宅里给全家人缝缝补补，爹曾在老宅里操劳过度，我虽然无法从老宅斑驳的墙上去寻找我儿时用粉笔写下的阿拉伯数字，我更不知爹和娘的灵魂现在何处，但想起故乡和故乡里的老宅，我仿佛指尖划过琴键，串串音符轻轻地跳跃着，我的耳旁似乎响起了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让我愉悦，让我欢欣，让我快乐。

在春日的午后，泡一杯故乡的新茶，缱绻在记忆里的故乡和故乡的老宅里，一遍遍地触摸在故乡和老宅里的日子，在旧日的时光里品味刻在心坎上的快乐。

一

    我的故乡位于沭河西岸，故乡里的老宅位于村子的最东头，那是爹娶了娘后在祖上留给他的一间半草屋上扩建起来的。

故乡当时只有一条主街，东接沭河，西伸相邻的村庄，唯一一条出村的路，则是从我家老宅门前的巷子一直往北延伸，通过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土路连接到古道，现称岚兖公路。

关牧村演唱的《故乡的小巷》曾引起我深深地思念：“故乡的小巷深又长，青石板上木屐响，沿着古老的墙根去寻萤火虫，月亮下我的童心给了纺织娘，今夜我来寻小巷，却不知小巷在何方，萤火虫点亮点亮霓虹灯，照亮我记忆中的小巷。”

我的老祖冯鹤峻元末明初来此安家，老祖把家安在这里，紧傍沭河，土地肥沃，此后的冯家子孙都在村子的东头居住，村子的西头则为诸葛亮的后人。

儿时的记忆中我家老宅所在的房子都是大门往西开，对面一排房子都是相应地大门往东开，两排房子之间就构成了又深又长的巷子，这条巷子是一条宽约不足两米的土路，路的形状是两侧高中间凹，夏天下雨的时候可以顺利地排水，这条巷子向南连接的是一个汪，我们俗称“前汪”；向北延伸就是连接通外的一条土路。

现在回首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那开满蚂蚱菜花、仙人掌花的土院墙，那十一根木檩的草屋和草屋檐下的燕子窝，那趴在院墙外单扇木门旁看家护院的老狗，那挺着红红的鸡冠在一群“咯咯哒”“咯咯哒”的母鸡面前显摆的老公鸡，那就是我刻在记忆深处的老宅。

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傍晚炊烟袅袅的村庄和柴灰里埋着的香喷喷甜丝丝的红薯，是一声声唤儿回家站在村头相望的爹娘，是一张无忧无虑围着村中那棵老槐树玩“老鹰捉小鸡”挂满汗珠和笑脸的小伙伴，是左邻送碗渣豆腐右邻送碗骨头汤的邻居情，是村前夏天洗澡摸鱼冬天溜冰的大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的农村处在人民公社化年代，住上瓦房喝上肉汤吃上白面馍馍就是最幸福的梦想。我的故乡的两位长辈有个对话：“你说北京的毛主席天天吃什么？”我的叔叔边抽一口旱烟袋边问我的大伯，我的大伯沉思一会才回答：“毛主席可是我们全中国最大的官啦，我们唱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我们的大救星’，毛主席应该顿顿有肥猪肉吃吧？”

在那生活还不富裕的年代，对老百姓来说吃顿肥猪肉还真不容易。老宅锅屋里的盛满猪荤油的小油罐就对我充满了诱惑、带给了我童年时吃的快乐。

集市上很少见到卖猪肉的，要割肉都是到公社食品站。印象中爹娘下很大的决心去割这一二斤肉要到十几里之外的公社食品站，一大早就离开家，到了食品站卖肉的摊位前早已排起了长队。现在人们买猪肉都是要买瘦肉，过去买猪肉则是一门心思地买肥肉，因为买肉的目的不同，现在买肉是为了吃，过去买肉是为了熬油。

我家锅屋里挂在墙上的小油罐里盛的就是娘用割来的猪肉熬得猪荤油。每当娘熬油的时候，对我来说如同过年一样快乐。娘把割来的这一斤或二斤肉，捡着比较瘦的割下一块放到咸菜缸里，只有家里来客的时候才捞出来炒个带肉的菜肴；剩余的比较肥的肉娘主要是用来熬油的，娘把肥肉都切成手指头那么大的肉丁，把铁锅涮得干干净净的，锅底下的火烧得旺旺的，把这些猪肉丁放到锅里后，用铲子不停地翻炒，一会儿满屋满院子都充满了猪肉的香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养的猪少则一年多则一年半以上才出圈，猪饲料都是无污染的野菜杂粮，和现在使用添加剂的猪饲料甚至激素喂起的三个月就出圈的猪不可同日而语。每当锅里熬的猪油可以用铁勺子往外舀的时候，娘就用小铁勺一下又一下地往小油罐里添，一直到这些肉丁被榨干到一滴油也出不来的时候，娘就会把这些肉渣用铁铲铲到小黑碗里，撒上一小勺子盐，大声喊一声在院子里已经急得跺脚的我：“小馋猫，自己拿个煎饼扒棵葱，我给卷上解解馋吧。”

只要听到娘的这一声喊，心中的幸福和快乐实在是不能言表，对一个长时间吃不上肉的儿童来说，现在有香喷喷的猪肉渣吃，多么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啊。一直到现在，我对猪肉熬油后的肉渣撒上盐卷煎饼大葱的感情远远地胜过吃猪肉的感情。2015年秋天，我送儿子到云南农大去读研究生，在昆明一个酒店里吃饭，儿子让我点两个我喜欢吃的菜，我翻了几遍菜单，发现有一个菜是猪肉渣配大葱，哈，我就点了这个菜！

人生苦短，其实人的梦想和人的需求那么简单。我喜欢老宅里的一草一木，老宅里的锅屋，锅屋里的炒菜的铁锅、烙煎饼的鏊子，院子里的兔屋、鸡窝、猪圈……都带给我无尽的快乐的记忆。

我上小学的时候，娘给我买了两只小白兔，专门让邻居家的大叔给我的两只小兔子垒了个兔屋，一年四季放学后我头号的心上事就是喂兔子，从春天开始我就到麦地里、河堰上去割青草摘野菜，两只小白兔在我的精心喂养下长得很快，长大后的两只兔子每个月被剪一次兔毛，由二哥到板泉外贸收购站去出售，不仅给我换来了买学习用品的费用，每次二哥还给我买一斤板泉的谷家大锅饼。

家里的鸡屁股就是购买油盐酱醋的“银行”。那时每到春天，婶子大娘都要从卖鸡的手中赊几十只小鸡仔，参加完生产队的劳动，无论多么劳累，除了忙着给一家老小做饭吃，还要精心喂养寄托着全家一笔大收入的这些鸡仔们。那时每到夏天往往都要发生“鸡瘟”，春天买的几十只鸡仔到秋天可以产蛋的母鸡剩不下几只，这几只产蛋的母鸡就是娘眼中的宝贝。每当母鸡产完蛋在院子里“咯咯哒”“咯咯哒”开始报功的时候，娘总是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去鸡窝里把还发烫的鸡蛋收到筐子里。我上学需要到代销店买一张白纸订作业本的时候，家里需要买盐打酱油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需要炒菜肴的时候，盛鸡蛋的筐子就是娘化解这些问题的“百宝箱”。

老宅的院子并不大，但爹还是在院子的一角垒了一个猪圈。这个猪圈里的猪可是用来解决家里重大开支的希望。现在有时到大型养猪场去参观，看到现代化的养猪场放着音乐，让猪吃上快速生长的饲料，三个月的时间就长到200多斤，心中就想起小时候家里猪圈里的猪，养上一年的时间往往也没有200斤重。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里要给大哥买自行车，爹娘到处借钱也借不到，最后下决心把圈里的那头不到120斤的猪拉到了公社食品站，验猪的工作人员坚决不收，我爹苦苦哀求，最后这头100多斤的猪也就成了案板上的肉。

其实，过去谁家卖猪的这一天，是一件惊动左邻右舍的大事。历经一年多的精心喂养，大人、孩子都为这头猪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这头猪就要给这个家庭换来一把厚厚的钞票，当爹娘的盘算着这笔收入盖新房、儿女娶亲出嫁备嫁妆；孩子们则盼望着添件新衣服。如果过春节的时候，谁家的猪被生产队的几大员相中而买去宰杀后分给社员们，卖猪的户主还可优先享受分得半个猪头和两个猪蹄子，这一家过年就比其他家庭幸福多了，尤其是孩子们总是要在小伙伴们面前显摆一下啃猪蹄子的幸福感觉。

故乡是有历史的，故乡里的老宅是娘绘制的儿女成长的鞋垫，是爹珍藏的一幅挂图，更是爹娘留给儿女的叮嘱。

二

有一条小路，它或许泥泞不堪，但我们走着却无比的心安。

有一位老屋，它或许低矮逼仄，但我们住着却无比的温暖。

著名海外华人作家王鼎钧在《一方阳光》里有这样一段话：

四合房的主房，门窗向南。中午的阳光越过南房，倾泻下来，泼在主房的墙上。开在这面墙上的窗子，用一层棉纸糊得严丝合缝，阳光只能从房门伸进来，照门框的形状，在方砖上画出一片长方形。这是一片光明温暖的租界，像一块发亮的地毯。

然后，一只用麦秆编成的坐墩，摆在阳光里。一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脚边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狸猫，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玩弄针线筐里的古铜顶针。这就是我和我的母亲。

故乡里的老宅，有一个人，她的光芒超过了老宅里的男人，她挂在口中的一句话是：“我16岁嫁到冯家，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难都经过，把这5个孩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我是钢眼里拔出来的。”这个坚强的女人是我的娘。

故乡里的老宅，还有一个人，他父母早逝从小沉默寡言，他当过供销社的工人，生产队的牛倌，靠给别人点烟挣下半盒火柴开始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允许我赶四集，给我一杆秤，我不要一分钱的本钱，我照样让你们天天见钱。”这个男人就是我爹。

故乡位于沭河西岸，河滩上有几十亩的芦苇荡。这片芦苇荡不仅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捉鸟逮鱼的美好回忆，还给我们家带来了副业收入。

那时是人民公社化的计划经济年代，这片芦苇荡产生的芦苇是要分到每家每户的。这些芦苇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建房和编制芦席和斗笠。我娘和二姐主要是用芦苇编斗笠。

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夏天雨水多，冬天大雪多，那时农村的老百姓无论是挡雨还是避雪，都习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因此到集市上卖斗笠是不分季节的。

老宅草屋的豆粒般大的煤油灯光里，映衬着娘和二姐弯着腰编斗笠的身影。故乡周围集市最大的是莒南县板泉镇驻地的板泉集，位于沭河东岸，离我的故乡十五华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娘在这个集市上买的大锅饼和兔子肉，当然有一次娘领着我赶过一次板泉集，娘把我领到猪肉汤锅前买了一大碗带猪杂碎的猪肉汤、泡上热锅饼，让我吃得通身淌汗满口余香，至今念念不忘。

老宅院门口的低矮门楼下还是娘和邻居二嫂三嫂做针线缝衣套被的场所。一张芦席铺在大门口，三个女人在这张芦席上或蹲或坐，三家老小的单衣棉衣单鞋棉鞋就在嘻嘻哈哈声中诞生了。

故乡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有了自发电，但刻在我脑海里娘在煤油灯下重复着一针又一针纳鞋底的身影却是那么清晰。老娘一手拿着鞋底，总是先用一个粗针头的娘称为“针锥”的先扎进鞋底扎透了，然后拔出来，娘再把针鼻套着麻线绳的细针从刚插过针锥留的针眼插进去，从鞋底的另一面拽出来，就这样娘是扎一次针锥插一次针拽一次线绳，手累了腰酸了，娘伸一下胳膊抚一抚酸痛的腰，再用手抹一把散乱的头发……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坊坞学区召开全学区庆祝六一儿童节大会，老师提前两天通知我由我代表全学区的几百名同学发言，娘知道这个消息后，把能让我穿的最光鲜的衣服都找出来，让我穿给她看，娘的手里没有钱，无法给我做新衣服，娘最后叹了口气，下决心连夜给我纳鞋底做一双新鞋。整整两天两夜的时间，娘重复着扎针、用力、穿绳，日头出来了又落下去了，落下去又出来了，娘就这样除了给一家老小做饭还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让她的儿子带着娘的爱信心满满地走向了发言席。

爹娘一生养育了我们姊妹5人，大姐生于1951年，我则出生于1966年，到我6岁的时候，大姐出嫁了，这是我们姊妹中在爹和娘结婚后建的草屋中第一个成家的，大姐出嫁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很差，但爹和娘还是给大姐准备了一份和其他叔伯家姐妹相比更出彩的嫁妆，这就是我的爹娘，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可以委屈自己，不能让孩子丢了脸面。

娘家永远是嫁出去的女儿最坚强的后方，这就是我的爹娘。每年娘过生日的时候，全家四代人几十口围在娘的身边给她唱生日歌献红包的情景是老宅里最壮丽的一道风景。

三

我们冯家的家训就是“宽厚德隆，耕读传家”，在爹娘的心中，务农为本，读书为高，老宅的西屋是我们兄弟三人住宿的地方，也是我们读书学习的地方，一张木桌上放着一个盛满书籍的破纸箱，土墙上糊满了《大众日报》《人民日报》和《农村大众》。

高考制度恢复以后，从这个农家院里走出了两个男儿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30年后，一位颇有知名度的省级银行行长诞生了。

大哥上初中和高中的四年都是在公社驻地汤河中学，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哥就要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爹和娘尽量把给大哥吃的煎饼里糠和麸子加得少一点，但现在大哥回忆起来还是感触很深：“那时咱家里是真穷，为了不让同学们一起吃饭时看到我拿的煎饼又黑又散，我都是课间的时候就把两个地瓜干加糠或麸子烙的煎饼就先吃了，等到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去看书。”

大哥是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们村考取的第一个大学生，娘去世以后，他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永远的教诲，珍贵的财富》，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子女的教育也获得了乡邻的称赞。我和弟弟作为改革招生制度后先后走出的前两名大学生，与这位文盲老娘的指点密不可分。她知道文化的重要，但对孩子的希望是要有追求，对各自的选择不苛求。对我们求学、就业的去向，主张好儿女志在四方。主张公家的事大于天，个人的事再大也要服从于公事。我从求学到工作，三十七年的时间不在身边，老娘始终给予支持。

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是在本村的小学和离家三四华里的坊坞联中，爹和娘再苦再忙再累，唯我的学习为天大的事，老宅的西屋在大哥搬离后，就成了我和二哥的私人空间。凌晨要起床上学了，爹都是天晴的时候根据天上“三星”的位置判断时间，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爹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爹总是到西屋门前先是咳嗽一声，然后开始喊：“该起床了。”如果听不到我们起床的声音，就再喊一遍，直到听到我们走出大门才放心地躺下合合眼。

我上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要从家里拿上40张煎饼，每到星期天的早上，老宅院子西北角的石磨从凌晨就开始推起来了，爹和娘心疼我，总是不舍得喊我起来推磨，而爹和娘则是推磨的常客。我有一次给朋友聊起沂蒙山区的老百姓推磨时发了一番这样的感慨：“有句俗语说：‘磨道里的驴听吆喝。’可我所见到的都是人推磨，从未见驴推磨，其实家里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也要上去推磨。所有推过磨的人都有同样的体会：一圈又一圈，推一次一到两个小时，推磨推得头晕脑胀，停下来又想呕吐，长大了，有机会到公园里逛逛，其中有一项旅游活动是坐‘过山车’，我说打死我也不去坐那玩意，小时候推次磨就是坐了一趟‘过山车’。对娘来说，推完磨还要坐在铁鏊子前把一瓷盆糊子烙成煎饼，烟熏火烤还需要一两个小时。我上了三年的高中，吃了五六千张煎饼，张张煎饼都是爹娘的心血和爱啊。”

二十多年前爹告别了人世间，三年前娘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老宅只有爹和娘的灵魂而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真人，老宅还保持着爹娘活着时的样子，每到周末，我和媳妇还要回到老宅度周末，屋里的一切处处闪现着爹娘的身影，院内的桂花、木梨、石榴树、杏树、映山红和海棠以及种在桂花树间的韭菜、菠菜、苔菜都记录下娘的足迹。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故乡和故乡里的老宅，老宅里生活的爹娘和我的亲人们，永远是我人生的支柱和前行的动力。

（写于2019年4月25至26日）